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对她点了点头。

“奶还是糖？”她问。

“请都放一点。”

“好，在这儿等着。”富士说着，三步并作两步朝楼下走去。

咖啡真难喝，速溶的，不过还是比绿茶好喝。

富士20分钟后回来了：“好了。明天中午到练功馆去找我。我会把你想要了解的有关扒手的事情都告诉你。事先把你要问的问题都想好，因为这样的事我只做一次。”这下妥了。

当天晚上，我在记者俱乐部里跟山本说了我做的交易。他很满意，同时又有点失望。

“你为了这篇报道要挟了探长？”

“我没有要挟他。我用一个报道换了另一个。”

“你要挟了他。”

“我威胁他了吗？”

“嗯，没有。”

“好了，那就不算要挟。”

“阿德尔斯坦，你这家伙了不得，真有手腕。不过你也够卑鄙的。”

“我做错什么了吗？”

“既然如此，你干吗不从他那儿弄到一篇更好的报道来，那玩意儿算什么。你就只能弄到一个差劲的扒手么？”

“别的没有我想要的啊。”

“好吧，”他说，“把这篇报道搞到手，打成定稿，我会尽力让值班编辑把它弄成独家新闻。”

第二天，我来到练功馆时，富士已经在里面等着我了。他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膝上放着一叠资料。我脱下鞋子，踏上榻榻米，坐在他的对面，用的是“正坐”的姿势——膝盖并拢跪着，两只脚底冲上压在屁股下面。

富士摘下眼镜，放在他的膝盖旁，然后抬头望着我。我拿出采访本和钢笔。

“阿德尔斯坦。”

“在这儿，富士先生。”

“你的袜子不成对吧。”

我低头一看，果然如此。我穿的是一只灰袜子和一只黑袜子。我没有想到要脱鞋。“很抱歉，今天早上太匆忙了。”

富士摇了摇头：“你是个怪人。我以为你一无所知，不过你竟然好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却连自己的袜子都配不对。”

“的确如此。”

“8年来我一直是个警探，我从来没有把独家新闻给过哪个记者。”

“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把这起案件告诉了你。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搞到这个独家新闻的，你会怎么说？”

“我敢肯定不会有人在乎的。”

“唉，他们会的。我了解你们这种人。”

“我们这种人？”

“记者。那你会说什么呢？”

我想了一会儿：“我会说，有人从总部把这件事透露给了我的上司，结果我不得不写了这篇报道，因为这属于我的采访范围。”

“回答得很好。”

说罢，富士就简要地叙述了导致扒手被捕的一连串的事件、这起案件的看点、扒手的出生日期和他供认的作案数量，然后还耐心地回答了我问的其他所有的问题。

在我负责采访大宫警方的整个时期里，他再也没有给过我独家新闻。尽管如此，每次我去找他聊天的时候，他都会问我是想喝绿茶还是喝咖啡。

9月下旬，这篇报道在《读卖新闻》地方版的“新闻内外”专题里登出来了。因为这是一篇专题报道，我真的得到了署名的机会。

在犯罪年鉴中，关于专业扒手的记载属于次要的内容。不过，我打算将这篇报道放在这里，作为日本罪犯的职业精神的一个样本。

佐藤浩辅，45岁，在火车上行窃时被大宫警方拘捕。这种抓捕行动很难执行——除非扒手是在作案过程中被当场抓获，否则在法庭上很难证明他的罪行。常规的辩护是，被告“发现了钱包并打算尽快地把它交给警方”。意图是难以反驳的。

据佐藤自己交代，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行窃420起。可能还不止这些，但他显然没有做精确的记录。

他生活在新潟县的一个小渔村里。他平日都不在家里；他告诉妻子，他在东京帮朋友照看一间酒吧。他每逢周末都会回家，支付账单，还一个星期交给妻子1000美元左右。

他每次都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离开家，然后乘火车去东京、大阪或其他10个县中的某个地方作案。白天，为了打发时间，他去玩“扒金库”sup(1)/sup或者待在桑拿浴室里睡觉。夜间，他就登上他看中的火车（通常是深夜的特快列车）去操练他的手艺。他一般找喝醉或困得睡着了的上班族。让他得心应手的原因在于，许多日本人都觉得在火车上睡觉很安全。

他坐到目标的身边去，用公文包掩盖自己的动作，然后偷窃下手对象的钱包。他只拿现金，别的什么都不碰，然后还把钱包还给主人，这一连串的动作都不会把那个倒霉蛋唤醒。不过，“打秋千”——从他座位旁边的钩子上挂着的西服上装里取出钱包——是他的专长。他声称，他的这个技艺是无与伦比的。不论车上人多还是人少，不论他旁边或者对面是否有人可能看见，他都可以把钱包从西服上装里掏出来。毫无疑问，他擅长的是装睡行窃。

在日本，一切（甚至盗窃）都是艺术。连斗殴也是——柔道、合气道和剑道，所有这些功夫不仅仅是为了学会如何把你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握自己。从许多方面来看，佐藤就是他那种艺术的大师。

就我个人而言，我真希望自己在大学里能多花一点时间去精通功夫；我发现，要作为《读卖新闻》的记者活下去，体力要求有点超出了我的预期。

(1)扒金库又称弹珠盘、老虎机，是一种日本弹珠赌博机，据称全日本有三百多万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