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向死者表达敬意的方式各有不同。我应该买一束鲜花放在她的墓前，但她的尸体至今还没有找到。因此，我只是从我的钱包里抽出一张1万日元的纸币，交给了在“日本北极星计划”工作的藤原女士。“北极星计划”在东京开设了一条人口贩卖受害者的热线电话，那里的工作人员在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卓有成效。

藤原女士说，去年，打给“北极星计划”的电话数量增加了不少，大多数来电者都是韩国和东欧的女性。她感谢我的捐款，并问我是否认识会讲俄语的人。我答应试着帮她找一个。

我认为，我不再热衷于记者这一职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开始采访日本色情业非常肮脏的那一面的时候。等我真的意识到这种采访耗尽了我的精力的时候，我已经回天乏术了。

当犯罪采访记者的年头多了，人会变得麻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你为每个受害者感到悲痛或者对那些家庭的痛苦感同身受，你迟早会神经衰弱。谋杀、纵火、武装抢劫、家庭自杀……这些事件都成了家常便饭。这份工作有一种不把受害者当人看的倾向，我有时甚至会因为他们断送了你的休息日或一段计划好的假期而恼火。这听起来很可怕，但的确如此。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对日本的“阴暗面”有了大量的认识。我采访过露茜·布莱克曼案，调查过一个连环杀手，险些触到了一具带电的尸体，目睹过一名男子自焚而死……我认为自己还是相当顽强的——在某种程度上吧。

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了，甚至变得有点冷漠，但是，一个记者心开始凉下来，就很难再热血沸腾。我们都为自己编织了一层精神甲胄，来应付情绪的波动，保持克制的状态，应付若干个截稿时间……我们别无选择。

我采访过歌舞伎町，在六本木搜寻过情报。“女佣站”的女孩们从来不隐瞒她们的整个业务流程。我相当熟悉日本的性产业的合法性。事实上，我曾经认为性奴的概念完全是那些不了解日本性文化的西方清教徒官僚凭空臆造出来的某种都市神话。但是，我即将得到一次不折不扣的教训。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喂！”我拿起了手机。

对方是个外国女性，我认识的外国人里面没有人日语说得还可以的。我听了一会儿，但还是没有完全听懂她在说什么。“你会说英语吗？”我终于开口问道。

“嗯，会说。显然你也会。很抱歉我这口烂日语让你遭罪了。”

“你的日语不成问题，相当不错了。不过，既然英语是我们的母语，也许用英语会说得更清楚点，对吧？”

“一个朋友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她是‘爱经’店里的脱衣舞娘，她说你可能帮得上忙。”

“说来听听。”

“那好，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新来的女孩——都是从波兰、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来的——她们看起来好像是……被迫的。”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们是被强迫去工作的，她们得不到报酬。她们就……像奴隶。”

“像什么？”

“奴隶。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那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

“我想你可能会说我是个妓女吧，”她直截了当地答道，语气里没有一点尴尬，“我表面上是个英语教师，实际上是靠跟男人上床谋生的。”

“你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当然。不过，他们带进俱乐部的这些新人……她们就不一样了。她们不想干这一行，但被骗了——被强迫——去干这一行。她们总是抽抽搭搭地哭，白天也不准出门。”

“我听懂了。”我说。我知道这种反应很差劲，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而且我需要时间来消化她说的情况。我问她想要我做些什么。

“你是报社的记者。写一篇报道吧。找出事情的真相，曝光那些王八蛋，帮着把那些女孩弄出来吧。”

这简直就像是个离谱至极的要求，而且还是一个突然打电话给我的人提出来的。我正想说我会去调查一下，忽然觉得她的声音有点耳熟：“你说是你的朋友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你。我们见过面吗？”

对方顿了一下。

“见过吗？”我又问了一遍。

“嗯……你在调查露茜·布莱克曼的时候，和那些在酒吧里工作的女孩交谈过吧，我就是那个当面侮辱过你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掌握了从脱衣舞娘、舞女及其他从事晚间娱乐行当的女性那里获取消息的规则。显然，这个年轻女子在我学会那些规则之前跟我打过照面。也许是我当时出言不逊，或者说只是表现得不那么精明老练，不管怎么样，她当时叫过我混蛋，我记得很清楚。

