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她瘫软了下来。我给她盖好被子，叠好衣服，把钱拿了出来。如果不是今天这样的情况，我可能会考虑跟她上床。如果我没有得到电话号码，而我认为跟她上床就会得到我要的电话号码的话，我应该就会那样做了。我这样想了一下，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我很可能会因此而感到内疚，但我应该会那样做的。

不管怎么样，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心里很高兴。我决定先回公寓看看贝尼和淳之后再去上班，也许我们还可以一起吃个早餐。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我回家。唉，我认为自己是让司机开回家去的，其实是让他开到东京都警视厅总部去了。出租车停在总部前面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目的地，但我不想再坐回车里去了。

唉，这段时间我觉得这里更像家了。乐观点吧，这样谁都不会被我吵醒了。我坐着电梯回到记者俱乐部，从衣物柜里取出衣服，洗了个澡，倒在俱乐部后面的榻榻米房间里睡着了。我几乎有点庆幸自己犯的这个错误了。

我从露茜·布莱克曼案的报告中找到了“滑头”的电话号码。不过，在采访他之前，我想让他去给自己挖好坟墓。我让“迪斯帕里奥”酒吧里的一个女孩给他打电话。下面就是磁带录音的文字记录：

“喂，你是‘滑头’吗？”

“我就是‘滑头’。”

“我名叫辛迪·塞梅娜拉。我想找一份女招待或伴游的工作，有个朋友告诉我找你就行。”

“如果你要面试，就来面试吧。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加拿大人。”

“没问题。”

“我要到哪里去找你面试？”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六本木。你那里有什么样的工作？”

“我也在六本木。七八点钟怎么样？”

“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工作。”

“俱乐部什么的怎么样？有家夜总会。”

“嗯，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女招待的工作。”

“是吗？当然有。女招待的工作，当然有。也许你可以在酒吧工作。如果你要面试，就来面试吧。”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俱乐部。”

“绅士俱乐部。我的俱乐部。没问题。非常近。我的俱乐部开了11年了，真的很酷哦。你是怎么要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我的朋友安娜过去在你的俱乐部里工作过，也有可能是别人开的俱乐部。她告诉我也可以打电话给维克托。不过，我没有适当的签证，我只有旅游签证。没问题吗？”

“没问题。我会负责处理好一切的。没问题。”

“我在加拿大有当伴游的经验。”

“我也有那种工作。”

“那正是我想要找的。”

“你现在在哪里？”

“在全日空饭店附近。”

“你知道杏仁咖啡厅吗？你能到那儿去吗？”

“我还听说在马尔代夫有出游的工作。那样的也可以。”

“我们见面再谈吧。一小时以后怎么样？”

“报酬怎么样？能得到多少报酬？”

“哪种工作？”

“伴游的工作怎么样？”

“如果你干得不错，我想一个月有150万日元（约合1.5万美元）。”

“是手交还是口交还是……”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我能拿到全部回报吗？换句话说，你收手续费吗？”

“我们再谈。”

“我只想了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出色的话，一个月可以赚到两三百万日元（两三万美元）。可能的。”

“你提供住处吗？”

“我马上会有一个新店，一家新酒吧。”

“你能不能给我住的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真的太小了。”

“我们有住的地方。我们会给你住的地方。”

“我能搞到艺人签证或工作签证吗？”

“恐怕不能。”

“这些听起来相当不错。拿旅游签证去工作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

“这里卖淫是合法的吗？”

“（笑）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我们见面再谈。你到了杏仁咖啡厅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会过去。一个小时以内吧。”

六本木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认得我，但“滑头”大概记不得我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磁带给了后辈记者町江，让他去采访“滑头”。我认为町江去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自己并不介意有什么危险，只是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但町江办事没有魄力，带回来的东西很可能会让那篇报道陷入僵局。我只好抛开谨慎行事的念头，借着后续调查的名义跟町江一起去见了“滑头”。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凯蒂俱乐部：漂亮的立体派风格的室内装饰，黑色的大理石桌子，从那里还可以看到东京塔。自从上次跟町江谈过之后，“滑头”一定已经编好了他的故事，而且仔细入微地推敲了一番。他那种逍遥自在的姿态着实魅力十足。我本以为要面对邪恶的化身，没承想却碰上了戈培尔sup(5)/sup。

