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娜的失踪给我的刺激很大，要是早知道她会发生什么事就好了。什么都不知道才折磨人。

我需要进一步了解后藤忠政的有关情况——他有多大的权力，谁是他的盟友和敌人。柴田的去世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关口的去世带给我的打击就更大了。

下面就是我收集到的有关后藤的情况：

他在山口组渗入东京的行动中打了头阵，开了100多家幌子公司。他的个人资产估计不止50亿美元。他甚至一度成为日本航空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

使他声名狼藉的事件据说是在1992年5月下令袭击了受人尊敬的日本电影导演伊丹十三。伊丹曾执导过一部名叫《民暴之女》的电影。与以往日本所有的压酷砸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把压酷砸描绘成唯利是图、举止粗鲁的粗人，而不是高贵的亡命之徒。后藤不喜欢这部电影，尤其是对压酷砸不会兑现他们的恐吓的种种暗喻感到不安。5月22日，他的组织里的5名成员在伊丹家门前的停车场袭击了伊丹，砍伤了他的左脸颊和脖子，使他身受重伤。

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了新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法》，伊丹直言不讳地表示支持，成了有组织犯罪团体的眼中钉。他是压酷砸的真实所为的活生生的例子，而不是电影里假装的那样。据说他在数年后从一幢高楼上跳楼自杀了。

我收集了数百页有关后藤组的材料。我用上了在读卖新闻社工作时学会的各种招数。为了得到这些材料，我不得不在道德上作出了一些妥协，因为我需要了解我的敌人。其中有一份材料对我非常有用，那就是2001年日本警视厅在日本各地的警察机构的协助下汇编的，有关后藤忠政和他的组织的绝密报告。这份材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人为报答我帮的忙提供给我的。

在计划袭击/报复时，他们会毫不迟疑地采取极端的手段，从不考虑所牵涉到的其他人。他们会在妇女和/或儿童在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强迫那些人观看可怕暴行，这样，那些人事后就不会提起刑事申诉了。

报复行动的实施是极为蓄意的，而且是经过长期的计划，不慌不忙地进行的。分工明确（初步调查、杀手、望风者等），没有人知道实际负责的人是谁。（因此无法进行深入的调查。）他们在进行犯罪活动时使用的是从外县拿（盗）来的带车牌的客运车辆（这同样加大了深入调查的难度）。

这份报告还指出，他的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恐吓大众传媒”，还说到“各成员会利用该组织的名称（和影响力）对那些对不利的报道负有责任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恫吓”。

总之，我怀疑，到2006年，甚至在我与柴田有联系之前，后藤以外的另外三个同伙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

柴田给我的“美尾”这个名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从某一方面来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后藤忠政本人。后藤维持组织秩序的那一套办法已经引起了他的亲信的反感。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了他维持掌控的办法：

（团伙成员受制于）某种奖惩制度。成员立功时定会得到授与荣誉或奖励（家庭生活开支、坐牢后的起诉金、现金奖励、汽车礼品等）。

个人的犯罪活动给组织上制造了麻烦时，后藤会把那个人降级。为了惩一儆百，后藤会在那个人的同辈面前殴打那个人，或者强迫那个人的同辈来对其施行处罚。

由于后藤的手法是毫不留情的，他的一个打手曾被迫将一个朋友打残了，就是那个打手找到了我。他非常不喜欢我，但他更恨后藤。他不是我在那个组织里唯一的线人，却是最可靠的。

2006年11月，我们在离东京很远的地方见了一面，他告诉我的事情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后藤之所以能够进入美国，是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放他进去了。

联邦调查局。

他给了我大致的日期，还告诉我安排这件事的人的名字：吉姆·莫伊尼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法务专员（事实上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代表）。

我认识吉姆，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但我知道这是事实。这下我明白了后藤不想让我写这篇报道的原因：为了得到美国的入境许可，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这是一笔相当明确的交易。他向有关当局提供了一些主要帮派头目的名字、文件和幌子公司的名单，甚至还向他们指认了山口组在美国洗钱时使用的金融机构。即使是在那些温文尔雅的压酷砸世界里，出卖自己人也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这种事情会让你被组织上除名，甚至会要了你的命。

2006年12月，我在跟吉姆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边喝着冰镇健力士黑啤，一边尽可能礼貌地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跟那样的人做交易。