她名叫海伦娜，这当然不是她的真名，但确实适合她。我们在六本木的一家星巴克的二楼见了面。她穿着一条黑裙子、一件紧身的黑皮夹克（里面是一件淡绿色衬衫）和一双及膝的黑皮靴。我必须说，她看起来不错。她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辫，看上去使用的唯一化妆品就是那熟石榴色的唇膏。她的上唇有一颗小痣。

我作了自我介绍，就好像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似的，把我的名片给了她。她当时并没有把她的名片给我，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我们谈论了一下天气，喝了会儿咖啡，她就跟我讲起她的故事来。

海伦娜是2001年从澳大利亚来到日本的，刚开始是在“贝立兹”教英语，私下偶尔做一做女招待。一天晚上下课之后，她跟一个学生去喝酒，他是个五十来岁的商人，最后她陪他去了情人旅馆。完事之后，他在床上放了5张1万日元的纸币（约合500美元），说这是给她的“车马费”。

海伦娜渐渐找到了更多的顾客，最终，为了确保有份稳定的收入，她在一家名叫“美味小窝”的高级“绅士俱乐部”找了一份工作。她有自己的私人客户，而白天就为找上门的顾客提供服务。

“我是自愿当妓女的，我喜欢性，这样赚钱远比教英语容易得多。我自己做这一行并没有什么。让我烦恼的是，那些不想当妓女的妇女却被迫去做那样的事情。让我气愤的是，那些混蛋竟然逼迫她们去做那样的事情。

“有两个家伙在六本木操纵着这一切，还给我在涩谷上班的那家俱乐部提供女孩子。一个家伙是日本人——大家都叫他‘滑头’sup(1)/sup——还有一个是名叫维克托的荷兰和以色列的混血儿。他们开着五六家俱乐部，从海外招募妇女，大多是从贫困国家，通过广告或掮客，把她们带到日本来。他们强迫她们到性爱俱乐部去上班，而且剥削她们。那些妇女完全受这些混蛋的支配。因此，她们最终就成了性奴。

“我听到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先，他们答应的钱数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可她们到了这儿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们不得不去卖身才能填饱肚子，因为她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后，她们的收入中还要扣除她们从未听说过的这样那样的费用。‘滑头’跟她们说，她们是在非法打工，所以只能为他工作，因为他是合法的——如果你能相信他的话。如果她们不想为他工作，就请自便，不过在六本木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认识的一个女孩报了警，结果被威胁说是自投罗网，最后她还不得不为他妈的警察提供服务。

“维克托跟别人说他在这儿已经有6年了。他刚开始是做舞男，进而去卖淫，他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他知道日本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金发蓝眼睛的。多花点时间弄清楚这件事，无论如何得帮帮她们，否则她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听人摆布了。

“维克托喜欢装成好人的样子——只要不涉及钱的话。其实他是个他妈的披着人皮的狼……‘滑头’呢，他是结了婚的，还有个女儿。”

海伦娜说的听起来像是确有其事，我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撒谎。但我不清楚她会不会撒谎。她是个旁观者，而不是受害者本人；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也许她别有用心。我告诉她，我得跟其中的一个女孩面谈一下。

这让她感到有点不安：“如果这些女孩因为跟你交谈被抓到的话，她们可能会惹上麻烦，真正的麻烦。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对吧？”

我说：“我明白，我会小心行事。”于是，海伦娜答应把我介绍给其中一个女孩。然后我们便分手了。

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查。

我突然想起关口来，但转念一想，这不是他管辖的区域。然后我又想到了带我充分见识了歌舞伎町的“异类警察”。“异类警察”打那以后就从新宿警察署调到东京都警视厅总部去了，他在那儿也许能打听到一些可靠的消息。他应该是个可靠的消息来源。不过，要得到我想要的消息，我就得出血——晚上到闹市区去逛逛？当然可以。到酒吧或脱衣舞俱乐部找个外国小妞？一点问题没有。费用不便宜啊，不过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关系。

