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娜和查莉在楼下看电视。我坐在阁楼地板上，在装着旧案例笔记的箱子里翻找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文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我想让她在我脑海中复活，这样我就能问她问题了。

鲁伊斯不信任我。他觉得我在隐瞒什么。我真应该早点告诉他，我真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他。但就算我说了，事情也无法挽回。凯瑟琳已经死了，死人不能复生。

所有笔记本上都标有年月，方便寻找。凯瑟琳的数据记录在其中两本里，它们的封面是暗绿色的，书脊上的斑点是蠹鱼sup[1]/sup大肆啃噬后留下的痕迹。

我打开楼下书房里的灯，开始读以前的笔记。a4纸上画着整齐的并行线，宽大的页边上记录了每次的预约日期和时间。评估细节、医学笔记和观察结果都在上面。

我回忆中的凯瑟琳是怎样的呢？我仿佛还能看到她，穿着浅蓝色制服，衣领和袖子上绣着深蓝色镶边，在皇家马士登医院的走廊里漫步。她朝我招手，脸上带着微笑。她的腰带上总是挂着钥匙环。大多数护士都会穿短袖制服，但凯瑟琳不一样，她爱穿长袖。

一开始，我和她不过是点头之交，对我来说，她只是偶尔会在走廊或者咖啡店碰面的同事罢了。她剪了一头短发，发型像个男孩子，额头高高的，嘴唇很饱满，身上有种中性美。她会紧张得把头歪到一边，从来不敢正视我。我好像经常能碰见她，特别是我离开医院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是她在故意制造偶遇。

终于有一天，她开口问我能不能聊聊。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意识到她只想作为患者咨询一下。我给她安排好预约，第二天她如约就诊。

从那次开始，她每周都见我一次。她会把一条巧克力棒放到我桌上，在银色锡纸上掰碎巧克力，就像孩子们在分糖吃。她每吸完一根薄荷味的烟，就吃块巧克力。

“你知道你的办公室是整家医院唯一可以吸烟的地方吗？”她告诉我。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找我吧。”

她那时二十岁，通情达理，是个唯物主义者。她还和一个医院职员关系暧昧。虽然不知道她的对象是谁，但我怀疑他已经结了婚。她有时会说“我们”，意识到自己说漏嘴，又改口称“我”。

她很少笑。她总是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着我。

我怀疑她以前也看过心理医生。她提的问题都很清晰准确。她知道病史采集和认知疗法是怎么一回事。她这么年轻，不可能懂这些心理医学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她以前一定接受过心理治疗。

她说，她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无足轻重。她和家人很疏远，分居已久，她尝试过弥补家庭关系，又怕“糟蹋家人的完美生活”。

她边说边吃巧克力，偶尔把手伸进款式老套的长袖里挠挠皮肤。我觉得她有所隐瞒，但我只能等她信任我的时候再告诉我。

到了治疗的第四个阶段，她终于缓缓卷起袖子。向我展示伤疤，她有点尴尬，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她的挑衅和沾沾自喜。她想让我为她深深的伤口感到震惊。这些伤口就像生命地图，我可以从上面读出她的经历。

凯瑟琳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自残。她的父母十分厌恶对方，提出离婚。她感觉自己被夹在中间，像一个被两个小孩争夺拉扯的洋娃娃。

她用纸巾包着镜子，对着桌角砸碎了它。接着，她用一块碎玻璃划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给了她满足感。她不再感到脆弱无助。

她的父母把她抱进车里，载她去医院。一路上，他们为谁该对女儿的伤负责争执不休。凯瑟琳内心很平静。她在医院里过夜，临睡前她抚摸自己的伤口，亲了亲它，说了声“晚安”。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她告诉我，“我可以决定我要划多少刀，要划多深。我喜欢疼痛。我渴望疼痛。我活该。我知道我有受虐倾向。如果你见过我的前任就会明白，或者你听下我做的都是些什么梦。”

她从来都不承认自己在精神病院待过，也不承认接受过集体心理治疗。她隐瞒了自己大部分过去，特别是和家人相关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再自残。但是复发之后，她更狠心地惩罚自己，伤口越切越深。她大多在手臂和大腿上动刀，因为那里的伤口能用衣服遮住。她还发现，用乳霜和绷带可以淡化疤痕。

如果伤口需要缝针，她就去事故急救中心，那里离马士登医院很远。她不敢冒险在马士登医院缝伤口，怕丢了工作。在急救中心，她会告诉分诊护士一个假名，有时也会假装自己是外国人，不会讲英语。根据以往的经验，她十分了解护士和医生是怎么看待自残者的。他们觉得自残者就是想引人注目，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给他们缝针的时候，医生常常连麻药都不打。他们对待自残者的态度就是，“你不是爱疼吗？那就再让你享受一下。”

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凯瑟琳的自残行为。她要靠流血，摆脱麻木空虚的感觉。我的笔记本上还写着她说过的话：“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我感觉平静。一切尽在掌控。”

书页间夹着几块深棕色的巧克力碎片。她爱把巧克力掰碎，扔到书页上。她不喜欢我记笔记。她想我听她说话。

为了不让她再流血，我给她推荐了几个替代方案。要感受疼痛不一定非得拿刀割自己，她可以在手里握一块冰，嚼滚烫的辣椒，或者往生殖器上抹镇痛油。这些疼痛不会在身体上留疤，也不会带来愧疚感。等我们打破了她的思维死循环，我们便能帮她建立新的、不伤害身体且不那么暴力的心理应对机制。

几天后，七月十五日，凯瑟琳在肿瘤病房找到了我。她臂弯里捧着一大包纸，紧张地左右张望。我看到她眼里闪过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异样。

她示意我跟她走进一个小凹室，接着把那包纸扔到地上。我好一会儿才注意到，她开襟毛衣的袖子里塞满了面巾纸和纸巾。鲜血渗透了层层纸巾和衣服布料。

“求求你千万别让他们发现。”她说，“我真的很抱歉。”

“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急诊室。”

“不行！求求你了！我要保住这份工作。”

我的脑海里有数千个声音在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我把它们通通忽略。我让凯瑟琳去办公室里等我，自己则去找了些缝线、针、蝴蝶夹、绷带和抗生素软膏。我拉上百叶窗，锁上门，给她前臂缝针。

“缝得不赖嘛！”她说。

“以前练过。”我给她的伤口涂了抗菌剂，“怎么弄成了这样？”

“我想喂熊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