吉姆把情况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了我，我理解了。他没有把所有的细节提供给我，但他给我作了充分的说明，把所有可以公开的信息都给了我。

然而，2007年夏天，关键的资料出来了。当时有个警探在北泽警察署里用自己的电脑下载色情照片，无意中将东京都警视厅有关后藤忠政的全部文件泄露到了文件共享网络winnysup(1)/sup上。日本各大报纸都报道了那次泄密事件，我立刻下载了那份文件。

那是一次信息高潮。泄露出来的文件中列出了他的所有航班记录、他的大部分情妇（至少有9名，他一共有15名情妇）的名字及其他很有用的信息。这下我知道了他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手术的日期和陪他去的人。文件中还记载着另外一些有趣的八卦消息。名单中有一名情妇是一个著名的女电影演员，这条消息自然成了喜爱名人八卦的日本媒体关注和报道的话题。没有报道的消息是，“燃烧系”——日本最强大的演艺人才中介机构——就在幌子公司的名单里。后藤对“燃烧系”的控制是他压制对他不利的报道的一个重要手段。跟后藤唱反调的电视台有邀请不到日本顶级女演员、歌手和艺人的风险。在日本，几乎每家报社都隶属于一家电视网，这是很常见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报社也可能受到间接的威胁。娱乐节目的收入总是比新闻的收入多啊。

在那份多达千兆字节的资料中，有很多东西证实了我早就有所觉察的可疑行迹。在跟美国司法部和日本警方及黑社会里的线人交谈之后，我现在能够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了。

在2001年的一二月份，昭和大学的医生告诉后藤，他如果不马上进行肝脏移植就会没命。后藤得了丙肝，心脏也有问题，但在日本不太可能等到肝脏移植。

2001年4月，后藤通过仁星（他是昔日岸信介sup(2)/sup的“疏通人”，与自民党有很深的交情）找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岸先生曾两次担任日本首相，岸的外孙安倍晋三在2006年9月出任首相。）岸信介转达了后藤的提议。

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得到重要压酷砸的名字，因为日本警视厅一直以“隐私问题”为由拒绝提供这些信息。这样，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可能有效地对压酷砸在美国的活动进行监视。

后藤答应给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可能是另一个情报机构）提供一份详尽的山口组成员、关联幌子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名单，外加有关朝鲜动向的情报。

作为交换，后藤希望得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样他就可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肝脏移植手术了。sup(3)/sup后藤凭借自己的力量谈妥了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迫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压力，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勉强答应了。于是，后藤获得了签证。

如果我是吉姆，我也会接受这笔交易的。这些情报的潜力是巨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为他提供肝脏，只是给了他一把进门的钥匙。其他的一切就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责任了。据记者宫崎学（他是压酷砸的代言人，也是后藤的密友）称，除了与压酷砸有关的情报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对后藤掌握的有关朝鲜的信息特别感兴趣。当时朝鲜已经卷入了制造高仿真美元假钞的犯罪活动，这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后藤一直与朝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据称那个国家为他提供了毒品、枪支和金钱。

手术是在7月5日进行的sup(4)/sup。然而，后藤只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他许诺的一小部分情报。他一换完肝脏就乘人不备坐上飞机回到了日本，然后就再也不跟美国联邦调查局联络了。美国方面没有后藤返回日本的记录。

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来说，那次“行动”没有获得非凡的成功。

对后藤来说，那次手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藤在那年年底前返回了日本，眼睛不再有黄疸，而且显得再健康不过了。

在那年的山口组年度新年晚会上，后藤的健康状况堪称完美。他在庆祝活动中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鲸鱼般狼吞虎咽”，烟抽得像不停冒烟的烟囱。

有一次，他指了指他的胯部对另一个压酷砸老大稻川智广吹嘘说：“自从我得到了那个年轻的新肝，就没有立不起来的时候。”据说稻川接着对后藤说道：“你真是红运当头啊。你的器官捐献者多完美，是个十几岁的小年轻，而且在你排进器官移植等候名单后仅仅两个月就出车祸死了，巧得令人难以置信啊。”

后藤窃笑了一下，答道：“噢，那可不是什么巧合。”

