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源于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当年，他点燃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动得落泪。

为什么我们都哭了？因为他曾经是个多么伟大的运动员啊，如今竟沦落到这个地步——一个走路只能拖着脚、说话含混不清、身体颤颤巍巍的跛子。曾经的他身手敏捷，像纷飞的蝴蝶一样灵活，如今却像牛奶果冻一样颤抖。

我们会永远怀念运动员。因为如果一名科学家的身体受限，比如斯蒂芬·霍金，我们会觉得他们至少还有赖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活跃思维，但倘若一个运动员瘸了腿，那就像鸟儿没了翅膀，飞得越高，跌得越惨。

今天是周五，我坐在乔克的办公室里。他的真名是埃姆林·罗伯特·欧文斯博士——苏格兰人，却有个威尔士的名字——不过我之前一直只知道他的昵称sup[1]/sup。

他身材结实，宽阔挺拔，肩膀有力，脖颈很粗，整个人看起来更像一个前拳击手，而不是脑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好几幅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作，还挂着约翰·麦肯罗拿着温布尔登奖杯的签名照。麦肯罗在上面签了个“认真你就输了！”。

乔克让我坐到诊台前。他撸起袖子，手臂黝黑强壮。他靠着这条手臂，把网球打得像飞鱼导弹一样快。和乔克打网球，一般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球总是对着你的身体飞来。即使在空旷的场地打球，他也不管不顾，直往你身体方向抽球。

我每周五都会和乔克打网球，不是因为我们热爱网球，而是因为他对过去耿耿于怀。一个高挑的女大学生选择了我，而不是他。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而当年的那个女大学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时至今日，他还会为此生气。

“朱莉安娜过得怎么样？”他边问我，边用笔灯照我的眼睛。

“很好。”

“这个你一直遮遮掩掩的病，她怎么看？”

“她还在和我聊，我还没完全告诉她。”

“你有没有把病情告诉过谁？”

“没有。你说我要正常地生活。”

“没错。正常地生活！”他打开文件夹，草草记下笔记，又问，“有颤抖吗？”

“不怎么颤抖。有时候，我想从椅子或者床上起来，但手脚不听使唤。”

他又写了点笔记。“这叫作‘开始做事时的犹豫’。我老是这样，特别是电视上有橄榄球比赛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得走来走去，看着我的目光追随着他。

“你睡得怎么样？”

“不太好。”

“你应该听听让人放松的录音带。你知道的，就是有人用很无聊的声音说话，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这里。”

乔克格外用力地拿橡胶锤子锤了一下我的膝盖，我打了个激灵。

“这肯定就是你那块古怪的骨头了。”他挖苦道，后退了一步，“好了，你知道常规步骤的。”

我闭上眼睛，让双手贴在一起，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就这样让五指相对。我差点就成功了，要不是无名指没对上。我又试了一遍，这次我的中指没对准。

乔克把手肘撑在桌上，让我和他掰手腕。

“你们有这么多高科技，怎么还用这么原始的方法。真让人惊讶。”我说着，用力握住他的手。我感觉他快要把我的手指捏碎了。“我觉得你只是为了寻开心。掰手腕和测试一点关系也没有吧。”

“你怎么猜着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用力想把他的手压下去。我的脸一定憋得通红。他在消遣我。在那一瞬间，我真想揍这个混账一顿。

我认输了，瘫在椅子上，活动手指。乔克的脸上没有半点得意。他还没告诉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就自觉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绕圈，尝试像踏步前进一样把手臂甩起来。我的左臂看起来就像是挂在身上的，没有知觉。

乔克剥下香烟外面的透明包装纸，剪掉末端。他用舌头把烟卷好，舔舔嘴唇，然后点燃。他闭上眼睛，笑了起来，任由烟雾从嘴里飘出。

“天哪，这根烟我都盼了一天了。”他说。看着烟雾缠绕着飘向天花板，让它就像填满整个空间一样填补我们之间的沉默。

“所以，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开始有点烦躁不安了。

“你得了帕金森病。”

“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还想我说点什么？”

“跟我说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东西。”

他轻轻咬了咬嘴里的烟，说：“你早就查过资料了。我相信你连完整的帕金森病的历史都能说出来，包括每个理论、研究情况，以及哪个名人也患上了这种疾病，等等。得了，告诉我，我要开什么药？你平时要怎么搭配饮食？”

我讨厌他说对了。我把相关的资料读了个遍，甚至能把章节名和句子背给他听。上个月，我花了大量时间上网搜索关于帕金森病的信息，阅读相关的医学期刊。我了解有关詹姆斯·帕金森博士的一切。他是一名英国医生。一八一七年，他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震颤麻痹”的病。我可以告诉他，英国有十二万名帕金森病患者。在六十岁以上的人群中，帕金森病患者更为常见，每七个患者中就有一个在四十岁时开始出现帕金森病的症状。差不多四分之三的患者一开始会感到手脚发颤，而有些人并不会。