我打电话给一个熟识的律师，他在为一家推广混合武术比赛的公司做事。那种比赛就像是拳击、摔跤和空手道的结合，非常受欢迎。我磨到他勉强给了我两个第二排的座位，然后转手给了“地狱第八界”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他答应晚上免费招待我。

我发了个短信给“异类警察”，约了碰头时间。

“异常警察”还是那么体面而率直。我们交流了一下近况，后来，一个名叫茉莉的胸部丰满的红发女孩过来把丰腴的臀部搁在他的胯上，用手指抚摩着他的小平头。我把海伦娜说的事情告诉了他，茉莉在一旁若无其事地啜饮着“异类警察”为她点的香槟酒。我一说完，“异类警察”就皱起了眉头。他把腿上坐着的茉莉抱了起来，用相当流利的英语告诉她：“请去给我拿几根烟来，安琪儿。我现在要跟朋友说点事儿。5分钟后再回来吧。”茉莉顺从地告退了。

“你知道的，”“异类警察”说着吸了一口烟，然后改用日语说道，“我会去调查一下。你的朋友说的很可能是真的。我认为现在这样的女性应该更多了，可惜我帮不了她们什么忙。这种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啊。”

“困扰你？”

“我喜欢干这一行的女人。我知道我是在花钱买她们的殷勤，但我还是喜欢她们。这是一场游戏。不过，如果一个女人不想干这一行，又被强迫去干，那我就不想跟她一起玩了。那样就不好玩了，就不是游戏了。你的朋友说得对：如果她们没有得到报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我把自己所能找到的信息都给了他：“滑头”的办公地点和那处房产的契据——房产是登记在“j商行”名下的。

5分钟过去了，茉莉也没有回来。我们闲聊着等她回来。

“杰克，你跟俱乐部的哪个女人上过床吗？她们好像都挺喜欢你的，我看得出来。”

“她们喜欢我，是因为我不跟她们上床。我不想跟她们上床，所以我跟平常的顾客就显得不一样了。”

“因为你不喜欢白种女人？”

“不是，是因为那样做不好。”

“为什么？”

“因为她们有时会给我提供消息啊，你总不能跟你的线人上床吧。我结婚前干过这种事情，可现在不行了。搞不好会把某种可怕的性病带回家去传染给我的妻子，那她就会恨死我，把我踢出门外的。”

“哦，要是有这样的辣妹——她手头有你实在想要的消息，但只有跟她上床她才会把那个消息给你——你怎么办？”

“嗯……我会为得到可靠的消息跟女人上床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消息‘男妓’。你呢，‘异类警察’？你有没有跟线人上过床？”

“当然有，这就像笔额外津贴嘛。我还没结婚，也没有孩子。”

“所以，如果我跟你一样这么干，你就会认为我是个浑球吧？”

“不会啊，我只是觉得你有点怪。不是说你是个奇怪的老外，而是说你是个奇怪的人。你是个有行为准则的人，而且遵守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很古怪，但毕竟是个准则。我很钦佩这一点。而且，你是个好人。好啦，别误解我的意思，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

“说吧。”

“你迟早会破戒的。邪恶会成全你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会变黑的。”

“我会小心的。”

“哈。没门儿。你不会只为了金钱或消息跟人上床，而是因为这就像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像握手。这是一条滑溜溜的坡道，你甚至不会因此而感到内疚。你不会去想这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工作使你产生了焦虑，你就应该要求换个职位了。你很幸运，至少你已经结婚了。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结婚。”

“为什么不呢？”我立刻惊讶地问道。

“因为我已经在她们身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性对那些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结婚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了。我不能忠实于一个女人，我也不相信她能忠实于我。一夫一妻制就是扯淡。性就像交换贺年卡，是一种仪式。我明白这对我以外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件大事。我跟正常的世界不合拍，而且再也跟它合不上拍了。我决不会娶一个普通的小妞，否则我们之间的差异会把我们的婚姻埋葬掉。我可以娶一个妓女，但她必须答应以跟我睡为主，否则就不会太平，而且我还可能会嫉妒。我也许可以娶一个在风化纠察队工作过的女警，但决不会娶女招待，她们都是吸血鬼。”

