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让两位警官在餐厅的桌子边坐下，自己坐在他们对面。他没有请他们喝水、咖啡或其他饮料。带文件夹来的是弗兰克斯警官，弗兰克斯把文件夹放在桌子的一边。

两位警官年龄相仿，博斯还没从他们身上看到主副之分——谁是资格老的那个，是两个人中的老大。

博斯猜测头儿的应该是普瓦德拉警官。普瓦德拉先开口，车也是他开的。弗兰克斯虽然拿着文件夹，但前两个事实表明他应该是普瓦德拉的副手。另外一处说明问题的地方是弗兰克斯两种色调的脸。他的前额跟吸血鬼一样苍白，但脸的下半部分却是红褐色，两种色调有着明确的分界，博斯知道这说明他不是经常打垒球就是经常打高尔夫球。弗兰克斯四十多岁，他经常打的应该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在警探中很流行，因为这项运动具有警探所需要的偏执特质。博斯发现，有时警探们对高尔夫球的执念会比对探案工作更深。那些脸上呈两种颜色、一贯听命于人的家伙总是在纠结下一局的情况，纠结谁能把他们带到另一个高尔夫球场。

多年前，博斯有个叫杰里·埃德加的搭档。因为痴迷于高尔夫球，杰里常把博斯一个人落下。有一次，为了侦破一起案子，两人出差去芝加哥找到并逮捕一名谋杀嫌疑人。博斯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发现埃德加正站在行李柜台前查看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情况。埃德加说他准备在芝加哥多待一天，因为那边有个能带他去梅迪那高尔夫的家伙。博斯觉得梅迪那应该是个高尔夫球场。接下来两天，在寻找嫌疑人的同时，他们开着租来的小货车去了芝加哥的多处高尔夫球场。

博斯坐在来自帕萨迪纳的两位警察对面，断定普瓦德拉应该是管事的那一位，便一直盯着普瓦德拉。

博斯趁他们还没开口说话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惠特尼是如何被杀的？”他问。

普瓦德拉露出不自在的笑容。

“我们到这儿是问你问题的，”他说，“没打算反过来回答你的提问。”

弗兰克斯拿起一本从口袋里掏出的笔记本，似乎在表示他准备把听到的回答记录下来。

“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你们也得给我答案，”博斯说，“我们应该做笔交易，不是吗？”

博斯把一只手放在双方之间的桌子上来回挥了几下，表示平等和自由交易。

“不，我们不做交易，”弗兰克斯说，“我们打个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就能以违反职业道德为由吊销你的侦探执照。一旦我们打这个电话，你会怎么样呢？”

博斯把手伸到腰带上，拿下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他把警徽扔在弗兰克斯面前的桌上。

“打就打，”他说，“我还有另一份工作。”

弗兰克斯凑近低头看着警徽，然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只是个预备警官，”他说，“带着这种警徽到星巴克喝咖啡，他们多半还会管你要钱呢！”

“今天刚有人要我当全职警官，”博斯说，“明天就能拿到正式警官的警徽。警徽上面写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弗兰克斯说。

“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吧，”博斯说，“看看你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不要再互相斗气了好不好，”普瓦德拉说，“博斯，你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你在洛杉矶警察局的过往，知道前几天晚上在圣克拉丽塔发生的事情。我们还知道上周你跟惠特尼·万斯一起待了一小时。我们过来是想知道那时你们在干什么。惠特尼的确垂垂将死，但有人提前了一点时间把他送入了天国。我们要知道凶手是谁，动机又是什么。”

博斯没有回话，而是看了普瓦德拉一会儿。他确认普瓦德拉是搭档里管事并且能够做主的那位。

“我是嫌疑人吗？”他问。

弗兰克斯丧气地把身体缩了回去，对博斯摇了摇头。

“又开始对我们提问了。”他说。

“博斯，你知道侦查的套路，”普瓦德拉说，“破案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

“我可以打电话叫律师，让他来摆平。”博斯说。

“想叫的话当然可以，”普瓦德拉说，“但这恰恰说明你想瞒着什么。”

普瓦德拉盯着博斯，想知道接下来博斯会怎么反应。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依靠自己的使命感干活。博斯做过多年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干的警探工作，知道他们面对着什么样的局面。

“我和惠特尼签了保密协议。”博斯说。

“惠特尼已经死了，”弗兰克斯说，“他才管不了这么多呢！”

再次开口时博斯故意一直看着普瓦德拉。

“他雇我，”博斯说，“花一万美元让我帮他找人。”

“找谁？”

“即便他死了，”博斯说，“我也能对此保密，这点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们可以因为在谋杀案调查中知情不报把你关进监狱，”弗兰克斯说，“自然你很快就能出来。但在那之前你会在号子里待上多久？肯定得一两天吧。你想就蹲大牢吗？”