“维克托只是为了让她们恪守自己的诺言才拿了她们的护照。”他开始了。

他的英语不太流利，但还是能让人听懂大概的意思。后来，他改说日语，承认他有那么一两次把维克托（他说维克托是他认识了8年的熟人）交给他的护照扣押了好几天。“所有的女孩从一开始就被告知，她们来到日本以后将会在妓院工作。至于韦罗妮卡sup(6)/sup，他们把所有的条件都跟她说清楚了，但她拒绝了自己答应过要干的工作。在她身上不存在上当受骗的事情。”

没错，他和他的同伙通过互联网甚至在网站上招募女孩，然后通过一个地下网络把她们送到日本来。“我在德国的代理人要我给那些愿意当妓女的妇女找工作。”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看起来没有一点防备之心，他是在跟我说话，但他并没有对着我说，而是在想让他的同胞町江相信，他是个被误解的商人，所有的情况都被歪曲了。

“维克托对事情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我突然插嘴道，并没有完全讲真话，“他说你是无赖，是你对那些女孩撒谎，赚取她们的钱。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打电话给他——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把我的手机递给他，屏幕上显示着维克托的电话号码。

这一举动让他措手不及，他低声诅咒了几句，用力拉了拉他那条马尾辫，气得鼻孔一鼓一鼓的。“维克托是个他妈的骗子。”他最后用英式英语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决定开口了。等他说完，我们的报道也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们掌握了他承认自己窃取他人护照、偶尔胁迫他人、给外国妇女拉皮条、违反日本法律的事实。

那篇报道在2004年2月8日《读卖新闻》的早刊上发表了，对此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不错，我也兴奋了起来，天真地希望有些事情会发生——说不定能伸张正义呢。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难道我真的相信东京都警视厅会突袭“滑头”和维克托，停止他们的买卖，把妇女解放出来？

“瘦子”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是个快要退休的警探，负责新成立的有组织犯罪管制一科，主要是处理非法婚姻和非法移民骗局的。他读了那篇报道，想找我谈谈。

我很激动，抱着我的档案、资料和记录，带着我的电话号码，早上10点就跑到“瘦子”的办公室去了。

他的态度很热忱：“干得不错嘛，杰克。文章非常有趣。”

“谢谢你，”我沾沾自喜地说，“那你们是不是准备去收拾那些混蛋了？”

“我是想这么做啊。你能不能让其中一名女士站出来跟我谈谈呢？”

“我想没问题。但你会保护好她的，对吧？”

“那可做不到，恐怕我们不得不以拿旅游签证非法工作的罪名拘捕她，然后把她驱逐出境。但是，有了她的证词，我们就能以违反移民法或者其他什么罪名突击搜查或拘捕那两个家伙，以此端掉他们的生意。”

我不喜欢这种腔调：“你为什么要拘捕那个女人？挺身而出的人反倒要坐牢？”

“嗯，这是法律。我们必须按法律办事嘛。”

我飞快地翻了一遍我手头上的档案，抽出一张从日本警视厅那里拿到的官方指导。“瞧，”我说，“这上面说了，日本的所有警方都要尽全力阻止人口贩卖活动，妥善处理这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他哼了一声：“杰克，那纯粹是日本警视厅在胡说八道，完全脱离现实。我们不可能对在这儿非法工作的人不闻不问，还为她们提供庇护，即便她们是受害者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确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的标准，这就是不可能对人贩子立案的原因。受害者会被当作非法劳工强行遣返。没有证人就无法立案。如果我们没有逮到一个被那些人骗来干活的妇女，那就是失职啊。”