“听起来相当凄凉啊。”

“等着瞧吧，你会明白的。不过，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吧，这是我从所有既拈花惹草又信奉一夫一妻制的混蛋那里学到的：什么也不要承认，决不坦白。如果你爱的是那个最想和她在一起的女人——那个最重要的女人，那么，撒谎吧。忏悔是为忏悔者准备的，忏悔会让自己觉得舒服，却毁了别人的生活。这是很自私的事情。不要坦白。”

“这可不是我期望从一个警察那里得到的建议。”

“我只是跟你说说而已，因为我觉得你有颗善良的心。你跟我说这些女孩的事情时，我看得出来，这件事让你感到困扰。你和我一样，喜欢这些女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决不坦白。”

茉莉回来了，手上拿着几根烟。她坐到“异类警察”的大腿上，拿起香槟瓶子对嘴喝了一大口，点着一根烟，卖弄风情似的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插到“异类警察”的嘴里，她的左手托着他的后脑勺，转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接着就把视线转向我的背后。一个又高又瘦、肤色浅黑、身着黑丝绸便服的白种女子漫步走到我们桌前，轻轻地坐到了我的腿上。我给她点了一杯喝的，这工夫，“异类警察”做好了自己去密室观看私密舞蹈的准备。

“异类警察”传过来一些确凿的消息，而我自己也通过登门拜访，以交换的方式得到了一些消息。三天之后，我对“滑头”和维克托的生意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消息大都证实了海伦娜告诉我的事情，有些消息还填补了一些空白。

不出所料，在这种勾当前面做幌子的公司就是“j商行”，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六本木、没有在日本当局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是“滑头”今井拥有和经营的。维克托是他的合伙人。他们的业务包括把外国女性带到东京地区来，把她们送进性爱俱乐部和色情按摩院。“滑头”经营着六本木地区的四家俱乐部——天使俱乐部、乐趣小窝、神圣俱乐部和抄本俱乐部，向涩谷的那家“美味小窝”提供女招待，另外还经营着一项伴游服务。他是这个城区的涉外皮肉生意之王，每个月收入相当于2万美元。

“滑头”主要是从以色列招募女孩，也招募匈牙利、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女孩。他在网站上刊登了征集女招待的广告。有一个21岁的加拿大女孩按图索骥联系了他，最后通过一家德国的招募机构的筛选，来到了日本。2003年的时候，“滑头”的公司名为“瓦伦蒂娜娱乐公司”；这个名称有可能已经改了。一般来说，那些女孩得到的承诺是，她们的工作是当高级女招待，陪富商吃饭，每个月有400万日元（约合4万美元！）的巨额收入。公司同意向那些女孩的本国代理机构支付3000欧元作为她们的机票钱和在东京的住宿费。

女孩一到东京，就有人接机并把她送到公司的公寓，与另一些女上班族同住。如果她届时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很快就会得知等着她的是什么了。他们会向她施加财务压力，对她撒谎，用隐晦（和不太隐晦）的话来恐吓她——不听话就会伤害到她的家人，并对她进行简明易懂的洗脑。

那些女孩在妓院里上满9个小时的班，一天可以挣到相当于100美元左右的收入，而其中的75美元会被作为入场费收走。实际上，一天下来，那些女孩手里只剩下25美元，跟承诺给她们的每月4万美元相去甚远。那些女孩都是持旅游签证的，只允许逗留3个月，而且不允许工作。对“滑头”和维克托来说，这种状况大有好处，他们既可以走马灯似的更换新的女孩，又可以不断收缴日益上调的机票钱。许多女孩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还欠着“滑头”的钱呢。

维克托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据说跟一个日本女子结了婚，这桩婚姻给他在日本开展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法部的一个线人发现了一家注册在“滑头”名下的公司：“r&d”，这家公司成立于1993年，经营汽车进口、服装销售、咨询业务和保险经纪业务，现在显然不再做什么生意了。这家公司的董事小林高触犯了《卖淫防止法》——他把台湾妇女带到日本国内，让她们从事妓女的行当，1989年在静冈（那里是后藤组的地盘）被拘捕。据称“滑头”一直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很显然，“滑头”早就有了贩卖人口的记录。