博斯把视线从弗兰克斯转到普瓦德拉那里。

“普瓦德拉，”他说，“我只想跟你谈。让你的搭档回车里坐着。让他离开这儿，我会跟你谈，并回答你的一切问题。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我哪儿都不会去。”弗兰克斯说。

“那你们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博斯说。

“丹尼。”普瓦德拉叫了声搭档的名字。

然后把头朝门那边歪了歪。

“你是在侮辱我。”弗兰克斯对博斯说。

“去抽根烟，”普瓦德拉说，“休息一会儿。”

弗兰克斯气冲冲地站起来。他故意重重地合上笔记本，然后拿起文件夹便要走。

“最好把文件夹留下，”博斯说，“说不定我能指认出犯罪现场的一些状况呢！”

弗兰克斯看了眼普瓦德拉，普瓦德拉轻轻对他点了点头。弗兰克斯像是扔放射性物质一样把文件夹扔在桌上。他从前门走出去，故意重重摔上了门。

博斯把视线从门那边转到普瓦德拉身上。

“如果要论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的伎俩，你们是我见过玩得最溜的一对。”博斯说。

“多谢夸奖，”普瓦德拉说，“但我们没和你玩花招，他只是脾气暴躁而已。”

“水平也差一点吧？”

“何止一点啊！所以他才动不动就生气。不谈他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案子上的事吧。惠特尼雇你找的是谁？”

博斯停顿了一会儿。他知道话说出去就会传得很快。对警察说的话马上就会传进其他人的耳朵。但惠特尼遇害的事实改变了一切，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他决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向警察提供一部分信息。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继承人，”博斯缓缓说道，“他告诉我一九五〇年他在南加州大学让一个女孩怀孕了。在家里的压力下，他遗弃了那个女孩。他这辈子都在负罪感中度过，现在他想知道那女孩是否生下了孩子，自己有没有后代。他告诉我他快要死了，是时候还旧账了。他说如果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当上了父亲，他想在死之前挽回以前犯下的错。”

“你帮他找到后代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做交易了吗？你问个问题，下一个由我来问。”

他希望普瓦德拉做出聪明的判断。

“问你的问题吧。”

“惠特尼的死因是什么？”

“不能外传！”

“我保证。”

“我们觉得他是被办公室沙发上的靠垫憋死的。被人发现时，他瘫软在书桌旁，看上去像是自然死亡。死在书桌旁的老人，这种事以前上演过无数次。但尸检办公室的卡普尔却想在媒体面前出风头，说会对死者进行尸检。卡普尔亲自做尸检，在皮下发现了点状出血。出血很轻微，脸上更是什么都看不到，仅仅是结膜下有几个出血点而已。”

普瓦德拉指着左侧的眼角示意。博斯在许多案子中见识过结膜下面的出血点。中断氧气供给会使毛细血管爆裂。挣扎程度和受害者的健康程度决定了出血的程度。

“你准备如何阻止卡普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博斯问，“他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出风头的机会。发现被看作自然死亡的人其实是被谋杀的，这对他来说极好，能让人觉得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我们达成了个交易，”普瓦德拉说，“他对尸检的结果保密，让我们继续开展工作。等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揭示案情真相时，再给他个露脸的机会，让他看上去像个英雄。”

博斯赞许地点了点头。换了他，他也会这么干。

“因此案子又回到了我和弗兰克斯这里，”普瓦德拉说，“信不信由你，我和弗兰克斯是局里的骨干搭档。我们又去了那幢房子，没对任何人说这是谋杀。我们说我们来做跟踪调查，对一些细节进行完善，把案子办得尽善尽美。我们拍了些照片，做了些测量，让人相信我们的确只是去做后续补漏工作的。我们检查了沙发上的坐垫，在坐垫上找到了形似干燥唾液的物质。我们提取了干燥唾液的样本，对样本里的dna和惠特尼的dna做了比较，找到了杀害惠特尼的手法。有人拿了沙发上的坐垫，绕到书桌前座椅上的惠特尼身后，把坐垫扣在他脸上。”

“惠特尼这样的老人做不了太多的挣扎。”博斯说。

“所以出血点不是很多，可怜的老人像小猫那样立刻昏死过去了。”

听到普瓦德拉说惠特尼可怜，博斯差点笑了。

“但这不像事先计划好的，是吗？”博斯说。

普瓦德拉没有回答。

“该我问了，”普瓦德拉说，“你找到他的后代了吗？”

“找到了，”博斯说。“南加州大学的那个女孩生下了孩子——是个男孩，男孩很快就被人收养了。我追查收养的线索，很快找到了孩子的下落。但他在二十岁前的一个月便死在了越南的一次直升机事故中。”

“妈的，你告诉惠特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