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依然是老样子。到了警察局以后，他会迎来一堆新的电话记录。他走进办公室的小隔间，飞快地给这些记录分类，他把说西班牙语的来电记录堆成一沓，把它们放在贝拉的办公桌上等她明天处理。接着他给有必要回电的举报人打了电话，把其他记录都扔进了废纸篓。中午前，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发现只有一条可能有价值的线索需要他付出努力。

这条线索来自一个匿名的女举报人，她说上周五中午十二点之后看见有个戴面具的人沿着第七街跑向麦克莱街。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不会在对方手机上显示的号码。她告诉接线员，看见面具男的时候，她正在第七街上向西而行。面具男在街道另一边往东跑，一度曾停下试图打开沿街停的三辆车的门把。发现打不开车门后，面具男继续朝东往麦克莱街奔去。举报人说和面具男交会后就再没见过他了。

博斯对这通来电很感兴趣，因为目击事件和比阿特丽斯·萨哈冈的遇袭时间相吻合，地点只隔了几个街区。更吻合的是举报人说面具男戴着一个有红绿设计图案的黑色皮质面具。这完全符合比阿特丽斯对强奸未遂的人的描述，这些证据之前没向媒体曝光过。

让博斯摸不着头脑的是，嫌疑人为何在逃离比阿特丽斯家之后还戴着面具。戴着面具跑步远比单纯地跑步要惹人注目。博斯觉得也许男子被比阿特丽斯用笤帚打过之后还惊魂未定。或者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戴着面具是怕被别人认出来。

举报人没有提及逃跑者有无戴手套，但博斯觉得既然他戴着面具，一定也戴着手套。

博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在狭小的办公室中踱步，一边思索着这通举报电话意味着什么。匿名举报人描述的情形表明：“割纱工”试图盗窃一辆没上锁的车以便逃跑。这说明他没有准备用来逃跑的车，或是他准备的车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用。博斯对这点很感兴趣。“割纱工”的前几起案子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策划的。如何逃跑一般来说是策划犯罪的关键点。用来逃跑的车哪儿去了？作案人是不是有个同伙，那个开车接应的人是不是因为恐惧落荒而逃了呢？或者说，徒步逃奔是否还有其他的理由？

第二个问题出在面具上。举报人说嫌疑人朝麦克莱街的方向跑，麦克莱街是条两旁都是小商店和小餐馆的商业街。周五中午麦克莱街上有许多步行的人和骑车的人，戴墨西哥摔跤面具的人会被许多人注意。但至今提到作案人奔跑逃离现场的举报电话只有这一通。这说明“割纱工”拐上或横穿麦克莱街时已经摘下了面具。

博斯知道在办公室踱步无助于问题的解答。他回到办公桌旁，从桌子上拿起钥匙和墨镜。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差点撞上站在走廊里的特雷维里奥警监。

“头儿，你好！”

“哈里，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去吃顿午饭。”

博斯没有停步，继续往前走。他的确想出去吃顿午饭，但更重要的是，要去麦克莱街做调查，他决不会把自己的真正意图告诉特雷维里奥。如果匿名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有效，他会直接跟局长汇报。博斯加快行走速度，在特雷维里奥警监发现他又没在公示板上写下出入时间前走到门边。

博斯花三分钟把车开到第七街和麦克莱街的交叉口。他把租来的切诺基停好，下车。他站在街角，朝四周看了看。这里是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分割点。麦克莱街都是小商店和小餐馆，第七街两边关着门，应该是一家人住的独栋住宅。不过博斯知道许多独栋住宅是好几家合住的，更多的人住在非法改建的车库里。

看到街角的垃圾桶，博斯突然冒出个主意来。如果“割纱工”跑到麦克莱街的时候，他摘下面具和手套，会把它们放在哪儿？他会把面具和手套拿在手里，还是把它们塞进口袋？他会扔掉吗？博斯知道作案人在其他案子中还用过其他面具。走上繁忙的商业街以后，扔掉面具和手套是聪明的一着。

博斯走到垃圾桶边，掀开垃圾桶盖子。发生在比阿特丽斯·萨哈冈身上的未遂强奸至今不到四十八小时，博斯觉得环卫部门的人应该还没清空垃圾桶。他的猜测没错，正值人来人往的周末，垃圾桶几乎满了。博斯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副橡胶手套，然后脱下外套，把外套挂在临近的一把车站长椅的靠背上。接着他戴上手套，卷起袖子，开始在垃圾里翻找。