“异类警察”带来了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消息：“滑头”不能碰。我怀疑，这是因为他的情报给露茜·布莱克曼案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一直到了东京都警视厅给六本木管区派去新长官的时候，“滑头”才失去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滑头”在他的人生中做了一次好事，却要别人从此为这一好事埋单。

维克托大多是在欧洲直接招募女孩。他还处理后勤事务，安排前往马尔代夫的性旅行——这才是真正的摇钱树。

到了12月初，我收集到足够写一篇报道的资料，就写了一份初稿交给我当时的主管山越（又名史蒂夫·麦奎因sup(2)/sup）。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是日本的史蒂夫·麦奎因，而不是汤姆·克鲁斯什么的，但他对我的文章还是有兴趣的。

不过，考虑到这篇报道的轰动性，他想要先把20件左右的事情搞清楚。他把这篇报道和我一齐交给了“蝴蝶结”先生——国内新闻部里最可怕、最苛刻的编辑兼资深记者。

“蝴蝶结”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毫不含糊地把他想要的东西告诉了我。一个是要我去跟经纪人或人贩子谈一谈，听听他们的说法。另一个是要我去找到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你说的‘无辜的受害者’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白痴？有些荡妇来日本就想一个晚上躺着赚上两三千美元，结果发现自己赚不到那么多钱，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犯罪。我要的是一个受骗上当的女孩，一个无辜的女孩。我要的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如果只是个没拿到足额报酬的妓女对她的工作表示不满，你就写不成一篇报道。”

“我认为你没有理解我想说的。”

“我理解。我了解这种交易。我只是在告诉你该怎么写。你想写这篇报道，写一篇让人同情那些无辜的妇女、仇恨那些人贩子的报道。如果做不到我说的那样，你就写不成一篇报道，而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但我当时说什么也想要把这篇报道写出来。事实上，这正在成为我的一个奋斗目标。所以，我又去找海伦娜帮忙。她告诉了我跟一个逃出来的女人取得联系的方法。那个女人叫韦罗妮卡，她有幸在逃走前把自己的护照偷了回来。

韦罗妮卡个子不高，身材偏瘦，金发梳到脑后草草地扎了个马尾辫。她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一层厚厚的浓妆也掩盖不了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她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白色皮大衣，左耳长得像被压扁了似的。

她26岁，老家在离华沙约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在网上看到了这则广告：‘到日本去当女招待吧！谁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赚到很多的钱！我们正在雇用金发女郎。’我就联系了。

“我到华沙去见了这个艺人公司的代表，叫米克尔。他给我展示了一家俱乐部的图片——真是个奢侈的地方啊——他说：‘你去的就是这个地方，和日本男人跳舞，用英语跟他们聊天。一个小时就赚100美元。’我的女儿6岁了，我让我母亲照顾她，自己就离开华沙飞到东京来了。他们让我到全日空饭店去，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维克托。他是荷兰人，很英俊，表现得完全像个绅士，我觉得很安心。

“维克托开车把我送到住宿的地方。他说，我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一定很累了，可以先放松一下，明天开始工作就行。他把我带到那间公寓——位于西麻布一栋大楼的4楼。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地址。公寓里已经住了一个哥伦比亚女孩和一个加拿大女孩。三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开始觉得有点不自在了。维克托拉出一个抽屉，让我把值钱的东西——包括我的护照——都放到里面去，说这样才不会被偷走。我照他说的做了。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维克托和一个叫‘滑头’的日本男人来到了公寓里。接着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小窝’。那个地方跟我在波兰看到的图片完全不一样。维克托非常粗暴地告诉我们，我们就在那儿工作。我生气了，心想，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后来那两个家伙向我们说明了工作内容：我们要提供性服务——给那些男子按摩、手淫。口交就有4000日元（约合40美元）。不管我们有没有顾客，他们每天都要向我们收7500日元（约合75美元）。如果我们不交，这个金额就成了我们必须偿还的‘贷款’。机票钱是他们向我们收取的第一笔款项，他们说我们已经欠了他们30万日元（约合3000美元）。那间公寓的费用是每天1万日元（约合100美元）。‘别拖拖拉拉的，’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的钱，可以和顾客上床，这样可以赚到2万日元（约合200美元）。你在这个国家可以待上3个月，所以，只要你们工作，就可以还上所有的贷款。’

