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结果吗？”
“什么也没有查到。她干活的那个地方被突击搜查了，可能是在2006年2月。店铺是重新开张了，但没了老外女郎。我试着去查了她的行踪，叫人帮忙去入国管理局查了一下，那里没有名叫海伦娜的人的出境记录。或许她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双重国籍？”
“不会吧。”
“你跟她上床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她是个好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她一直是好朋友。”
“你和她有问题吗？”
“那倒没有。”
“你在跟别人睡吗？”
“我是绅士，原则上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没说错吧？”
“你说什么了？”
“你知道的。”
“哦，知道了。权宜之计。不过，有一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事？”
“那不是滑溜溜的坡道，是要人命的滑水道。”
“杰克，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必须以毒——”
“——攻毒。这个成语我很熟悉。”
“做你该做的事，把这个麻烦了结了。这比什么都要紧，你懂吧。”
“我懂。”我让他放心。他一点都不像关口，但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精明之道——也许不是个好警察，但是个好人，是个好朋友。为了我，他不顾自己职业的安稳，打破了警官之间互相袒护的潜规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到对他的仁义受之无愧，但我很高兴得到了这份仁义。
一直喝到11点30分，大家才匆匆离开，去赶末班车回家。他们走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点着一根烟，放上迈尔斯·戴维斯sup(8)/sup的音乐，关了灯，沉思了起来。
当你自斟自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整个世界仿佛死掉了，唯一听得到的就是香烟噼啪作响的声音，风轻轻摇晃着挡雨的百叶窗，cd在bose音响里轻轻地旋转着，播放着ifinaltake2/i。
我想，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寂寞过。
有种意识袭上我的心头，就像肚子挨了一拳：我的行为已经危及自己所关心、喜欢、爱着的或只有一面之交的每一个人。他们对我感觉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我用那该死的电话通过话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成了某个人潜在的筹码，而这个人却是个把人当炮灰用也不会觉得良心不安的人。
我真的需要有人说说话。我有点醉了，脑子也不是很清晰了，我拨通了关口的手机（他的号码还留在我的通讯录里，我一直没有把它删掉），它响了几次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不可能接了。现在，没有人会来给我指明方向，没有人会给我有益的建议了。没有了良师益友，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关口会怎么做呢？
这是我私下的口头禅。对了，他首先会评估一下事态。我评估了一下，看来事态并不太妙。
大部分压酷砸不会让平民卷入冲突之中，这是他们至少应该做的事情。一般都认为袭击跟你有过节的人的妻子、情人、挚友是不光彩的。真正的压酷砸是不会去痛打一个赖债者的兄弟的，他会去痛打赖债者本人。
后藤忠政是另一种压酷砸。他以刻薄、无耻著称，而那个狗日的警察实际上就是在给他火上浇油。现在，我必须弄清楚他最有可能烧到的是谁，也许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
我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而且不能等了。我上楼抓起名片盒，回到楼下，把所有的名片倒在地上摊开。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把手机上有的每个人的名字都敲了进去（我还没有聪明到把那些名字用数据线传输到电脑里去），然后按照潜在的风险给我的朋友排序。因为没有自己的通话记录，我仔细查阅了两个月的电子邮件，试着从中重现我去过的地方，跟我在一起的人。
在那些名片中，我找到了海伦娜的。皱巴巴的，在我的钱包里来回拔插得边缘都磨毛了，在我的口袋里装得都褪色了，上面满是折痕，字迹也模糊了。
我还记得她把名片给我的时候，我不得不去争取拿到它。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她，可直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她才觉得我足够可信，可以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当时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里面是一身简简单单的红连衣裙，脚上穿着长筒靴，头发梳到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她用双手递过名片来的时候，滑稽地模仿了一下日本式的鞠躬，嘴里还说道：“我叫海伦娜，妓女，不过不是普通的妓女，是职业妓女。”她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被她自己的玩笑逗得眼睛一闪一闪的。
