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中有些表达忧伤的词语太微妙，太费解，译成英文无法充分表达出它们的意味。

setsunai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忧伤”，不过，它更适合描述一种悲伤和孤独的感觉，强烈到你的胸膛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种自然而真实的忧伤。另外还有一个词yarusenai，它有“郁郁寡欢”的意思——悲哀或孤独的感觉太强烈了，你摆脱不了它，也驱散不了它。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忘却了那些事情，但每当你想起它们来，就有一种郁郁寡欢的感觉。其实那些事情从来没有从你的心头消失，只不过被藏了起来，一时想不起了。

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写过一首优美的儿歌，叫作《月见草》。月见草是一种黄色（有的是白色）的花卉，它只在晚上开花；到了清晨，花儿就会带上一点红色，然后骤然凋谢。这首歌几乎不可能翻译，因为它有着“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任何一种翻译都只是一种解释，下面就是我对这首歌的解释：

你度日如年，翘首以待

那人儿却可能永远不会来

这无尽的郁郁寡欢

宛如月见草在焦急地等待

今夜啊，仿佛连月亮都不会出来sup(1)/sup

时不时地，你会遇见一个要把你培养成某种人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培养成记者。大概我在别人眼里总像一条迎面走来的流浪狗，他们总觉得有必要收容我、照料我。浜谷麻美在我刚进社会部的时候就一直庇护着我。她也一直是个警方记者。我开始负责采访第四管区的时候，说实在的，给了我一些用得上的熟人的只有她一个。不知为什么，我们一拍即合，或许是因为我们在部里都是孤家寡人吧。从2000年初起，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我都把她当作我的干姐姐了。

浜谷看上去很像长映不衰的卡通片《史酷比》里的那个戴着宽镜框、厚镜片眼镜的女孩威与玛。她长着圆鼻头，头发剪得跟披头士一样。她一般不穿裙子，只穿休闲裤和有领衬衫来上班，打扮有点像个男的。她和日本国内新闻部的所有女性一样，坚韧不拔，埋头苦干。整个部门有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氛围，女性不多。2003年的时候，部里的百余位记者当中只有六七个女性。为了留在社会部里，女性不得不与男性一样忍受着痛苦而漫长的工作时间；在社交场合，她们还得为男同行们倒酒，却一点都不能抱怨。在许多方面，她们在工作中不得不比男性更勤奋一些。

一个吹毛求疵的电话敲定了我们的友谊。

我当时的工作是值白班，基本上就是坐在编辑部里接听电话，等着有什么事件发生的时候派人去应急。那时，我就是游军（后备军）——国内新闻部的精锐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我们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在没有重大新闻的时候可以自由走动，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报道一下。我还负责一个连载了相当长时间的“安全危机”专题系列报道，探讨的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程度、原因及其对国家的影响。尽管当时的犯罪率依然很低，但在几类重大犯罪方面，警方的结案率（破案能力）创下了历史新低，因而这是个热门话题。

那天本来是风平浪静的，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打电话来的是个怒气冲冲的读卖巨人队球迷，他不喜欢现任的主教练。我告诉他，我们是报社的新闻部门，既不是体育部门，也不是读卖巨人队的经营部门。我建议他打电话到别的地方去问问。

他自报了姓名，然后要求我也把名字告诉他。我照他说的做了——按照日语的发音把我的名字拼给他听：

“皆哭-阿爹戮死铁鹰。”

打电话来的人显得很不高兴：

“你在耍什么鬼把戏？你到底是谁？”

在他的要求下，我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了好几遍。

“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而且是个外国人。”

“你不是外国人。你是一种机器，是设计来戏弄人，让他们挂断电话的机器。”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机器。我是人类，非日本人的人类。”

“外国人，呵呵。难怪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让别人来接电话。”

我旁边只有浜谷。她点了点头，让我把电话给她。

“您好，我是浜谷。我认为杰克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

打电话来的人这下气得七窍生烟了。

“刚才是老外，现在又是个女的？让男的来接电话。”

“对不起，”浜谷嗲声嗲气地说道，“今天上班的不是外国人就是女人——搞不好还是外国女人哦。我想我们帮不了您这个忙咯。”

然后她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喜欢上了浜谷。

我每次提交自己整理的一组专题文章或一篇报道的时候，浜谷都会帮我过一遍，提一些建议。标准的新闻报道和深入的分析文章在格式上是全然不同的，而我有一段时间对偏离了标准的倒金字塔格式的专题文章非常挠头。

