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点点头。他感觉无论对特雷维里奥提什么样的要求,警监都会给予他满意的答复。
“警监,能不能让我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给你答复?”
“哈里,当然可以。别忘了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我会的。”
博斯离开警监办公室,关上门,走进自己的小隔间。博斯来局里的真正目的是写好艾达的宣誓书后用打印机打印,但不想在警监走出办公室时被发现,因此他没有马上开始写,而是检查起早上和丹特·科瓦利斯会面时记下的待办事宜来。
待办事宜中的一项是检察官希望拿到所有已知受害人签名后的最新报告书。检察官在报告书里加入了他需要得到答复的问题。这些会进入多克韦勒的初审听证记录,受害人不必亲自出庭做证。在初审听证会上,检察官只需表明所有指控都证据确凿就可以了。至于对合理的怀疑进行答辩后,证明被告人有罪则是开庭以后的事了。初审听证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博斯身上,他要在听证中证明对多克韦勒调查的合法性。科瓦利斯说,除非必要,他不希望看见强奸受害人在初审听证时站在证人席上,避免当时的恐惧再次刺激她们。他只需要在能起到作用的时候把她们带上证人席,那就是法庭审判的时候。
特雷维里奥关灯锁门离开办公室时,博斯准备让受害人回答的问题正好写了一半。
“哈里,我得走了。”
“晚安,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你来不来?”
“现在还不确定,不来的话,我会打电话告知你的。”
“很好。”
特雷维里奥走到告示板前,写下下班时间。这时博斯颇为紧张地看着小隔间的墙壁,但警监并没对他没有写下签到时间提出质疑。
警监走了以后,侦查处办公室就剩博斯一个人了。他放下给证人的问题,在电脑上新建了个空白文档。文档是这样起头的:“我,艾达·汤·福赛思……”
不到一小时,他就用基本事实凑够了两页文字。基于多年和证人及律师打交道的经验,他知道文件中牵涉到的事实越少,对方律师能提出反驳的面就越窄。
他打印了两份宣誓书准备拿给艾达签字,一份提交给法庭,一份准备放在保存所有重要案情资料复件的文件夹里。
走到打印机前,他看见部门告示板上贴了张签名纸,通过举行保龄球赛为受伤休假的同事征集捐款。接受捐款的警官被称为“戴维十一”,博斯知道这是贝拉·卢尔德的无线电呼号。签名纸上说,贝拉养伤期间虽然能拿到全额工资,但她的许多花费靠薪酬和警察局最近被削减过的医疗保险是无法覆盖的。博斯猜测这指的是心理治疗费用,警局保险不再包含这类费用了。从周五晚上开始的保龄球赛将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建议捐赠人每局球赛捐助一美元——每人每小时捐四美元。
博斯在参加保龄球赛的一支队伍里看到了西斯托的名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特雷维里奥的名字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警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每局五美元的那一列上,博斯和他一样。
回到办公桌旁以后,博斯打电话给哈勒。和平时一样,哈勒坐在林肯车后座,被司机带到洛杉矶的某个角落。
“我准备好了宣誓书,等你找好公证人就可以办宣誓书的公证手续了。”他说。
“很好,”哈勒说,“我想见艾达,明天我们也许都会过去,你看早上十点怎么样?”
博斯意识到自己忘了跟艾达要手机号,不知该怎么跟她约时间。艾达为世界上最离群索居的男人工作,应该没有在黄页上登记过电话号码。
“没问题,”博斯说,“明天十点在她家里碰面。我会早点去,去看看她是否出门了。你把公证人带上。”
“好的,”哈勒说,“把她家的地址发邮件给我。”
“得空发。还有件事,收到包裹里的文件原件怎么办?明天带上还是上法庭的时候带?”
“都不用,只要能保证安全,把文件放在你现在藏的地方就好。”
“现在保存的地方很安全。”
“很好,等法庭让我们交出原件的时候再拿。”
“明白。”
两人结束了通话。博斯的活干完了,他从打印机托盘里拿出福赛思的宣誓书,离开警察局。他驾车驶往伯班克的飞机场,觉得万斯一案在走到似乎最关键的步骤时最好再变换一下交通工具。
他把切诺基开进赫兹租车行的还车通道,拿上包括干扰器在内的个人物品,把车还了。他决定把伪装彻底做好,到借车中心的阿维斯柜台去借另一辆车。排队等待时,他想到了艾达及她对他拜访惠特尼之后几天发生的事做出的叙述。艾达对圣拉斐尔路宅邸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能从别人所不具备的角度看问题,博斯决定再准备些问题,第二天问她。
车到伍德罗·威尔逊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绕完最后一个弯时,他看见有辆车停在房前的人行道旁,博斯座驾的车头灯照到车内等待的两个人身上。车辆交会时,博斯试着认出车内人的身份,想弄明白他们为何不介意暴露自己的位置,直接把车停在房前。他马上得出了结论。
“肯定是警察!”
他猜测来人一定是县治安办公室的警察,想问他关于射伤多克韦勒的后续问题。他在穆赫兰道的下一个十字路口掉头,把车开回自己的房前,毫不犹豫地把租来的福特金牛开进车库。锁上车以后,他走到街前,去信箱拿信——并借机看一眼路旁停车的车牌号。车上两个人此时已经下了车。
信箱里没有信。
“是哈里·博斯吗?”
博斯转过身,发现前几天晚上在多克韦勒被枪击的现场都没见过这两个人,他们应该不是县治安办公室枪击组的人。
“是我。伙计们,找我有什么事?”
两人一齐拿出警察证,证件上的警徽在头顶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两人都是四十岁出头的白人男性,身上穿着警服,显然是搭档过来执行任务的。
博斯注意到其中一位警察的腋下夹着本黑色的文件夹。迹象虽小,却能说明一些事情。博斯知道县治安办公室用的文件夹是绿色的,洛杉矶警察局用的是蓝色的。
“我们来自帕萨迪纳警察局,”一位警察说,“我是普瓦德拉警官,他是弗兰克斯警官。”
“你们是帕萨迪纳警察局的吗?”博斯问。
“是的,先生,”普瓦德拉说,“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杀人案,想问你几个问题。”
“不介意的话,能否进去说话?”弗兰克斯问。
杀人案。让人吃惊的事真是一件连一件。艾达·汤·福赛思说自己被人跟踪时恐惧的表情从博斯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停下脚步,看着来访的两位警察。
“谁被杀了?”他问。
“死者是惠特尼·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