我一直杂乱无章地记着日记。记日记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的忘性都太大。作为记者，你见的人那么多，采访的悲剧那么多，写的报道那么多，很难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去过了什么地方。但有些小物件里储存着的回忆却比电话簿大小的日记本里的多。我把那张名片拿在手中，觉得它饱含着沉甸甸的回忆。
我们曾把那张名片当作她的大富翁游戏里的“公园广场”。一个阴雨的周日，我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些事情之后，顺路去了她住的地方，我们玩了一局“马拉松”。因为一直找不到“公园广场”的卡片，她就把她的名片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争辩道，那上面租金等相关的信息一个都没有，她便凭着记忆把所有的数字都说了出来，还说道：“我了解‘公园广场’，宝贝儿。这个女人只想要高档的房地产，我就是这样的，结束的时候让你输到光屁股。”
果然不出所料，游戏结束时我便成了日本的雷曼兄弟。她真的很擅长战术游戏——大富翁、战舰、奥赛罗。这很伤我的自尊心。我想，那些游戏就是她的唯一爱好吧。
在那堆名片里，我找到了那张“公园广场”的卡片。我想，我就是当时拿错卡片的人吧。
我想不起最后一次玩大富翁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想起自己多么思念有她在一起说话的日子，于是，我一时间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我不愿去想这样的事情，但还是想到了。
如果我没有在2005年的时候打退堂鼓，或许后藤已经失权，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当时，那个决定看起来是正确的——战略性撤退。不过，真的是那样？还是一种怯懦的行为？或许只是出于懒惰？那一幕在我脑海里重现了好多次。
于是，我下了决心，只要能把他打倒，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厌倦了东奔西跑，实际上我也没有多少钱。我没有900来号人为我工作，也没有几百万美元藏在银行里。但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消息，一些联络人和满腔的怒火。
不过，在放手大干之前，我必须打几个电话，发几封电子邮件。听到我不得不说的话，很多人非常不高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再也不是朋友了。如果说我一点都不痛苦，那是在撒谎，但我明白，友谊中一般没有成为人肉靶子这种默契吧。
我把那篇文章写了出来。
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要么登出来，要么死。真的。
问题是，没有人会登我的文章，连我本来指望的人都不会了。
“这篇报道过时了。”“我们不想惹日本警视厅，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就显得非常愚蠢了。”“我不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会为我们证实这件事。”有家报社似乎对发表这篇报道感兴趣，但那家报社想要做的就是抨击美国联邦调查局，我认为那样做根本达不到真正的目的。我不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那笔交易有错，而我也不想让吉姆受到冷嘲热讽。我不能同意。
只有一个人（某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对我说了实话：“这是很吓人的玩意儿。我们发了这个，那就不但要跟后藤的律师打交道，而且还不得不花一大笔钱来加强公司的安全保障。报复是一定会有的，人员也会受伤，搞不好我们的办公室都会被扔汽油弹。而且坦率地说吧，我们一直在为创价学会印一些东西，那样的话，后藤还不让那里跟我们终止合同？对不起了。”
我想，那时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了。万事几乎俱备了，东风却怎么也唤不来。有家杂志向我保证，只要我能再找到一点确凿的证据，它就准备刊登这篇报道。我悄悄去了一趟美国西海岸，跟一个为后藤组洗过钱的艺术品经销商见了一面，结果却糟透了。
我得不到那份杂志希望和要求的东西，越来越觉得事情要落空了。我在一家20世纪20年代建的旧饭店里待了一个晚上，翻看着《完美自杀指南》，考虑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似乎是一种选择。在若干年之后，日本有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连自杀的情况也属于偿付范围里的了。要是自己了断，我既可以为我的家人留下一笔钱，后藤也没有理由去招惹我所担心的每一个人了。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自己还有可能步入那些将自杀指南付诸实践的不幸者的行列。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而且很担心——什么事都担心。
我可以说是有点沮丧了。如果不是某人恰好在某个时候来了一个电话，我可能已经那样做了——我真不好意思承认。
最后，我决定自己动手用英语写这篇报道。我抽着烟，看着太阳从机场上空升起，做着回日本的准备，然后我突然明白该怎么做了。我早就应该明白，想先用日语发表这篇报道是不可能的。我一开始就应该采取别的手段。
我估计自己能让这篇报道发表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fccj）的报纸上，结果又错了。提交了这篇报道之后，我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编辑通过电邮发过来的一份备忘录，大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一个臭名昭著的压酷砸发放签证，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肝脏移植？听起来完全令人难以置信。也许这家伙有点疯了。”
