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打头先走。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

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

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

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

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

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

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

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

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

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

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

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

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

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

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

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

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

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herself”（分配自

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

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

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er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

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

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

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

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

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

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

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

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

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

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

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

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

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

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

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

“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

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

“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

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

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

“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

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

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

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

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

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

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

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

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

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

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

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

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犯愁。

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

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必而转和我

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

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

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

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

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

她笑说：“eh，杨必！smartas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

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

“真大小姐”。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

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

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儿”（sibyl，古

代女预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

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

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必

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阿必乐呵呵地背

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

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

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

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

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

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

“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

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

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

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

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

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

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

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

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

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

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

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

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

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

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

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

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

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

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

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

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巴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

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

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

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