朱莉安娜在闲置的卧室里做伸展运动。每天早上，她都会在卧室里做一些类似瑜伽的动作。这些动作的名号听起来就像美洲印第安女人的名字：“奔跑麋鹿”遇上“潺潺流水”。

朱莉安娜习惯了早起，每天早上六点半，她已洗漱完毕。我跟她完全不一样。昨夜，我的梦里充斥着鲜血淋淋、伤痕累累的脸庞。

朱莉安娜光着脚，只穿着睡衣上衣，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她弯下腰，吻了吻我。

“昨晚你睡得不怎么踏实啊。”

我把她的头按在胸前，她轻拍我的脊柱，指尖在上面翩翩起舞，感受到我的颤抖。她的动作提醒我，她对我了如指掌。

“忘了告诉你，之前，查莉跟着唱诗班去唱圣诞颂歌了。”

“该死！我完全忘了这回事。”那是周四早上的事，查莉在牛津街唱诗。“我当时跟那个探长在一起。”

“别担心，她会原谅你的。听说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有个叫瑞安·弗雷泽的男孩亲了她一口。”

“不要脸的小崽子。”

“她跟三个朋友合力抓住了他，把他摁住了。真不容易。”

我们放声大笑，然后我把她拉到身上。

“在床上陪陪我。”

她笑了笑，灵巧地滑到一旁。“不行。我很忙的。”

“来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要保护好你的‘伙计们’。”

我的“伙计们”指的是我的精子。但从她嘴里说出来，这些“伙计们”听起来像一个个伞兵。

她开始穿衣服了。她把白色的比基尼内裤顺大腿提起，拉到位置后啪的一声松开。接着，她把内衣举过头顶，肩膀一低，送入胸罩的肩带。她不会再给我一个吻。如果她再吻我一口，我可能就不会放她走了。

她离开卧室，我躺在床上，听她在房子里走动，她走路时几乎足不沾地。我听到她往水壶里倒满了水，把门前台阶上的牛奶拿进了屋。我听到她拉开了冰箱门，按下了烤面包机的开关。

我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走了六步，进了浴室，打开淋浴喷头。地下室的锅炉打了个嗝，水管“咕噜咕噜”地作响。我站在冰冷的瓷砖上等水来，身子瑟瑟发抖。喷头在颤抖。我感觉，水龙头附近的瓷砖随时会松动掉落。

喷头干咳了两下，冒出一声刺耳的怒叱。一股浑浊的细流淌了下来，突然又断了。

“锅炉又坏了！”朱莉安娜在楼下喊道。

好样的！棒极了！某处，一个水暖工正在嘲笑我。毫无疑问，他正在跟他的水暖工同事吹嘘，他是如何假装帮人修好了侏罗纪时代的锅炉，还收了那人一笔足够去佛罗里达快活两周的钱。

我用一个新的剃须刀，就着冷水刮了胡子，没有割到自己。这看起来像是一次不值一提的胜利，但值得留意。

我走进厨房，看见朱莉安娜正用按压式咖啡壶做好咖啡，并在一块全麦吐司上抹好了上等果酱。吃米饼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孩。

我还记得跟她初次见面时的情形。那年她是大一新生，在伦敦大学读语言学。我则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我是那种连亲妈都不会夸我帅的人。当时的我留着一头棕色鬈发，有一个梨形鼻子，皮肤稍稍暴露在阳光下就会立刻长雀斑。

那时我选择留在大学继续攻读学位，下定决心要睡遍学校里的每一个荡妇，结果到了第一学年末，我还没拿定主意要睡谁，但和其他想成为风流浪子的同学不一样，我用力过猛了。我也曾赶时髦，故意不修边幅、起哄捣乱，但甚至在这方面，我都一败涂地。不管我在别人家地板上拿夹克当枕头睡了多少晚，它都不肯起皱，也不肯沾上污渍。我想让别人觉得我潇洒颓废，还带着知识分子独有的忧郁，但最后呈现出的效果，反倒让我看起来像个赶着去参加人生中第一场面试的人。

我曾在南非大使馆外特拉法加广场的一场集会上发言，大肆抨击种族隔离的罪恶。“你很有激情嘛！”听完我的演讲后，她这么对我说。她在酒吧里向我做自我介绍，还让我从我们喝的那瓶酒里给她倒一杯双份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