我心里很不痛快。是的，我敢肯定自己被别人看成疯子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我向自己认识的所有人求援，后来一位世交把我介绍给了《华盛顿邮报》“观点”栏目的编辑约翰·庞弗雷特。他也认为我有点疯了，但我没有责怪他。他要证据，我把手头上的所有资料都给了他，有一百来页。
我从来没有哪篇报道接受过跟这篇报道一样苛刻的审查。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回答问题，核查事实，辨别我的材料的来源，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这篇报道才得到了庞弗雷特先生的首肯。最后，《华盛顿邮报》通过独立消息来源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了我说的是真话。5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这篇报道。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也改变了立场，发表了我的文章，但略去了后藤的名字。
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跟山口组（理事会）另一派系的一个家伙取得了联系。我知道后藤被山口组的高层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
我跟理事会里的那个家伙解释说，我正在写一篇后藤忠政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交易的报道，是用英文写的。我请他把这篇文章递上去，请山口组总部给一个意见（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真的会给）。我对他说：“我想知道山口组总部是否同意了这笔交易，如果是，为什么？你们是否认为这件事有问题？”
我把用英语写的报道和我翻译的日文版给他看，他当场看了，但没有任何反应。
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态度非常礼貌。
“我们没有正式的意见。你也知道，山口组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我们也不会发表评论了。不过，上面已经授权我跟你说，非常感谢你促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件事，我们并不知情。我们其实宁愿内部处理此事。我们了解到你在这篇报道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愿意对你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给予补偿。”
我摸不透他在说什么，就直言不讳地问道：“我不是日本人，是外国人。你的措辞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30万美元，条件是不写那篇报道。只要把你的银行名称、你的账号和你存款的分行名称给我，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钱。”
“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为你在一周内准备50万美元。但我必须把它存到两个不同的银行账户里去。如果你没有两个账户，可以很容易地再开设一个。”
“不是金额的问题。谢谢。我会把最新消息随时告诉你。”
“嗯，我不认为你在做最明智的决定。你可以实现我认为你想实现的事情，轻而易举地成为富人，开始新的生活。”
“我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我很感谢这个提议，而且感到非常荣幸。但我不得不谢绝你的好意。”
“请随时与我联络。”
我答应说我会的。
如果说我对拿了钱走人不动心，那是在撒谎。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他们就把我捏在手心里了。
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我给读卖新闻社送去了一份拷贝。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比较合适。读卖新闻社没有理我，日本的其他报社也一样。我早就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在《华盛顿邮报》准备发稿之前就已经开始跟《洛杉矶时报》接洽的原因。我趁该报社的旧金山分局局长约翰·利翁纳在那一年5月来日本的时候去见了他，他很快就觉察到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报道。我跟他和查尔斯·奥恩斯坦一起忙活了好几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没有提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让他们觉得非常满意。5月31日，这篇报道成了他们的报纸的头版消息。这下日本媒体不能不闻不问了，只是有些报刊还是装作不知道。几乎所有报道了这一消息的日本媒体都畏畏缩缩地写道：“据《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称……”这是日本媒体在报道棘手的新闻时的标准策略：归咎于别人。“我们没有说——是《洛杉矶时报》说的！”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说有人想要独立核查这个消息或做进一步的调查。