稻川没有笑。

我一直不确定后藤指的是交通事故死亡，还是他很快就跳到器官移植等候名单顶部的事情。不知什么缘故，我无法想象他不会设法操纵这件事。

稻川自己后来也想去美国做肝脏移植，只不过他的签证申请被拒了。他得到了一次特别安排的面谈，在他向美国的官员申辩的时候，负责此事的特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让你入境，就去问问后藤先生吧。”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想再次上当受骗了。它不看好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做的交易，觉得这笔交易得不到多少可采取行动的情报。

后藤告诉他的一个助手说，他为那次换肝一共支付了300万美元。（警方报告里的数字为100万美元，而且推测后藤的医生每次到日本来“出诊”都得到了10万美元，而且大抵是在帝国饭店进行的。）只有后藤的亲信知道后藤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交易。捂得真好。

就是在仔细推敲山口组的其他材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后藤可能不是唯一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的人。大概有三个人接受了这样的手术。

我认为我的报道好极了——不只是从美国人的角度，而且还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事件。日本的器官移植制度非常严格，捐赠者不多，手术也很少。大多数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日本人要么出国手术，要么在等待器官的过程中死去。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似乎也很可悲。为什么得到优先考虑的是日本的罪犯，而不是守法的美国公民呢？我真搞不懂。

我把自己了解到的事情写成了一本书，本来准备由讲谈社国际部出版，那是日本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讲谈社旗下的英文出版部门。我还试着给一本周刊写了一篇报道，但得到的是直截了当的回答：“没门儿。”而且什么理由也不给。

我决定等待时机。如果不是出了一个小差错，我大概还在等着呢。

讲谈社国际部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在它的欧洲网站上对这本书做了篇幅很长的介绍，我到2007年11月才发觉。那篇文章没有对书的所有内容作出详细的介绍，但若你是后藤忠政，你就会从中得到足够的线索，发现麻烦就要来了。我要求讲谈社把那个网站上的相关页面删除掉，但我既低估了后藤的心腹阅读英文的能力以及他们使用“谷歌快讯”的可能性。有一个后藤的助手后来告诉我，有人可能设法搞到了我那本书的目录说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到了2007年12月，传来我闯了大祸的消息。2008年1月，我得到了确证，后藤又在计划弄死我。

我的线人让我在歌舞伎町跟他见一面。我去了，在他中意的酒吧里见到了他；他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儿有很多波旁威士忌可供挑选。他等到我醉得不行了，才把事情摆出来给我听。

“杰克，你遇到大麻烦了。后藤知道你在写一本书，他很不高兴。我要是你的话，就会非常小心的。”

我没有否认，耸了耸肩：“他想要干什么？威胁要弄死我？他以前已经干过一回了。”

“他不会威胁你。他的确会这么干的，而且会让你看起来像是自杀。”

“用什么方法？我又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

“你认为伊丹十三是怎么死的？”

“那是自杀。当然，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死讯时，我还以为他是被害的，但我后来听说不是他杀。因为《星期五》周刊准备曝光一桩婚外情，他很沮丧，便从屋顶跳了下去。如果有疑点的话，我相信警方会展开调查的。”

“你读报道了吗？你知不知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莞尔一笑？他说：‘哦，她已经知道了。’这样的话听起来像一个既沮丧又懊恼的人说的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不过，他留了一张字条吧。”

“没错，一张用文字处理机打出来的字条。那种字条谁都可以写。”

突然，我的波旁喝起来没有那么香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

“他准备拍另一部电影，讲述后藤组以及它与宗教团体创价学会sup(5)/sup的关系。后藤很不高兴。他手下的五个人捉住了伊丹，用枪逼着他从屋顶跳了下去。这就是他自杀的方式。”

“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

“问这样的问题很无礼的。”他的手指把玻璃杯攥得那么紧，我都害怕他会把它捏碎了。

我连忙道歉。

“那我应该怎么办？”

“小心点。如果可能的话，现在就把它写出来。”

“我知道大部分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所有的事，谁也不会相信你。那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把一切都写出来，包括其他的那几个人。”

“没错，我听说是有其他几个人。可他们是谁呢？”

“我不知道，但你应该知道。我可以把你介绍给能帮你搞定这件事的人。她非常不喜欢后藤。”

“她？”

“众多女人中的一个。她有她的理由。”

“那对她来说不是有危险吗？”

