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几个月的警方采访记者，和一些警察成了朋友，但我连一个独家新闻都没有亲自挖到过。

独家新闻一般是很难弄到的。它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先得听到轰动性事件的风声，然后去找正在调查这个事件的级别较低的警探，获得他的信任和他手头上掌握的消息，最后把消息传到食物链上去，还不能让上面的人知道你的材料是从底下收集来的。

你可能得费上好几个小时去等你的线人回家，希望他在简短的交谈中能吐出一点点消息来。不过，如果遇上大案子，你的线人有可能好几天都不会回家。1993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手机，要取得联络可比现在困难得多了，你不得不凭运气才能在他们上班的地方、他们家里或者他们上下班的途中抓住他们打听一点消息。

你掌握的事实都必须得到第三方的认证，而且，你必须说服你的编辑，让他觉得发这篇报道是安全的，不会再有官方新闻稿发布。有时，你还必须亲自到犯罪嫌疑人的家里去确认他是不是已被逮捕了，因为在日本，逮捕记录是不公开的。常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已经做好写报道的准备，而且通知了探长；这时，警方突然冒出来，匆匆发布一份新闻稿，你的独家新闻连同你付出的一切努力随即化为乌有。

不过，我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怎么做到的？老办法：要挟。

每天晚上，我都会利用平常的体育赛事、出生公告、讣告等烦琐的输入作业和为资深职员订晚餐之间的空隙，骑着自行车跑到大宫派出所去和那儿的警察闲聊。大多数时候，如果他们不忙，我就坐下来和他们胡乱侃上一阵子。我们喝着绿茶，谈论政治、过去的案子或电视上的话题。我会带上一些甜甜圈——我认为这并不是日本警察常吃的东西，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事实上，他们可能正是因为平常很少吃才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一个线人告诉我说，他们数星期前逮回来的一个专业扒手供认了他作案的数量，数目相当庞大。不过，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那个扒手每天都穿西服打领带去“上班”——是个名副其实的专业人士。日本的新闻中反复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这类报道，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没听说过有比他更出色的扒手了。

经过对这条线索进行多方验证之后，我做好了写这篇报道的准备。除了他供认不讳的作案数量之外，我收集到了我所需要的全部事实，但作案数目对这篇报道来说至关重要。铁路部门的官员也不清楚具体数目。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大宫警方的高层人物谈谈，他们现在正办着这个案子。

探长名叫富士。众所周知，他非常擅长讯问，是个出色的警察，但他不喜欢跟记者打交道。他又高又瘦，戴着老套的厚眼镜，总是穿着皱巴巴的灰色西服，那一脸刮了就长的胡须是出了名的。

我心想，他对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他只是把我看成讨厌鬼——又一个终究会被另一个新人（最好是个日本人）替换掉的既烦死人又不起眼的记者。我决定出其不意地去求他让我写这篇报道，但他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

“如果你认为你知道很多了，那就写吧，写你的报道去吧。但我敢肯定你不知道他被我们抓到之前行窃了多少次。10次？100次？200次？”

“不止100次，对不？”

“你不知道吧，对不？”

“不知道。”

“嗯，那我想这就不是你该写的报道。为什么不等一等呢？只要等上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你会把这个独家新闻给我？”

“不，”他说，“我们会在一个星期内公布这起案件，到时候你想问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可那就不是独家新闻了。”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只作总结，警探做调查，所有的事实都齐了，我们就公布这个案子。你们把案子报道出来。结案。”

他叫来一个女警员，指着我说：“你能不能给阿德尔斯坦先生倒杯茶？他的工作很辛苦，看来都快累脱水了。”他把我晾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喝茶，自己跑到楼下找副队长谈话去了，可能是要提醒他我在到处打听消息。

如果我是个警察，我觉得自己也会这样做。我的独家新闻报道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我没有任何地位或权力能够向他保证这会是一篇采访到位的报道，也没有任何消息可以作为交换条件提供给他。不过，话说回来，把这篇报道让给我写有什么害处呢？我很努力，这篇报道会提升警方在当地社会中的形象，最起码不会毁坏他们的形象。