报道问世了。然而后藤那边却没有一点动静。我不知道他会如何辩解，但这个消息看不到有什么效果。我呢，晚上却好睡多了。现在我成了非常显眼的目标，而正因为如此，我受到扼杀、跟我有关联的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都小了不少。但很显然，要把他打倒，我必须把一切都详细地写出来，而且必须用日语写。
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压酷砸粉丝杂志的前编辑铃木友彦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有兴趣为宝岛出版社的《被禁止的新闻报道》集撰写一个章节。我问，我们能不能一起写——这种问法非常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他也会惹怒后藤组。但他没有退缩，而是警告我说，我要做好承担巨大风险的准备。我说，我愿意做这件事。
就是那个时候他对我说我需要一个保镖。我认得那家伙，名叫望月昭夫。他一直是远藤安亘（关根元在20世纪90年代杀害的压酷砸犯罪头子）的好朋友。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体，但压酷砸之间的友谊有时会超越组织上的束缚。一个住吉会的成员可以跟稻川会的成员结为“拜把兄弟”，一个山口组的成员可以跟国粹会的成员称兄道弟。望月和远藤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好就好在我们都互相认识。我问铃木，望月为什么愿意做保镖。
“他不再是个压酷砸了，去年就脱离了组织。他有个1岁大的儿子，但没有工作。他是理想的保镖兼司机。他是个好汉。”
“是的，我认识他。不过，他过去可是个犯罪头子啊！我想有……好像……一百来号人为他干活吧。”
“没错。”
“那不是降格了，为我干活？”
“一点不错。不过他不是那种9根指头全身刺青的中年压酷砸，会有很多选择。没事的！”
于是，我雇了望月。我在为加州的一个公司做报酬优厚的扒金库产业调查项目时攒了一点钱。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到了7月，那本文集即将付梓，望月跟着我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在提交最终稿之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相当了解后藤，我认为向他求教很合适。
他读了手稿，读的时候表情不太妙。他是个非常有礼貌的家伙，过了一会儿才把他的想法说出来。
“杰克，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写，他可能会想把我们两个都杀了。当然是先杀了你咯。他真的会恨你。即使你不想这么做，也没有人会认为你没价值。你可以一走了之。”
望月先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递给我，然后用手罩着他的“之宝”打火机的火焰为我点着。
让一个前压酷砸犯罪头子在早上为你点烟、冲咖啡，感觉有点怪怪的。
当然，他现在不是犯罪头子了，是在为我干活。我觉得说他跟我一起工作更合适——不过望月先生并不这么看。我给他发工资，这样我就成了老板。他50岁，我39岁。他比我年长，也比我强壮得多，却在听从我的指挥。我一直不太理解压酷砸打手的心态，但我欣赏他们那种职业道德。
他跟往常一样穿着一件长袖衬衫，盖住了刺青，却掩盖不了左手那根残缺的手指。他不应该是个压酷砸，而应该是个艺术家。他曾经是个艺术家，而且还是个不错的艺术家。但他交友不慎，在“肥皂乐园”里债台高筑，结果稀里糊涂地成了压酷砸。有一次，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了，他砍掉了自己的一部分小指以示赎罪与自责，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扼杀了他重返艺术家生涯的机会——他从事的那种艺术需要十根手指齐全才能够胜任。他也因为违抗命令被逐出了压酷砸团体。他不喜欢上层管理人员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赚钱”的做法，他落伍了，还活在所有压酷砸都信奉某种原则（虽然在道德上可能有瑕疵）的那个时期的遗风里。一年前，他曾掌管着一百来号打手；现在，他在为一个更像是日本人的美国犹太怪小子点烟，而且还冒着风险做我的全天候保镖。
我想，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被放逐了，我们当然还没有做到我们想做的地步。我浅浅地吸一口烟，深深地吐了出来。我的肺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看了望月一眼，他在等我回答。
“我就乐意这样做。妈的，他反正要杀了我。他正在等着事情平息下来呢。如果这个机会能把那个人彻底搞垮，有可能让他被撵出山口组，我就想这样做。”
“那我就替你提防着点。”
“我很感激，但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一个新的人生。我喜欢为你干活。”
“我给你的工钱太少了。”
“没错，是少了一点。”
“我还以为你以前的组织的事情一旦解决，你就会想回去当犯罪头子。”
“不会的，我改变主意了。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觉得跟妻儿在一起过日子真不错。我也喜欢你让我干的活儿。现在我可以在雨天走过街头，也不必提防什么了。”
“我的钱只够雇你到年底。”
“嗯，到时候我会去找个新的工作。”
“谢谢你。有什么建议吗？”
“去掉‘背叛’这个词。‘背叛’这个词重了点。如果你说后藤‘背叛’了山口组，不啻是在火上浇油。找个更理想的词吧。”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本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们当时正坐在楼下客厅里抽着烟，听着他喜欢的一个不起眼的日本摇滚乐队的曲子，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杰克，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会去找出是谁干的，然后杀了他们。你大概知道我会这么做吧？”