“我想她不在乎吧。”

他把她的名片给了我，背面是她的地址。他又给了我另一张名片，我认出她是那份被泄露出来的警方材料上的一个。

“为什么是这两个女人？”

“我想，他向她们吐露了秘密。你对女人很好，她们会跟你说心里话的。她们喜欢你。我听说你对一个女警非常友好。”

“我对大家都很友好。我是个好人。”

我叫人结账并付了钱。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后藤不趁现在就把我除掉。

“他在等着什么东西来下决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大概还不清楚你知道了多少，你把你掌握的消息告诉了谁。他不着急，在观察着你，收集有关你的信息。也许他会在你有机会写出点什么之前尽力败坏你的名声——在你的公寓里放上毒品，然后打电话报警；让一个女人出来声称你在电车上调戏了她。有的是办法不用杀你就让你变得无能为力，因为弄死你，会引起众人的关注。你知道他还在受审吧？”

我当然知道后藤还在受审。事情是这样的：

2006年5月，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总裁的后藤和另外8人因涉嫌非法转让涩谷区的一幢大楼的所有权被捕。据警方称，作为上市公司“菱和生命创造”的首席执行官的后藤伙同其他犯罪嫌疑人通过虚假注册，转移了一幢12层楼房的所有权，后藤组的一个幌子公司拥有这幢名叫新宿大厦的楼房的部分所有权。这次逮捕行动源于一年多以前开始的一项调查——2005年3月，58岁的某楼宇管理公司顾问、新宿大厦的部分所有者野崎和辉被人捅死在东京都港区的街道上。

警方以违反物权法的罪名逮捕了后藤，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对野崎遇刺案负责。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那次杀害是按后藤组的典型手法进行的：小团体，没有目击者，很少或根本没有微量迹证。我想，如果时候到了，这可能也是我的下场——在某条偏僻的小巷里遭捅，最后流血过多而死。

我告诉他，我非常清楚这次审判。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遭遇到野崎先生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你，他们认为你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起码后藤是这样想的。而且你还是个犹太人。他认为对你下手太重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跟我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

“你有可能是摩萨德嘛。”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会在做这样的交谈。”

“我已经把所有能说的都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祝你好运。不要低估了那个人，他可没低估你哦。”

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事态急转直下。有人告诉我说，后藤已经决定，如果他被判有罪——按他的情况会被判死刑——他就会派人弄死我。

2008年3月5日，警方把我保护了起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陪我到日本警视厅去了，他们讨论了所能采取的措施。联邦调查局联系了当地的美国执法机构，让他们监视我在美国的家。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要求我说出我在后藤组里的消息来源，我拒绝了。他们警告我说，这样的话，日本警方这边将很难为24小时保护措施找到正当理由，而我只能说“那我尽力吧”。

我被带到东京都警视厅去见了有组织犯罪管制调查三科的警探们，那些人将负责保护我。过去，那些人都是我采访的对象，而不是我为了活命而要依靠的家伙。

在去东京都警视厅的办公室之前，我发送了一封快速电邮sup(6)/sup给那些我认识的警察，提醒他们要假装不认识我。其中一位警探很快就给我回了电邮：“在这样的时刻，当一个好朋友遇到麻烦，我才不在乎这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职业生涯呢。我和其他几个人，我们现在就要去跟上司说，我们认识你，你是个正直的家伙。那次‘肥皂乐园’行动的情报我们还欠着你的人情呢，我们支持你。”

我跟那些警察走得并不是非常近，把他们当作泛泛之交，但这次让我深感荣幸。我这才发现，自己认为是好朋友的人根本就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自己认为只是相识的人里面却有一些是曾经拥有的最好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中不会经常有衡量朋友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的机会，一旦有了，结果可能绝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在东京都警视厅，我们谈得很愉快。一位在场的警探在我要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补充道：“后藤真是个讨厌鬼。这家伙跟17起以上的谋杀案有瓜葛，还与在成城发生的谋杀未遂案有关——就是后藤的打手找不到他想整死的家伙，就捅伤了那家伙的妻子的那次。你在让他活得不自在，你在做我们应该在做的事情。祝你好运。”