我当然有去寻找答案。不然我还能干什么？但这个病根本就没有答案。所有专家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帕金森病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中，最复杂难懂的一种。

“你之前给我做的测试呢？”

“我还没拿到测试结果。下周前应该就能拿到了。然后就可以给你开药了。”

“什么药？”

“一种混合药。”

他说起话来开始像芬威克了。

他弹了弹烟灰，身子前倾。我见他次数多了，越发觉得他像一个总裁。再过一会儿，他就会系上彩色背带，穿上高尔夫球袜。“博比·莫兰最近怎么样？”

“不太好。”

“发生了什么？”

“一名女士拦下了他打的出租车，他就把对方踢到不省人事。”

乔克一时忘了嘴里叼着烟，突然吸了一口气，顿时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棒极了！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

当初把博比转手给我的正是乔克。一位当地的全科医生把博比转手给他，让他给博比做一些神经系统检查，但他发现博比的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于是让我接手了。当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别担心，他上过保险。或许你还能赚上一笔。”

乔克觉得，我一有机会就该坚持“开药原则”，而不该坚守比我的房贷还昂贵的社会良知。讽刺的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为人就跟我现在一样。当我这么提醒他时，他说，那是因为过去所有好看的姑娘都是左翼分子。他是一个追捧“爱之夏”sup[2]/sup的社会主义者——上女人才是他的目标。

没人死于帕金森病，它会陪着你进棺材。这是乔克的陈腐格言之一。这句话很适合印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毕竟，它只够得上“杀人的不是枪，是人”这种话的一半荒谬。

得知自己患上了这个病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但经历了在马士登屋顶和马尔科姆的一番遭遇后，我感到尤为懊悔。他身患比我更严重的疾病，却赢了康克戏sup[3]/sup。

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是在十五个月前。我常常感到疲倦。有些日子，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泥浆里走路。那时我仍旧每周打两次网球，还身兼查莉足球队的教练。训练时，我要同时跟上十几个八岁小孩的步伐，把自己想象成齐内丁·齐达内，组织他们进攻，将球传给他们并完成复杂的二过一动作。

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球踢不到位了，如果我突然加速，我还会把自己绊倒。查莉觉得我在扮小丑。朱莉安娜觉得我变懒了。我则怪罪于自己四十有二的高龄。

回望当时，我能察觉到一些征兆。我的字越写越潦草，系纽扣成了一大挑战。有时，我很难从椅子上站起来，下楼梯时，我要紧紧地抓住扶手。

后来，我们和往年一样，去威尔士给我父亲庆生。那次是我父亲的七十大寿。我带着查莉去大奥姆斯角散步，俯瞰彭林湾。一开始，我们还能看得到远处的海鹦岛，而后，一阵大西洋风暴席卷而来，像一头巨大的白鲸，吞掉了海岛的身影。我们顶风前进，望着海浪冲击着岩石，感受溅起的水花打在身上的刺痛感。查莉问我：“爸爸，你左手为什么不摆起来？”

“什么意思？”

“你的手。它都垂着不会动了。”

她说得对，我的手臂正毫无用处地垂在身侧。

第二天早上，我的手臂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我没跟朱莉安娜提起这事，更没告诉我的父母。如果我说了，我的父亲，这个上帝的准私人医师，一定会严肃斥责我的疑神疑鬼，并在查莉面前取笑我。当年，我放弃了医学，投身行为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他一直不肯原谅我的选择。

私底下，我一个劲地胡思乱想。我幻想自己得了脑瘤或脑血栓。万一我是轻微中风呢？万一严重中风就要来了呢？我的想象力几乎就要让自己相信，我的胸口在隐隐作痛了。

过了一年，我才去找乔克，让他帮我看看。那时，他也注意到我的身体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有一回，当我们走进网球俱乐部的更衣室时，我突然整个人向右歪，逼得他半路停下脚步。他还注意到，我的左臂总是软绵绵地垂在身侧。乔克拿它开了个玩笑，但我感觉，他正密切地观察我。

诊断帕金森病不需要诊断测试。像乔克这种经验丰富的神经科医生，依靠的是观察。帕金森病主要有四种临床症状——手、臂、腿、下巴和脸战栗或颤抖，四肢及躯干僵硬，动作缓慢，以及身体姿势不稳定或平衡和协调性受损。

它是一种慢性病，随时间逐渐变得严重。它不会传染，通常也不会遗传。关于帕金森病有许多理论。一些科学家认为，帕金森病的病因是自由基与邻近分子发生反应，对组织造成损害。还有科学家认为，帕金森病是由杀虫剂或食物链中的其他污染物导致的。科学家并没有完全排除遗传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发现，帕金森病似乎表现出轻微的家族遗传倾向，而且，它可能还和年龄有关。

事实上，帕金森病的病因既有可能是以上几者的结合，也有可能跟它们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