我有可能会救出一帮妇女，使她们不再受到剥削，但我就不得不出卖我的消息来源，包括海伦娜在内。我就不得不牺牲她们，我不能这么干。我感到既愤怒又沮丧，把维克托和“滑头”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之后就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瘦子”探过身子来很小声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会觉得这种事很不像话，我也一样。这简直就像是把人当奴隶。但是，这是卖淫活动，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我只能根据这些妇女持有的签证种类，按照非法移民或违反外国人劳动法的情况来处理。人口贩卖属于灰色地带，我建议你去找风化纠察队队长谈谈。”

我去见了风化纠察队的头儿。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我的报道的复印件。他是个卷发矮个子，戴着方形无框眼镜，声音低沉。我想到他的时候总叫他“卷毛”。

“阿德尔斯坦，干得漂亮。你应该当警察啊。”

“谢谢。你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去把这些家伙逮起来？”

他咧了一下嘴，从牙缝里吸了口气，发出“咝——”的声音——上了年纪的日本男性被问到他们不想回答的难题时往往会这样：“这有点像是移民问题啊。你跟有组织犯罪管制一科谈过了吗？”

“他们说，如果是卖淫活动，就属于你管的了。”

“真的？”

“是的。”

“卷毛”拿起我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杰克，我们风化纠察队管的面很广——毒品、枪支、扒金库，给合法的妓院发许可证，突击搜查不法妓院，诸如此类的事情。不管有没有受到胁迫，这显然是卖淫活动了。那些女孩里有未成年人吗？”

“听说没有。”

“得，这就很难让儿童保护队接手这个案子了。我就是问问而已。”

“你的意思是？”

“好吧，把你掌握的情况告诉我，我们可以试着按违反卖淫法的案子处理，不过，这很费时，而且对被告的处罚也很轻，即便我们让被告得到有罪判决。”

“行。”

“还有一件事……那些妓女——她们都是外国人，对吧？”

“是啊。”

“唉，我们科里没几个警官会应付外语啊。也就是说，我们得去请刑事调查司的国际犯罪组做后援了。说实话，他们对协助低级别的卖淫搜捕活动可不怎么热心。”

“那就是说，你们什么也做不了？”

“不，我是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后勤方面……有预算问题……人员问题……语言问题。”

“好吧，我可以把我手头上的资料给你。”

“我会收下，或许我对此也无能为力啊。”

“显然有犯罪活动发生嘛。”

“显然有犯罪活动发生的地方多着呢。但我们的人力只够去做一些象征性的拘捕，让大家安分点。我们会管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案子。”

不必再多说了。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对警察大失所望。我明白了，他们只能执行现有的法律，而我却要他们去做他们无可奈何的事情。

维克托继续把妇女带到日本来，“滑头”继续赚着钱。两三家俱乐部在那篇报道登报之后停业了，有些人不去参加那种马尔代夫观光旅行了，但事情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海伦娜对我不满意，我对自己也不满意。我感到非常愤怒和沮丧，于是便带着完全败下阵来之后手头上剩下的所有资料去了美国大使馆，把它们交给了那里的一位国务院联络人。我想这些资料起码有可能成为人口贩卖年度白皮书里的一点有价值的素材。

我特意把那篇报道全部翻译成英文，而且很高兴地看到那篇翻译稿在互联网上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我听说维克托开始在招募妇女这件事上遇到麻烦了。

那年6月，美国国务院把日本列入了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上做得最差的国家的观察名单，我真的高兴坏了。特别是在行动的意愿上，日本的排名仅仅比朝鲜略高了一点。对日本人来说，这就像是刚刚起步的状态，但不要低估了国耻的力量，它能使日本政府摆脱懒惰，行动起来。