她颇具黑色幽默感，取笑我的方式也显得和蔼可亲，尤其是对我那狼吞虎咽的吃相。她并不特别漂亮，却属于那种相处越久就越觉得有魅力的不可思议的女人。

后来，浜谷和我都被派到信息技术采访组去了。日本当时正处于信息技术泡沫期，“互联网”“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成了响当当的流行语。信息技术采访组的组员来自报纸各个版面——包括科技、经济、文化和商业的记者。我被派去采访信息技术的软肋：病毒、黑客、dos攻击、网络诈骗、网上非法销售、儿童色情、压酷砸的企业入侵、预付费电话的滥用以及其他任何跟日本和世界最新技术进步有关的令人不快的事情。

我是个自学成才的电脑极客。我刚开始使用的是苹果电脑，后来换成了windows操作系统，对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痴迷了很短一段时间。我掌握了计算机的工作原理，这样，我就可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我手头的设备，用更高的分辨率玩《血祭》和《神偷》那样的游戏了——动机不纯，但效果不错。

浜谷是在我之后被派到这个部门来的。她勉强会用电子邮件，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教自己的老师了。但浜谷是个优秀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因为暂时的角色转换而感到不舒服过。我借书给她看，给她解释术语，教她使用各种网络浏览器，做书签……反过来，她会浏览我的专题文章，提出建议，指出我的语法错误……我还可以指望她在我需要的时候替我收拾烂摊子。

2000年9月17日，我得到消息说贝尼即将出生，浜谷没等我开口求她就把我“撵”出了办公室，还把我刚写了一半的文章也接了过去。

我因孩子出生得到了两天的休假。一周后，信息技术采访组的一个记者需要为一篇有关克隆的文章配一张婴儿的照片。浜谷立刻想到了我的孩子。

“杰克，这会给孩子一个开门红。何况我也想瞧瞧这个小家伙呢。我们都要去。”

就这样，我们带着一位《读卖新闻》的摄影师钻进一辆出租车，奔埼玉县去了——淳住在她母亲家里。浜谷非常喜欢孩子，淳让她抱贝尼的时候，我看到她眉开眼笑了，而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她这样笑过。她的脸上都泛起了红晕。

浜谷为了工作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们这个部门里的女性大都是这样的。她错过了结婚的机会，现在即便能找到足够的空闲时间和别人约会，她也已经过了可以安全生育的年龄了。

摄影师拍下了贝尼哇哇叫时的照片。第二天，贝尼的照片成了蒙太奇的一部分，出现在《读卖新闻》的头版上，旁边的大标题是“克隆：我们要创造出一种超人类？”

又过了一天，浜谷把28份昨天的报纸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分成四叠，用塑料绳整整齐齐地装订在一起。这竟成了一份绝无仅有的纪念品和遗物。

日本的报社（也许日本的企业和政府也一样）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决不容许你长期从事同样的工作。人事变动不断，仅仅是为变动而变动，这种做法损害了工作的连贯性，使一个记者很难拥有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大多数的报道都不让署名，这也伤害了为争取在某一新闻题材上被专家认可而努力的记者。

浜谷的专业领域是智障人士问题，特别涉及那些人触犯了法律时应对他们采取的适当措施。她还是个为残疾人士服务的热心倡导者，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日本在这个领域仍然落后美国几十年。

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关法律及其如何处理精神病患者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些人大声疾呼，法律方面的官员在强行关押精神病患者方面应当具有更大的权限。

这场辩论的导火索是1999年7月23日发生的一起事件——从羽田机场（东京国际机场）起飞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一个精神病患者劫持了。他在犯罪过程中刺伤了机长，被捕后，关于应不应当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因为他有精神病史，他曾经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按照处理这种案件的惯例，大多数报纸没有在报道中指名道姓。然而就在27日那天，最保守的日报——《产经新闻》——提到了他的名字。

检察官办公室在起诉那名男子之前并没有把他送去做一次正式的精神能力评价，这意味着他被认定在精神上有能力承担刑事责任。到了8月10日，连《读卖新闻》的姊妹台——日本电视台——也在报道中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了。

到他被正式起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都在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了。事实上，多家媒体非常详细地曝光了他的心理问题和病史。

浜谷竭力反对公布那名男子的姓名，并在采访报道中表达了她对这种做法的不满。

“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助长了一种暴民心态。所有刊登出来的报道几乎都在暗示，如果一个人在接受精神病治疗，那么，他离犯下可怕的罪行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她在8月的一次午餐时跟我这样说，我当时并不同意她的看法，可以说是起初不同意吧。我的脑子里依然有我在警方采访时留下的烙印，像一个警察那样思考问题——要惩罚罪犯，别为他们平反。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狡猾的歹徒编造出来的，是为了逃避牢狱之灾。

然而，她跟我介绍了那名男子的病史和打进心理健康诊所的各种电话之后，我重新认识了这个问题，开始理解她的观点了。

当时，所有我们这些日本媒体人都在拿患有精神病的人犯下可怕的罪行这一事件来说事，并由此推断出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能力或有可能犯下类似的罪行。在很多方面，这种报道加深了许多过去对智障人士的偏见，怂恿了人们歧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