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符合公众的意愿，当然也不符合报纸的基调；而浜谷为人过于正直，她不会放弃自己的想法，也不会修改自己的文章来迎合一条心照不宣的公司政策。

就这样，她让自己被贴上“惹是生非者”的标签，并被看成是激进分子，说“她和她所庇护的那些疯子一样疯狂”。打那以后，她的日子就开始不太好过了。

2001年6月8日，一个名叫宅间守的37岁男子冲进大阪教育学院附属池田小学，刺伤23名小孩，刺死8人。宅间当时被认定患有精神病，但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明显是一起为了泄愤而事先策划好的犯罪行为，而且，他故意谎称自己有精神病，就是以为这样自己不会受到起诉。这起事件再次让人们把精神病人与暴力犯罪联系在了一起，而浜谷也在继续发表她的意见，认为我们的报道不应该支持那种偏见，不应该以偏概全地认为所有精神疾病都是编造出来逃避处罚的。这的确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却在部门内部引起了不合理的反应。

浜谷针对这个问题写下的文章并不被一些资深编辑看好。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正直和热情反而被视为一种公然的挑战。

9月12日，一次会议上宣布了一则调令，浜谷被调到人力资源部门去了，基本上是被撵出了国内新闻部。菊池部长要求浜谷在8月29日调任，并让她致告别词，而她的嗓音已经哑了，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她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但她克制着不让自己崩溃。

我不知道这个部门让人这么想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或许就像一次不美满的婚姻吧：你的人生花费在这要命的事情上的年头越多，离婚的难度就越大——你不想让自己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或许原因就在于，你感觉自己是新闻记者里的精英；也可能在于，这份工作成了你的身份、你的生活和你早晨起床的理由。如果你被别人剥夺了这种感觉，会觉得很痛。

那天晚上，我和浜谷一起去青山的意大利餐厅吃了饭。部长一个月前就给她打了电话，跟她说，他准备把她转去《读卖周刊》——《读卖新闻》旗下的一份出版物。浜谷对他说：“我想留在国内新闻部。如果我走了，没有人能妥善处理好智障人士和残疾人士的报道。”她说，部长看上去对她的答复并不满意；其实他把她的答复看成是对命令的违抗了。

在即将召开部门会议的几天前，他把她叫到他的办公桌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你即将离开这个部门，奉调到人力资源部门去。你要么接受这个决定，要么辞职，不然就会被解雇。只要在这个公司里，你就再也别想当记者了。我的话完了。”

然后二话不说就把她打发走了。

她什么理由和解释也没有得到。我能够体会到，她就像被人痛打了一顿似的。我们坐在餐厅里。“你再也别想当记者了。”她重复完这句话之后就完全崩溃了。她哭得那么厉害，我都以为她快要窒息了。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任由她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为止。

我想，让她哭出来兴许会好受些。

“喂，”我使尽浑身解数，用最能鼓舞人心的声音说道，“部长就是个混蛋——他不会一直待在那个位置上的。只要耐心等待，事情就会过去的。你是个优秀的记者，还会有机会写报道的。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她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我并不是，但我撒了谎。我让她放心，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事情不会有所改变了，但我强烈地怀疑事情不会转圜，不过你总想给人留一些希望吧。或许我应该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她；或许我应该告诉她——赶快离开《读卖新闻》，到另一家能赏识她的报社去工作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和读卖新闻社里的人保持联络是一件难事。大家看起来都在一家公司里工作，但是，如果你负责了警方采访，在自己的部门里就成了陌生人。你吃喝拉撒睡都在东京都警视厅总部里，就基本上不回公司总部去了。尤其难得一见的是浜谷，因为她现在干脆就不在我这个部门里了。但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信息技术采访部门的主编在他的公寓里举行了一次丰盛的晚宴，同时也邀请了以前的记者参加，我们终于有一些时间坐在一起聊聊八卦，谈谈各自的工作了。我拍了几张浜谷的照片，拍得挺不错，她假装挥起拳头打倒了好几个人。我们本来约好那一周的晚些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继续聊一聊的，不巧我忙于为一篇报道做采访，不得不取消了跟她的约定。她似乎有点失望，我答应过几天重新定个日子。