“我被吓坏了，心里反感到了极点，但我无能为力。我离开了酒吧，但我对东京一点都不熟悉，连回公寓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不过，不知怎的我还记得几处地方，两三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摸回了公寓。我以为我可以抓起护照和机票，做好回家的准备。没想到回到房间一看，抽屉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等着。

“我见到维克托的时候，他的脸上显得那么……洋洋得意。我很生气：‘你到底想干什么？还我护照！把回程机票给我！你是个贼，如果你不把那些东西还回来，我就去报警。’他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还对我说：‘是我们买的机票——机票是我们的，不是你的。我什么也没偷，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婊子。去报警试试。你没有护照，对吧？他们会以非法移民罪逮捕你的。这儿的警察比地狱猎犬sup(3)/sup还可怕。请啊，随你的便，尽管去吧。他们会把你驱逐出境，但你欠我们的钱是不会不了了之的。恰恰相反，我们会向你索赔的。我知道你家住在哪里，我的朋友也都知道。’

“我把女儿留给了我妈妈，把这一切介绍给我的人知道她们住的地方。听了维克托的威胁，我心里很害怕，我认为他们会伤害我的家人。我想，如果我逃了，在我躲起来的时候，我的女儿会被人杀了……我妈妈也会。如果是现在，我应该会去找使馆。但我当时担心维克托也会想方设法让我陷入困境，我想他搞不好在使馆里都有朋友。天哪，我真傻。

“我没有地方睡觉，没有钱，走投无路。只有‘工作’了。这是我第一次做那样的事情。他们解释说，只做按摩是1000日元（约合10美元）。我讨厌做那种事情，但还是做了。触摸男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顾客总是要求口交。那样做会得到更多的钱。第一周，我只做按摩，但维克托和‘滑头’要求住一天公寓交1万日元（约合100美元）。于是，我就试着做了一次口交，但我跟不认识的人就是做不来。我开始剧烈地哽咽起来，开始恨我自己了。有一天，我哭了起来，去乞求那个店里的经理。他说他不知道他们把我的护照拿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维克托说的，但他帮我把护照要了回来。经理跟我说，我可以试着在别的地方找工作。他后来还把电话借给了我，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和女儿，让她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她们说维克托曾经给她们打过一次电话。我真想马上回家去，回到她们身边，但我做不到。我没有钱。

“我到另一家陪酒屋去找工作，但维克托几乎马上就得知了这件事。他到这家俱乐部来对我说：‘你不能在六本木工作了，我看着你呢。没有人会给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婊子活儿干的。’当时‘滑头’也跟他在一起。

“我不是来日本当妓女的，我得到的承诺是当女招待。那个店里的经理给了我机票和护照，所以，第二天我就决定逃走。我跟一些处境相同的女人谈了，准备去报警；但大家越想越害怕，最后还是没有去成。她们都说‘他们会逮捕我们’、‘现在我们连债都还不上，去了还得请律师’、‘日本的监狱很可怕’……

“维克托是不可饶恕的，‘滑头’也是。下地狱都太便宜他们了。

“他们还为商人组织性旅行，你知道吗。他们在马尔代夫有一艘大船，那些女孩都是三陪。那些男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每天晚上跟不同的女孩上床……另一个波兰姑娘告诉我，她在一个这样的旅行团里干过。她得到的承诺是5天20万日元（约合2000美元），但维克托不断以‘租金’为名克扣工钱，结果只付了一半该她的钱。‘这对你来说就像度假一样嘛，’他跟她说，‘我想，付10万日元让你去度假就够意思了吧。’

“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警方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他们知道有这种事情，但他们认为到日本来的妇女都是妓女。我想，等我回到家里，我就会去报警，但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家人。