他的话让我心里很舒坦。

我有些文件要填，而且必须回到日本警视厅去交。交完出来的时候，一位我还在埼玉的时候就认识我的日本警视厅官员邀我到楼下的咖啡厅去喝杯咖啡。

我们一边喝着相当不错的卡布奇诺，一边聊着过去的事情。这个曾经的首席法医在担任埼玉县警察署的负责人之后，又去当了当地交通安全协会的主席，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另外几位曾经参与养犬人系列杀人案的警察也已经退休了。

他给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些坏消息：“你可能在想应该回家了。别回去。如果你回家去，他知道你住在哪里，你会让你的家人遭殃的。他很可能会雇某个帮派分子去干这种事情，如果你的家人在你身边，他们就会被卷进去。如果他找不到你，很可能会去找你的朋友。”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我想回家。他还没有说完。

“后藤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一年，日本警视厅查到有近100万美元通过他的赌场账户转走了。他在东京就有一个账户，是一个大赌场的日本分部的。你报道过梶山的案子，应该知道那种账户的用途。你的消息很可靠。”

“你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本不该说这番话的，不过，情况是这样的：你对他的名声和地位构成了威胁。如果他把你除掉，也许他可以保持沉默。一旦你把书出版了，弄死你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你是个记者，对不？是写出来的时候了。”

3月7日，我去东京地方法院旁听了后藤的审判，把日本警视厅惹恼了。据负责那起案件的警察称，主要证人受到了严重威胁，拒绝作证了。我设法进去旁听了几分钟的审判，就坐在后藤的背后。

如果我真的想伸出手去掐死他，或者把铅笔戳进他的喉头的话，是可以办到的，我没有那样做。但我忍不住有点想用手去碰碰他，哪怕只是一秒钟，看看是不是他。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

我不得不中途退场了，本来就不应该待在那里的。我在法庭外面的大厅里等着。

当无罪判决向等候在大厅里的新闻媒体公布之后，一个负责此案的警探对我说：“你知道吗，在这次审判中出庭指证后藤的每一个人都会消失。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他摇了摇头。

紧接着，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后藤走出法庭，跟他的保镖一起向电梯走去——没有走后门，也没有耀武扬威。没有一个记者想要上前去跟他说话。当然，他们都在看着，但没有一个人跟在他后面；后藤的律师一出现在大厅里，他们就朝那个律师跑去，尽快地远离后藤。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电梯前只有我、后藤和他的保镖。这是唯一一次，我跟那个人面对面站在了一起。

我第一次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强大了。他个子不高，既不强壮也不显眼，但他直视着你的时候，就让你有一种用手卡住你的喉咙的感觉。我们都认出了对方，他用日语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没有让我听清他的恐吓。看来是对我的恐吓，可惜我哪种语言的唇读都不擅长。我同样无声地作出了回答——竖起中指。这就是我们要对彼此说的。

后藤的保镖把他那恼怒的老板轻轻推进了电梯，我就跟在一群记者后面，来到了后藤的律师、前检察官牧义之召开记者会的地方。

牧抚摸着他那带灰色斑点的下巴，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对后藤的逮捕和起诉的不公正。他还想方设法地暗示，如果后藤有意的话，任何一家把他的委托人报道成好像是被推定有罪的报纸都可能会被起诉。这是后藤通过牧把枪口对准了已经唯命是从的记者们。

“由于后藤先生被非法逮捕并经受了这么漫长的审判，他经历了一次心灵的地狱。我希望媒体能多少反映一下我的委托人所受的痛苦……”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胡说八道，举起手来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像是一段长篇大论，这种做法不是非常专业，一个人不应该把对与错的问题带到法庭里来。我们不应该指责为压酷砸辩护的律师本身是变节者或者罪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不过，我有点无法让自己从审判结果中摆脱出来。老实说，他所说的也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如果压酷砸中有人应该受苦的话，那人就是后藤。

“对不起，你所谓的他的痛苦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正是这个人组织杀人、贩毒、传播儿童色情制品、对外国女性进行性剥削。后藤组，也就是后藤给无辜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为什么还要别人在意他的痛苦？作为一名前检察官，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牧吃了一惊，不是因为我提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表现出来的愤怒。他明显退缩了一下，我身旁的记者都纷纷挪开，仿佛我是一条疯狗。牧清了清嗓子说：“为我的委托人辩护是我的工作，而且毫无疑问，后藤先生并没有犯下任何非法的行为，这……”