“不，我不指望你这么做，你也不必这么做。”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应该知道这句话。在压酷砸的世界里，这就是说，一个人让你过夜，给你饭吃，你就欠那个人的人情。你收留了我，照顾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就欠了你的人情。我一贯不欠别人的人情的。真正的压酷砸就是这样做的。”
“我很感激这种情义，但……”
“那就尊重我所说的吧。那就是我会做的事情。如果我不那样做，我还算什么男人？我压根就不是人了。”
“你有什么要求？”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要想着去为我报仇，顺其自然。你不是压酷砸，但你到底是个好人。答应我，你会照顾好我的儿子——一定要让他得到良好的教育，好好地长大成人。这就是我要你做的。这就是我想请你做的。”
“我当然会这样做。如果发生那种情况，我会收养他。那你要我告诉他有关你的事情吗？”
“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个压酷砸，最后的真正的压酷砸之一，而且觉得非常自豪。”
“我会的，如果发生那种情况的话。那你的妻子呢？”
“她啊？哦，不要让她再嫁一个混蛋就行。跟记者也不行，那些家伙除了会惹麻烦外，别的什么都不会。”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8月9日，那本文集出版了，书名叫《2008年日本犯忌新闻》。早在这本书还没有摆上书报摊之前，我认识的那个在理事会里的家伙就得到了我写的那个章节的拷贝。
我添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内容：另外三个做了肝脏移植手术的压酷砸的名字。继后藤之后，是东京的另一个压酷砸团体松叶会的组长荻野义郎sup(9)/sup。他和后藤是拜把兄弟。据说荻野在手术后也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捐赠了10万美元sup(10)/sup。他之后的可能是美尾久敏——柴田给了我这个名字。接下来还有竹下三郎，他是后藤组里的恺撒·苏尔sup(11)/sup——一个财务高手，他管理着20家幌子公司和后藤组的大笔收入。1992年，他和一名同伙一起被静冈县警察署以威胁和侵犯人身罪逮捕了。当时他去向当地的一家公司老板收款，那个51岁的男子没有钱交，竹下就命令他“把你的女儿带出来，然后我要划开她的脸”。那个人不从，竹下和同伙就猛踹他的胸部和大腿，结果他不得不住院数周。
是啊，他们都是些勤劳的日本男人，当然应该在好吃懒做的美国人之前得到肝脏咯。
人们无法通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辩词，证实该校以及布苏蒂尔博士在做移植手术的时候知道这些患者当中有人跟日本黑帮有关。双方都在发言中表示，他们不会对患者进行道德判断，也不会根据他们的医疗需要来处置。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否认他们知道这些患者中的一些人与压酷砸有关联，他们只是拒绝谈论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这四个患者都知道些什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还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会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一项调查——该校医疗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在为这四个日本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时是否有不当的行为。据《洛杉矶时报》称，这项调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然而，许多人对这种牺牲美国人的权益、把器官提供给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的道义提出了质疑。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的事情可能不仅仅在道义上值得商榷，联邦执法机构的消息人士表明，该校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洗钱。有几个特工跟我解释过，国际层面上，洗钱只是意味着把犯罪所得从海外转移到美国，就像高利贷帝王案一样。因为压酷砸的大部分金钱一般都来自犯罪活动，所以，在那四个得到治疗的与压酷砸有关的人当中，很可能至少有一个人支付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部分钱是来自他们在日本的非法活动所得。据我所知，得到治疗的人没有一个曾经受到洗钱的调查，而且任何调查都需要得到日本当局的协助。当然，问题依然在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否知道他们治疗的那些人是压酷砸（据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否认他们知道那些人是跟压酷砸有关系的，但强调他们没有对他们的患者进行道德判断），以及他们是否知道任何一笔付款（或与手术相关的捐款）可能来自非法活动。