垃圾桶里大多是变质的食品和婴儿的纸尿裤，让人感到一阵阵恶心。垃圾桶里还有许多呕吐物，显然这两天有人直接对着垃圾桶呕吐过。博斯用了十来分钟才翻查到垃圾桶的底部，但是没有找到面具和手套。

博斯忍着恶心，沿着麦克莱街走了二十多码，走到下一个垃圾桶处继续翻找。他脱掉外套后腰带上的警徽露在外面，这样商店的店主和行人就不会上来打扰他了。他搜索第二个垃圾桶时，坐在十英尺外墨西哥餐馆窗边吃饭的一家人好奇地看着他，博斯用身体挡住垃圾桶继续翻找。第二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和前一个差不多。但翻找到一半时博斯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垃圾中有个黑色的皮质摔跤面具，面具上有个红绿色标志。

博斯直起身子，摘掉手套，把手套扔在垃圾桶边的地上。接着他拿出手机，给还在垃圾桶里的面具拍了几张照。取证结束后，他打电话给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调度中心，告诉值班的警官，他要局里派鉴证组来这儿从垃圾桶里取出面具。

“你不能自己把它放在证据袋里，然后再贴上标签吗？”值班的警官问他。

“我不能装袋贴标签，”博斯说，“面具内外可能都带有基因证据。我想让鉴证组的人收集这些证据，以免律师告诉陪审团我的收集方法错了，使证据受到污染。明白我意思了吗？”

“好，好，我只是提个建议。我得让特雷维里奥警监签字，然后再打电话叫县治安办公室的鉴证组派人去。也许需要一会儿。”

“我会在这儿等着。”

一会儿最终变成整整三小时。博斯耐心地等，其间给贝拉发了张他拍的面具照片，贝拉收到后打来电话，两人就新的发现聊了聊。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发现很棒，为理解“割纱工”的真面目带来一个全新的角度。他们一致认为面具内应该能找到与强奸犯有关的基因证据，像其他三起强奸中找到的精液那样的基因证据：这是确凿无疑的铁证，但首先得确认嫌疑人。博斯说他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证据，希望作案人在戴上或调整面具时能把指纹留在人造皮革上。指纹的发现能推进案件的侦破。“割纱工”也许没被提取过dna，但是可能被提取过指纹。在加利福尼亚考驾照必须提取大拇指的指纹。如果面具上能找到大拇指指纹的话，他们也许能成功找到作案人。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期间，博斯就处理过好几起从皮大衣或皮靴子上提取指纹的案件。面具成为案件的突破口，这并不是个奢望。

“哈里，你做得很棒，”贝拉说，“如果今天我没放假该多好啊！”

“不要紧，”博斯说，“我们同时办一起案子，你的发现就是我的发现，反之亦然。”

“这种态度会让特雷维里奥警监高兴的。”

“我们不就是为了要让他高兴嘛！”

挂断手机的时候贝拉还在大笑不止。

博斯在垃圾桶边继续等待着鉴证人员的到来。一下午他支开了好几拨想往里面扔垃圾的行人。他看到有人穿着外套从身边经过时，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套还挂在车站的长椅上，连忙回去取。转身回来时，他看见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往放着面具的垃圾桶里扔了样东西。女人是猝不及防地出现的，博斯根本来不及阻止。他以为女人扔的是纸尿裤，回到垃圾桶旁时却看到一个吃了一半的冰激凌甜筒不偏不倚地扔在面具上。

博斯一边咒骂自己，一边又戴上橡胶手套。他把手伸进垃圾桶，把正融化的巧克力从面具上分离下来。清理冰激凌的时候，他发现面具下面有只和他戴的手套样子差不多的手套。他的沮丧减轻了一点，但没有减轻多少。

县治安办公室派来的两人鉴证组快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才来，他们似乎不乐意在周日下午出警处理垃圾桶里的东西。博斯不觉得对他们有所亏欠，让他们拍照、制表，再收集证据。他们先把垃圾桶里的所有东西倒在一块塑料布上，一件件检查好以后，再把它们转移到第二块塑料布上，整个过程花了近两小时。

最后，面具和两只手套都被找到了，同垃圾桶里找到的其他东西一起被送到了县治安办公室的实验室。博斯叮嘱鉴证人员快一点做分析，但首席鉴证官对他笑了笑，像对一个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天真孩子一样。

博斯晚上七点才回到侦查处，没有看见特雷维里奥警监。警监办公室的门关着，顶窗后面没有亮灯。博斯坐在小隔间里，就发现的面具、手套和指引他找到它们的匿名举报电话撰写证据报告。写完以后，他打印了两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准备上交给特雷维里奥警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