他还在继续用低沉单调的语调往下说，我转身走开了。几秒钟后，我听到记者堆里响起一阵窃笑。我想应该是牧拿我开涮了，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像是个笑话。不过，我看到他退缩了，那种感觉不错。

后藤受审后的第二天，我又开始工作了。我把自己的所有笔记整理了一下，交给了我所认识和信任的记者们。有些记者我认识但不信任。我不想要什么独家新闻了，我就想让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我不在乎它归功于谁。

尽管我准备豁出去了，但还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有几位日本警视厅的人到我的住处来喝酒，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晃的，他在群马县警方供职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有的时候，我会到他训练剑术的地方去跟他一起练。我也没有练那种武术的天赋，不过，在大汗淋漓的几个小时里跟警察混在一起，忘了各自的职业界限总是有益无害的。意外的好运是，“异类警察”转到日本警视厅来也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现在他在有组织犯罪管制局供职。他带来了一大瓶男山清酒sup(7)/sup。大学时代的好友、现在是兼职研究助理的亚沙子也来了，她在那里忙着倒酒，跟警察调情，开着玩笑。我们在有榻榻米的房间里盘腿围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折叠式炕桌旁边。

我们谈论着后藤的审判和令人不快的结局，谈论着对后藤的律师牧的看法，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失了良知的讼棍，但我稍微替牧辩护了一下，指出他曾经有过好的初衷，十多年前曾出过一本关于日本法律制度的非常出色的书。

酒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异类警察”放下他的酒杯，对他边上的另外三个家伙点了点头，仿佛在说：“嘿，到时候了。”然后清了清嗓子。

“杰克，警队里有个听后藤使唤的家伙——k中尉。他一直在打听你。我们都知道他被收买了，但他在不涉及后藤的事情上可以搞到可靠情报，所以他就这样留在警队里做事了。”

我放下自己的玻璃杯，又斟了一杯。

“这是什么意思，能确切点吗？”

“这就是说，后藤了解你的一切。你住的地方，你的家人住的地方，我们存档里有关你的所有信息。而且他有可能——实际上极有可能——还有你的通话记录。因为你把手机号码印在名片上，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可能易如反掌。”

晃点了点头，补充道：“听说他雇了g侦探社来对你进行全程监视。后藤至少拥有两家私人侦探社，敲诈勒索是他的专长。如果你有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就会立刻出动。”

很显然，压酷砸团体里并非国粹会才有自己的私家侦探。

“异类警察”让我把手机拿给他看，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了他。他查看了一下通讯录就还给了我。

“你需要弄清楚过去两个月里你跟谁通话最频繁。因为如果后藤找不着你或者想知道你在哪里的话，那些人就是他会去跟踪的人。k中尉就是后藤的代理人。如果k有了电话号码，他就可以找到地址，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即使他找不到，g侦探社还有办法。你应该提醒跟你走得很近的人当心点。”

“异类警察”又给我斟了一杯酒：“干了。我不信那老头真的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充分了解这一点——并非所有的警察都是你的朋友。”

“好的，”我说，“为好朋友——干杯！”

“对了，顺便说一下，”“异类警察”一边为每个人（包括亚沙子）把酒斟满，一边说道，“显然k在找你的照片，但看得清楚的不多。他知道我认识你，就问我有没有。我说没有。他可能会设法见你，别答应跟他见面。”

“为什么不能？”

“k中尉是个有过目不忘能力的素描画家。有的时候，素描其实比照片更容易辨认人。你只要跟那家伙见一次面，后藤组总部的墙上就会挂上一张跟你惟妙惟肖的肖像。而那些被派来收拾你的家伙手里也许就会有一张钱包大小的拷贝。”

“真了不起。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写那篇该死的报道吧，别浪费时间了。打消他们想让你闭嘴的念头，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就可以带我去脱衣舞酒吧找遍所有带奶牛乳房的白种姑娘啦。你欠我的，阿德尔斯坦。”

亚沙子听到这话笑了起来：“杰克，没想到你还经常光顾这种地方啊。”

“异类警察”咯咯笑着说：“那你就完全不了解他了。”

喝到一半，“异类警察”和我偷偷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他问我最近怎么样。

“还行吧。”我只能这么说了。

“我去查了一下你那个朋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