我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本文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铃木接了所有的电话，接下了所有的恐吓。我想，自己不必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是幸运的。人们注意到了这本书，到处都有人在评论。压酷砸粉丝杂志《周刊实话》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本书和我本人的文章，指责我（1）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2）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国际犹太人阴谋集团的棋子，（3）是爱出风头的白痴美国人，根本不了解压酷砸有多么伟大，对日本社会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我并不知道，就在这本文集出版前后，望月的一个还在组织里的拜把兄弟把四辆汽车整天都停在我家附近。这是对后藤组的一个警告——我实质上受到了另一个犯罪团体的保护。我并没有请求他们这样做，但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举动。望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因为我会说不行。我从来不想让自己欠任何日本黑帮集团的人情，但事情还是成了这个样子。我欠了这个人的人情，而且我不得不尊重他了——他是在为我铤而走险。
我得到了一个更不积极的回音。讲谈社国际部突然决定不出我的那本书了。它让外部的人做了出版风险评估，结论并不理想。
然而，在10月14日前后，后藤被山口组正式开除了。谁说文集缺乏效力？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国家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压酷砸因为“聚众逃学”被开除了。不过，警方明确地告诉我，事实上《2008年日本犯忌新闻》的出版才是引爆点，他们提醒我暂时不要露面。
后藤的许多助手也被停职、免职或终身开除出那个组织了。后藤组被分成了两个犯罪小组，而后藤不再是犯罪头子了——他成了前犯罪头子。这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我接到了来自警察、朋友、其他记者和线人的祝贺电话。
15日，我接了个电话，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声音。我以前在一张山口组某个仪式的dvd上听到过这个声音，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接到由那个组织里那么高层的人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自报了家门，他的话简短扼要：
“感谢你提醒我们注意到了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已经圆满地解决了它们。我们对你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
随后他挂断了电话。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1)winny是一种利用p2p技术在microsoftwindows系统平台上操作的共享软件。——译注
(2)岸信介（1896—1987），日本政治家。第56、57届内阁总理大臣。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担任工商大臣，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二战”甲级战犯嫌犯，但是未予起诉。——译注
(3)据称，后藤是通过日本最有名的足球球员三浦知良（又名“知”）的父亲纳谷宣雄介绍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他的医生的。（出于种种原因，“知”回避使用他父亲的姓。）
(4)后藤忠政的移植手术是由世界知名的肝脏外科手术专家罗纳德·布苏蒂尔亲自主刀的。——译注
(5)创价学会原来是以推进教育改革为目的创立的“创价教育学会”，后来演变成宗教团体。名誉会长为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他也是国际创价学会sgi的第一任会长。——译注
(6)指用某种快速发送邮件的超小软件发送的电子邮件。这样，无需使用大的电子邮件套件即可完成邮件的快速发送。——译注
(7)宽文年间（1661—1673）在伊丹开始酿造，是江户时代以来传承至今的古今第一名酒。——译注
(8)小号手、爵士乐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译注
(9)据我所知，现在是松叶会组长的荻野和其他压酷砸并没有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交易，而是用化名及（或）假身份蒙混过关。据说后藤在让他们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事情上起到了作用，但目前还不清楚这另外三个人是怎样排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肝脏移植等候名单的。
(10)后藤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捐赠了10万美元以示感谢。为此，该大学在外科办公室入口设立的牌匾上写道：“承蒙后藤忠政先生慷慨解嚢，设立后藤研究基金，特此致谢。”——译注
(11)恺撒·苏尔（keysersöze）是电影《非常嫌疑犯》（1995）中的一个角色——一个冷酷无情、行踪诡秘的黑社会大佬。——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