在案件公布之前，我还有一周的时间。警察就喜欢让我们翘首以待，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所以，那天晚上9点，我发现自己又和大宫派出所的警察们在一起喝茶、看电视，一点一滴地消磨着时间。这时，我偶然发现布告栏上贴着一张画。那是一张小偷的综合素描像，他盗窃了城市主干道边上的数家大型电子产品商店和服装专卖店。这种告示——有时称作“通缉令”——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身体特征、犯罪手段和他盗窃的所有商店。

“嘿，我能不能拍一张派出所的照片？”我随口问一个嘴里塞满了果冻甜甜圈的警察，“我爸爸是密苏里州的法医，他很好奇，想看看日本的派出所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家伙都非常钦佩我父亲的准警察身份，一边摆着拍照的姿势，一边向我打听他的工作。我让他们站在布告栏旁边，在拍照的时候顺便拍了一张综合素描像的特写。

我11点回到事务所，吃了些留在冰箱里的凉批萨饼后就去冲洗胶卷（当时还是使用胶卷的黑暗时代，冲照片真是件麻烦透顶的事情）。我把告示放大、裁剪后做成几张模模糊糊的复印件，再把那几张复印件揉成一团，然后挑了最皱的一张带回家去。我要把它弄得看上去像是从某个受害者或当地的店主那儿得来的，或是在垃圾桶里掏到的。我不想让人揣测到那是我在派出所里转悠时拍到的，否则就可能断送了我进出派出所的机会，还会让我的甜甜圈朋友遭到训斥。

第二天，我去了失窃商店中的一家，向那里的经理询问了有关盗窃犯罪的情况之后就问他知不知道有类似的情况。他把手头的那张警方告示拿给我看了，但就是不肯把它给我。下午2点左右，我走进大宫派出所，要求他们让我上楼去见富士。

富士示意我坐下，双肘杵在办公桌上，手指做成一座寺庙的形状，闹着玩似的透过指缝看着我。

“那篇重大报道进行得怎么样啦？”他问。

“我已经对那篇报道失去信心了。”我说。

“放弃了？”

“是的，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题材。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大宫地区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沿路盗窃案的公益报道。我想我还会把这张综合素描像放进去。”

我拿出那张复印件给他看，但没有把复印件给他。

“你从哪儿得来的？”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已经和一些受害者交谈过了。”这不是回答，也不是撒谎，但这是误导。

富士阴沉着脸：“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这项调查。如果你发报道，就会把他吓跑，那样我们就再也逮不到他了。”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说，“我的工作就是收集新闻，写出来，然后尽快发表，这是对社会有好处的。我可以写你正在调查的案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要写这篇报道。”

“我是记者。我必须写点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为了谋生去做调查、抓罪犯一样，我调查各种事件，把调查结果登在报纸上。如果我不写，就等于我没在干活，而我现在没有更好的可写啊。”

富士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成了一条缝：“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去写。也许要比一条关于一个悬案的不起眼的公益通告好。”

“比方说什么？”

“我给你有关扒窃案的资料，其他报社都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那倒挺不错，不过，我只对完整无疑、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新闻感兴趣。”我有点得意忘形起来。

“我们不会那样做。如果我们把独家新闻给了你，负责采访这个派出所的其他记者都会跑到这儿来，抱怨他们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让他们抱怨去吧，我必须在30分钟以内告诉我的上司我会交什么报道给早刊。眼下我手头上有的就是这个连环盗窃案。”

“等一下，”他说，“给我30分钟。”他示意女警员过来。她端着一杯绿茶走了过来，正准备放在我的面前，富士示意她别放：“你还是喜欢喝咖啡吧？”

“不，不，绿茶就行。”

“不过你更喜欢咖啡，对不？”

“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