“这个俄罗斯女人卡琳娜11月的时候跟我在同一个这样的旅行团里。她脾气暴躁，总和顾客干仗。一天晚上，她不见了。维克托告诉我们，她假装胃疼，他们把她带到岛上的医院去，结果她跑掉了。谁都不相信他的话。我看到她踮着脚尖走出她过夜的那个房间，绝对不像是要逃走的样子。我见她没有回来，就到她的房间里看了一下：里面已经没有她住过的迹象了，但床边上有血迹，看上去就像有人打扫过的样子，我还闻到了清洁剂的味道。我非常害怕，但又不能去问别人，一问就会有危险，更不能跟其他女孩说了。船上有个家伙是日本黑帮里的。卡琳娜失踪后的第二天，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道很深的刀伤。也许是她反抗了，他就把她杀了。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我不能不这样想。

“最后，他们额外给我加了一点钱，我认为这是封口费。大概等大家都回家了，他们就只想把这可怕的经历忘掉吧。

“去找日本警方报案一点用都没有。即使我告诉波兰的当地警方，他们也只是把我当成妓女。

“我再也不想跟男人在一起了，甚至不想跟任何人在一起。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我只是……肮脏的人，甚至不是个女人，什么都不是了……”

韦罗妮卡讲了很长时间，我边听边飞快地做着记录。她不得不说出口的事情和我在别的地方听说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来日本的动机不同，细枝末节也不同，但那可怕的经历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想先去追踪维克托，这样就得搞到他的电话号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在“迪斯帕里奥”店里泡了一个晚上，给我见过的最疯的以色列女孩琪琪买酒喝。她晒得太黑了，看起来就像黄褐色的果挞sup(4)/sup，发型是地地道道的非洲式圆蓬头。她是维克托的前女友。

我试图迷惑她，套出维克托的电话号码，但她不是得到了警告，就是天生谨慎，或许都有吧。我还没有做足功课，钱就快花完了。那天晚上，两个小时、两万日元（约合200美元）都赔进去了，琪琪也喝醉了，但还是什么也没说。唉，她一直在说，但就是没有说我想听的。她几乎坐不直了，我把她扶起来，开始为她按摩肩膀。

“你的按摩真棒啊！在哪儿学的？”

“瑞典式按摩学校。85届的。”

她笑了：“你这个骗子！别停。”

我按摩了她的脖子，慢慢移到她的手上按摩了几分钟，然后就准备鸣锣收兵了。“琪琪，我该回家了。”我说道。

她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仰望着我：“别走嘛。”

“我还有报告要写呢。如果你下班后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来见你，给你来一个全身按摩，不带胡来的。”

她扬起眉毛：“全身的？好啊，我要。”

凌晨3点，她打来了电话，醉醺醺地叫着要按摩。我又回到了“迪斯帕里奥”，我们一起去了一家情人旅馆。一进房间，她就脱光了衣服，扑倒在床上，喘着气说：“我累坏了。给我按摩！”

于是，我给她做了按摩。按摩了大约20分钟，这个时间刚好可以让她得到足够的放松，却不足以让她入睡。理想的按摩是不应该导致性兴奋的，但我没有在给她做理想的按摩，而是在让她兴奋起来。我的手段奏效了。

她翻过身来，抓着自己的乳房：“你按得我那么舒服，你可以操我了。”

“我操不了你。我心里有事。”

“比如说？”

“比如说维克托的电话号码。”

“你要那该死的电话号码？你为什么要那该死的电话号码？”

“他欠我的钱。”

这句话似乎让她觉得合乎情理了。她做了个鬼脸，恶狠狠地说出了那个电话号码。我赶紧记了下来。

“现在你可以操我了吧。”她说。

“我不准备收你按摩费了，但我要收你快乐收尾费。”

她坐了起来，盯着我问：“什么？”

“我是说，我不准备操你，但可以让你飞起来。不过，这超出了正常按摩服务的范围。我得向你收费。”

听到这话，她笑了，伸手够到她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掏出一叠1万日元（约合100美元）的纸币，朝我扔了过来。

“把你的钱拿去，贪婪的小鬼。现在就让我飞吧。我要高潮。”

我的手指修长——一件与生俱来的礼物。我用手指让她高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