另一方面，我感到很欣慰：那个月的下旬，美国大使馆在联合国大学举行了一次关于人口贩卖问题的研讨会，我受邀成为专题讨论小组的成员——不是以记者的身份，而是以与会者的身份，我感到很荣幸。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警视厅的代表发言，概述了日本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所做的惊人之举。我在问答环节忍不住举起手来，对他的发言做了长篇的指责。我叙述了自己跟东京都警视厅打交道的经历，然后用我遇到的那些障碍为例，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警视厅的官方指导是一份毫无价值的自我宣传。之后提出的问题也毫不留情，只是没有之前那么言辞激烈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在会议上的发言稿以“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美国希望日本将人口贩卖定为刑事犯罪”的标题见报了。要知道，记者通常是无法为自己的报道选择标题的，但我特别留意了一下，用上了我自己想用的标题，只不过我得给那个搞版面设计的家伙买上一瓶8000日元（80美元）的清酒。

那天一到会场，我就看见三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官员站在那儿等着我。一个是日本警视厅的，一个是司法部的，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的。那位外交部官员是个女性，显然她被选中站在那里是因为她会讲英语。她站在另外两个人的前面，拿着报纸在我面前挥了挥。“这个标题是不可原谅的。”她失去了自制，竟然用日语对我这样说道。

我从她手中接过报纸，端详了一下标题。“你说得对，”我说，“这个标题应该改一下。‘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后面的问号应该是感叹号。而且，提到美国的部分并不重要。整个标题应该改成‘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和朝鲜一样糟糕？’”

我连连获胜了。尽管这种事情很棘手，我还是找到了一项真的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获得了一种跻身于十字军东征的兴奋和力量。自以为是的愤怒才能真正激发起你的兴趣。我做了一些并不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和我所报道的那些贩卖人口者相比，我就是活佛了——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觉得的。

而我还是愤愤不平。我气愤的是，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的人口贩卖活动很猖獗，日本警方和日本政府却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根本不想去处理。其实，我不能过分责怪警方。法律就是法律，没有写入法律的真正的打击人口贩卖的条例，他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警方，而在于他们的上级机关。

我的想法很像一个调查黑社会枪击案的优秀打黑警察。谁在乎开枪的人？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如果想要取得成效，就要严惩下令开枪的那个人。

我决定尽我所能去撬动日本政府。

这起案件的令人遗憾之处在于对剥削外国妇女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默许。我需要证据来证实我的案例。我的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以联合国为后盾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已经开展了一项由日本政府资助的研究，调查日本的人口贩卖状况。这份研究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既没有惩处人贩子，也没有妥善处理受害者。但日本政府责令国际劳工组织保守秘密，这份报告永远得不到公开了。

但是，我知道了它的存在，并通过某些渠道得到了一份拷贝。这个消息变成了2004年11月19日的《读卖新闻》的头版报道。我必须争取到像样的报道，而这样做是值得的。第二天，我紧跟着又发了一篇文章。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政府已经准备宣布一项对付人口贩卖的行动计划，而我的文章也促使政府对政策作出了大幅修改来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措施。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我终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有多小。

我没有放弃使维克托和“滑头”受到惩处的努力。最终，这两个人都进了监狱。缉毒队瞄上了“滑头”，突击搜查了他开的那几家俱乐部，他的生意就玩完了。有人向日本海关的官员和荷兰警方提供了大量有关维克托的业务的消息，维克托也进了监狱。显然还有人把他的名字给了当地的压酷砸，他们以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为由把这个混蛋赶出了六本木。

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我应该改一下措辞：海伦娜和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鼓起了勇气跟我联系，在第一篇报道上比我出了更多的力，如果有正义可言的话，当时她的名字也应该出现在那篇报道里。

最终，马尔代夫的性旅行停了，“滑头”的俱乐部都被搜查、取缔了。正义或多或少得到了伸张。

在调查人口贩卖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说不清那些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连为什么会发生也搞不清楚。我不太善于一边和受害者交谈一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们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一些景象还会让我觉得忐忑不安。一个泰籍性工作者的六岁男孩骨瘦如柴、满口没牙，那些人贩子却不允许她带儿子去看牙，因为他们不想让当局知道他们都是非法逗留在日本的。