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但没人接。

我记不得确切的日期了。那天我要到公司的图书馆去复印一些材料，就顺便进总部去逛了一圈。我经过部里的时候，发现里面的气氛显得异常地压抑，菊池部长正在他的办公桌前跟一些高管在低声商量着什么。我走进大厅去倒咖啡喝，另一位女记者走到我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看见她面带笑容，神情激动，似乎有什么惊人的秘密要告诉我。

“嘿，最近怎么样？”我问她，尽量不让咖啡烫到自己的舌头。

她凑近我低声说道：“你听说浜谷的消息了吗？”

“没有啊，是好消息吧，但愿。她要回社会部了？”

“你真的不知道？”

“上周到现在我一直都没跟她说上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她结婚了？有男朋友了？快告诉我吧。”

“她自杀了。”她几乎有点神经质地笑着说道。

“哦？别逗了，在食堂里‘剖腹’了？”

“不，她真的自杀了。”

“什么？怎么自杀的？”

“他们说她在自己的公寓里上吊了。她的父母今天发现了她的尸体。那些周刊杂志已经在四处打听消息了。你小心点。”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感觉就像自己的腹部突然中了一拳似的。

“你没事吧？”

她一定是问了三次我才答腔。

“噢，没事。谢谢你告诉了我。”

“很抱歉。我以为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不过还是谢谢你。”

我委婉地告辞之后，到卫生间里吐了。

我真希望有家周刊给我打电话。那我就会告诉他们，浜谷不是自杀的，她是被一句漫不经心的无情宣判——“你再也别想当记者了”——逼得去自杀的。对一个认真、敬业的记者来说，这句话不啻为死刑判决。

我去参加了葬礼，那天热得令人难受。我很迟才去，还提前离开了。我在那儿看到了菊池，虽然知道这并不是他的错，但我真想揍他一顿。我不能正眼瞧他。我甚至不愿去想自己是否辜负了作为朋友的浜谷。独家新闻的采访进展得很顺利，我太兴奋了，几天前她说的话我大概只听进去了一半。如果我当时注意听或者更早一点回她的电话，事情或许就不一样了。

第二天，在警察总部食堂里跟我的警方采访搭档共进午餐的时候，我跟她大致说了一下葬礼的情况。她过去和浜谷一直相处得很好。

她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在都市新闻部工作的时候，浜谷对我真好，教我工作上的诀窍，告诉我不成文的规则。她是我所认识的最热心、最敬业的记者。”

我告诉她，她对我也一样。

“是啊，她了解她的专长——环境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残疾人问题。环保局甚至发来一份电报表达他们的慰问，那篇悼文还在葬礼上被大声宣读了呢。

“那是葬礼上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那么多人，他们都被这位女士所感染，受到感化，深受感动。她一直是个优秀的记者。”

“嗯，”她说，“对她的辛勤工作的奖励，就是下放到人力资源部去。那段日子一定难以忍受啊。”

“难以忍受？”

“不是吗？她在这儿是个优秀的记者，甚至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记者——而公司却剥夺了她的职位，不让她从事记者的工作。每次到了聘用期，她都不得不跟所有那些满怀理想的年轻女性打交道，刚参加工作的，告诉她们《读卖新闻》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公司。这种为新人举办的上岗前的打气座谈会我参加过一次，有些女孩甚至没有意识到浜谷曾经是个记者。她们只晓得她是人力资源部里的一个中年妇女。”

葬礼的第二天，我查看了我的公司电子邮件账户，平时我很少查看。我收到了一封浜谷发来的电子邮件，还没有打开看过。

那封电子邮件大约是在她自杀的两天前发出来的。我一直没有打开来看，我没有这个勇气，也不想知道里面的内容。我好像把它备份到了硬盘的某个地方，但我也不打算去把它找出来了。

什么会让你觉得郁郁寡欢（yarusenai）？

那就是一封你从未回复过也永远不会打开来看的电子邮件，那就是你给出的不得当的劝导、你应该打而没打的电话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那就是你对好像觉得自己本来可以救而没能救过来的朋友的思念。

(1)原诗如下：

待てど暮らせど来ぬ人を

宵待ち草のやるせなさ

今宵は月も出ぬそうな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27岁的竹久在避暑旅行中遇见当地一位叫贤的女孩。他们在海边漫步，言谈甚欢。翌年，竹久故地重游，却听闻贤出嫁的消息，顿觉惘然。于是便有了这首诗。——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