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

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

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

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

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

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

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

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

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

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他们反复盘问了几遍，相信我个是撒谎，就用日语交谈，我听个懂。

“有电话吗？”

我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我们卧房的门口）。我就站在桌子旁边拣菜。

叔父在三楼，听日本人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

“他们是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我不愿意躲，因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阅历有识见的人，他叫

我躲，我还是听话。由后门出去，走几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诉叔父“我在五

号”，立即从后门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岁，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带着个女佣住一间底层的大房间，

我从小喜欢她，时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见了我很高兴，说她恰恰有几个好菜，留我吃

饭。她怕我家里有事，建议提早吃饭。我和她说说笑笑闲聊着等吃饭。饭菜有炒虾仁、

海参、蹄筋之类。主人殷勤劝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我怕吓着老人，一字未提家

有日本人找，不过一向和她说笑，心上直挂念着该怎么办。

饭后，她叫我帮她绕毛线。我一面绕，一面闲闲地说起：家里有日本人找我呢，我

绕完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惊说：“啊呀！你怎么没事人儿似的呀？”

我说：“不要紧的，我怕吓了你。”

正说着，九弟（默存的堂弟）跑来了。他说：“日本人不肯走，他们说嫂嫂不回去，

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带走。”

“我知道这是叔父传话，忙说：‘我马上回来。你在大门口附近等着宣哥（默存），

叫他别回家，到陈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机灵可靠，托他的事准办到。”

我想：溜出门这半天了，怎么交代呢。一眼忽见一篮十几个大鸡蛋，就问主人借来

用用，我提着篮子，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我婆婆来开门。她吓得正连声嚷气，见

了我惶急说：“你怎么来了？”我偷偷儿对她摆手，一面大步往里走，一面大声说：

“我给你买来了新鲜大鸡蛋！又大又新鲜！”说着已经上楼，到了亭子间门口。只见圆

圆还坐在小书桌横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柜子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部倒翻在书桌上、

床上和柜子上。那“高丽棒子”回身指着我大声喝问：“杨绛是谁？”

我说：“是我啊。”

“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儿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你们怎么不早说？”我把篮

子放在床上，抱歉说：“我婆婆有胃病，我给她去买几个鸡蛋——啊呀，真对不起你们

两位了，耽搁了你们这么多时间。好了，我回来了，我就跟你们走。”

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给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我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日本人说：“这会儿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点，你来找我。”

我问：“怎么找呢？”

“你拿着这个名片就行。”他带着“高丽棒子”下楼。我跟下去，把他们送出大门。

据家里人讲，我刚溜走，那两个客人就下楼找“刚才的妇女”。他们从电话里得知

杨绛是女，而我又突然不见，当然得追究。我婆婆说“刚才的妇女”就是她。她和我相

差二十三岁，相貌服装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们随即到我屋里去搜查，一面

追问圆圆，要她交代妈妈哪里去了。圆圆那时八岁，很乖，随那两人吓唬也罢，哄骗也

罢，她本无表情，百问不一答。

日本人出门之后，家里才摆上饭来。我婆婆已吓得食不下咽。我却已吃了一餐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