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11点左右，41岁的町田隆，被他妻子发现死在停在重工业区中央的一辆旅行车里。他躺在后座上，左胸被刺伤。很明显，他是因失血过多而死。有人最后一次看到町田是他3天前去上班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家人已经到当地警方那儿交了失踪报告，要求14日那天正式对他进行搜寻。

4月，天还很冷。我带着《读卖新闻》的正式名片和袖标，在现场转来转去，觉得非常兴奋。不过，犯罪现场好像没有什么线索。警方已经用带“禁止入内”字样的黄胶带封锁了汽车周围的一大片区域。周边地区几乎荒无人烟。我尽职尽责地四下敲着门，设法找到有可能看见了什么的人。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白面孔，而缓过神来的人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什么也没看见。

“鬼脸”和“花花公子”也没交上什么好运。

在汽车配件厂，我向一位年龄较大的员工介绍自己是“《读卖新闻》的杰克·阿德尔斯坦”，得到的却是那种习惯性的反应：“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什么也不卖。”

“我已经订了一份报纸。”

“我不卖报，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

“记者？”

“是的，记者。”我递上我的名片。

“嗯……”他把名片翻来覆去看了不止三遍，“你是外国人吧？”

“是的，我是在《读卖新闻》工作的外国记者。”

“那你干吗到这儿来？”

这种过程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我是个报童。一个身穿运动服来开门的中年男子甚至抱怨他的早刊没有得到按时投递。

于是，我改变了战术。“你好，”我开口便说，“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正在做一个报道。这是我的名片。很抱歉，我是个外国人，占用你的时间了，我想问几个问题。”

进程是加快了，但依然毫无结果。我的同事们也同样没有任何收获，于是，我们又被派到受害者曾经工作过的公司去，加入了蜂拥而至的其他媒体记者的行列。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下班时间刚过，工人们正在从大楼里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他们一定接到了不要跟记者说话的指示，因为我们撞上了一堵沉默之墙。

我四下溜达了一圈，又折返回去，想看看我的运气会不会有所好转。我碰到一个身穿绿工装的人正在那里装车。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对我那不像日本人的面孔无动于衷。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因为什么事杀了自己的同事？

“嗯，他跟一个打下手的勾搭上了，”他说，“大伙儿都知道这事儿。所以，我想有可能是他老婆，或许还可能是那个情妇。你想知道名字吗？”

我当然想知道名字。我试图把它写下来，但我怎么也写不好日本人的名字——有那么多不同的读音和汉字，这对日本人来说往往也是件棘手的事情。

他最后还是把我手中的来访本拿过去，替我把名字写了下来。我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只是挥了挥手。

“你没有从我这儿听到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话。”

“明白了。”

“吉山，那个情妇，好几天都没来干活了。没别的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本。我兴奋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山本让我慢点说，把情况说得详细点。他让我去找吉原一起处理这个线索。

我们开始给电话簿上所有姓吉山的人打电话。吉原最终找到了我们要找的吉山，但她的丈夫说她接不了电话，因为她正在和警方交谈。看吧！

我们又接到了一个指示——到西入间派出所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地组的记者神田已经在那儿了，正在和副队长说着话。《朝日新闻》和埼玉当地报纸的新晋记者吵吵嚷嚷地围在边上，不过，聚在自动售咖啡机边上的人最多。

神田手里已经拿着一罐咖啡了。神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很勤奋，也很有进取心。他戴着钢丝边眼镜，眼镜遮住了大半边脸，长长的、油乎乎地粘在一起的刘海垂在眼镜上，像条牧羊犬一样。他招呼我到副队长的办公桌那边去，把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我们寒暄了几句，神田就把我拉到角落去了。他祝贺我，说我干得不错，但同时提醒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千万不要开口。

“要是你在新闻发布会上问了重要的事情，你就毁了自己的独家新闻。你只能细问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不要细问你一知半解的事情。要多看，多听。”

新闻发布会在二楼的会议室里举行。电视摄制组的人员正在那儿挤来挤去，不停地忙碌着，人们把录音机都放在讲台上，凶杀科科长即将在那儿发言。

他的发言很简短，完全是照本宣科：“看来受害者町田是几天前遇害的，很可能就是他失踪的当天晚上。长刃刀看来是刺穿了心脏，导致他当即死亡。正式死因是失血过多。

“从溅血的痕迹来看，受害者应该是在车上被杀害的。我们正在找他的朋友和雇主谈话，寻找线索。我们已经正式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总部，稍后会在今晚公布它的名称。

“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立刻把手举起来。看来普遍的共识就是，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不问真正的问题，会后再向警方抛出尖锐的问题（在他们的家里或者等他们出门的时候）。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有必要问点什么。

“你刚才在发布会上说是妻子发现了尸体。她是怎么找到的？”

“她和一位朋友在那个地区寻找的时候看见了那辆私家车。尸体就在那里面。”我自认为这是个很明显的暗示。

“警方是什么时候接到町田失踪的报案的？”

“他失踪两天之后。”

“他们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报案？”这是个《朝日新闻》记者，耸了耸他的眉毛。

警探没有吃他这一套：“哦，你认为应该等多久呢？要是你今天晚上到凌晨两点还没回家，你妻子就要到我们那儿报案去了？”

“我妻子吗？当然！”

有人笑了起来。发布会接下来风平浪静，然后就散了。

最后，我们回到浦和，互相对照了记录。山本是凌晨3点左右从警察局长家回到这儿来的，他去那里打听到了消息，证实了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细节。“帮着”町田夫人发现她丈夫尸体的女人就是和她丈夫私通的那个吉山。不用说，警方认为她就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那附近做调查，但没有任何收获。我们确认警方正在审问吉山，但她拒不开口。不过，她在第二天早上向她丈夫坦白了，她丈夫打电话给埼玉县警方，警方的逮捕行动恰好赶上我们在晚刊上发这条新闻。

新闻稿是这样的：

吉山是町田工作的公司里的一个临时工。两个人从去年春天开始私通，而町田想要结束他们的关系。

12日下班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公园见了面，并开车兜了三个小时风。晚上9时左右，町田把车停在厂区附近，他们在那儿吵了起来。吉山便用登山刀刺中町田的胸部，町田差不多是当即身亡。吉山声称，町田想要结束他们的关系和自己的生命，她只不过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吉山在平时的交往中结识了町田夫人，因此，她还自告奋勇去帮町田夫人寻找丈夫。警方尚未找到凶器，但证实在车内发现了一罐果汁，上面有吉山的指纹。

这篇报道和终审记录没有多大的差别。1994年9月，她被判处了8年的苦役。

这不是一起特别刺激的案件，我敢肯定，当时的警方早把这个案子忘到后脑勺儿去了，连当时采访这个报道的记者也不例外。而我呢，在同行的竞争中那么快就找到了杀人犯的线索，的确让自己赚到了一些印象分。当然，这多半靠的是运气，而不是本事，但我从中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新闻业注重的是最终的成果，而不是努力的过程。

(1)把满头的头发都烫成短而密的羊毛卷的一种男性烫发发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日本的卡车驾驶员、建筑工人和民歌手中间流行，压酷砸也开始喜好这种发型，后来便慢慢淘汰了。——译注

(2)伊卡博德·克雷恩（ichabodcrane，1787—1857）是纽约市的一位治安警察，他提出了用科学去帮助警察调查罪案的革命性想法。《断头谷》就是一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译注

(3)陪酒屋是一种有女人陪酒的酒吧，也叫女公关俱乐部。——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