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我开车经过前四起案件的案发地——我们已知的四起案子的案发地。按案发的先后顺序走了一遍。之前我从没这么干过。之所以要走这么一遍，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启示，是否能找到这些案发地之间的关联。但我没能找到。我去了四处案发地，却连这些房子都带车库这么明显的关联都没发现。”

“有车库很普遍。事实上，二战后建的房子都会有车库。在圣费尔南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库。”

“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我敢打赌，我们会发现多克韦勒去这些房子及其车库，检查过违章改建和居住情况——他在小隔间的墙上钉了违章改建的列表。多克韦勒就是根据那个挑选受害人的。戴面具也是因为那个，受害人会想起检查时见过他。”

“哈里，我不付你工资，你不必为自己的错漏感到内疚。”

“发生了这么大的错漏，我哪有脸要什么工资？”

“多克韦勒的事迄今为止只是推测。我们没有他是‘割纱工’的丝毫证据。你的推测听上去不错，但没有经过证实。”

“他就是‘割纱工’。”

“说再多遍也并不意味着事实是如此。”

“他最好是‘割纱工’，否则我们还要去别处找贝拉。”

博斯的话语使车上一时间陷入沉默。为了不把思绪过多投到贝拉身上，沉默良久以后，博斯开始问其他问题。

“为什么赶走多克韦勒？”他问局长。

“这么说可不好听，”瓦尔德斯说，“每次经费裁减时，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安置他们，或是为他们制订一个可行的计划。我之前说了，马尔文给我提供了一个市政管理局的职位，我于是就问多克韦勒愿不愿意去。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但不是很高兴。他希望市政管理局的职位能转到市警察局，但这根本不可能。”

“他对贝拉和西斯托没在他之前被裁是否心怀怨恨？”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西斯托是市议会常任议员的儿子，他一定不会被裁，多克韦勒对这点心知肚明。于是他只能把怨气发泄在贝拉身上，说贝拉能留下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他还问我同性恋的身份是不是给贝拉又加了一分。”

局长的手机响了，他飞快地接通了手机。

“直接讲。”局长说。

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报出索格斯区斯托宁顿道上的一个地址，让博斯记下。博斯知道那个地方，对多克韦勒就是凶犯更为确定了。

“有意思，”局长对着手机说，“把地图上的方位标出来。打电话把特别行动队的人叫来。我们在那儿有发现后，再决定要不要他们过来。所有人集中后，再发个短信给我。”

博斯知道特别行动队相当于警方的特种部队。行动队队员来自局里各个部门，都接受过高标准的武器训练，经历过各种危急事态。

瓦尔德斯挂断手机。

“在跟踪器上找过那个地点吗？”他问。

“不用，”博斯说，“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去那儿了。那个地方在哈斯克尔水渠，我和贝拉周六去那儿找过‘割纱工’用的刀子。”

“别开玩笑了。”

“我没在开玩笑。多克韦勒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那把刀原来的主人报告说刀在家里的车道上失窃了。他告诉我们，当时街对面住着县治安办公室的警察。多克韦勒也许认识住在那儿的警察。也许他见过刀的原主拿刀的样子。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这不会只是个巧合。世上没有那样的巧合。偷刀的人就是多克韦勒。”

瓦尔德斯点点头，他相信多克韦勒就是他们要抓的人。

“哈里，这就对上了。”他说。

“希望现在去找贝拉还不晚。”博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