那个惨遭顾客殴打的韩国女子，乳房上留着别人把烟头捻灭在那上面的伤痕。干出这种事情的男人可能是个低级别的压酷砸，还带给她艾滋病和一个孩子。她认为那是上帝对她的诅咒。我很难不同意那种看法。

还有一个爱沙尼亚女人，因为对顾客唾了唾沫便被人用酒瓶鸡奸，手段残忍至极，以致她不得不做了手术。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而在几乎所有这样的案例中，那些妇女永远都不知道是谁让她们成了受害者，不知道她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那些涉案的日本人的名字。她们记得自己受到的折磨，却几乎记不起能够找到那些责任人的线索。这就像是在和“幽灵”干仗。在大多数情况下，性爱俱乐部的老板被捕之后，当局就会立即以违反签证规定为由将那些妇女强行驱逐出境，这样，检方就得不到进行其他指控的证据。我力争让警察们明白，他们应该以绑架、强奸、殴打及其他任何可能的指控逮捕人贩子，但警察们总是告诉我说：“要这样做，我们就需要证据，而这些妇女不足以成为证人，因为她们听不懂日语，不能提供可靠的证词。此外，她们一直在日本从事非法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必须受到驱逐。她们一旦被驱逐出境，就很难立案了。”

这就像是禅宗的“问答”。我一直在跟执法人员进行着同样的对话。我知道，如果法律更改，事情就会有所改变，但这种事情好像永远也不会发生。

我结交了多方面的消息来源，就是为了能和受害者交谈，但我怎么也找不出有关加害人的消息。我没有财力和物力去做这种事情了。我开始从工资里拿出大笔的钱来帮助我遇见的受害女性。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要带她们去可以做人工流产的地方——不会记录在案的那种地方。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看待流产这件事，但我心里明白，我认为哪个女人都不该把强奸她或买了她违心服务的男人的孩子生下来。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给她们掏机票钱。我倾囊相助。而正因为如此，我在打破所有的客观性原则。别陷进去。我陷进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性失去了兴趣。它似乎成了一种下流、肮脏、野蛮的事情。只要是跟性有关的事情都会让我隐约觉得不舒服。我并没有阳痿，只是提不起兴趣来。慢性疲劳也使病情加剧了。

我本该跟妻子谈一谈所有这一切的，但我没有。我根本就不着家，哪有时间谈？我晚上打个电话回家跟孩子们道声晚安，心里想着白天给她发个电子邮件，却又常常忘了发。我觉得隔阂在慢慢地产生，就像在观察别人一样注意到了它的发生。我本可以跟她解释原因的，但我不想这么做。她似乎对我的工作并不感兴趣，而我也就不想谈了……我们吵了起来。她指责我喝酒花了太多的钱，而我又不想说我一直给那些她不认识的女性钱。为什么？我怕她会不让我这样做。她可能并不会阻止我，可能还会表示支持。我只是没有给她一个机会。

说谎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时，一个人就忘了爱应有的功用。

很晚回家的时候，我开始到里头的房间里睡了。我们本来是和孩子们睡在一起的，这样也很少有机会亲热。我们甚至没有一间真正的卧室，客厅里只有一个榻榻米，我们就把被褥铺在那里睡。

即便早回家（这种时候很少），我也开始找个借口睡到里屋去了。我觉得那儿比较舒服，而且睡着的时候我再也不喜欢有人碰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精力正在枯竭。我的父母跟我谈话时发现我总是走神。我开始考虑停职回家了。我觉得这样做是有益的，也是明智的，对自己、对我们的婚姻、对孩子们都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1)这个“滑头”就是我采访露茜·布莱克曼谋杀案时遇到的那个人。

(2)好莱坞著名动作片影星，赛车获奖选手，曾从师李小龙学习少林拳。——译注

(3)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有着三个头的恶犬。——译注

(4)pop-tarts是美国家乐氏公司（kelloggcompany）生产的一种果酱馅饼。——译注

(5)纳粹时期的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译注

(6)我在采访“滑头”之前确认韦罗妮卡已经离开这个国家，没有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