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见他很有勇气，觉得大家都有枪就是他没有，实在可惜，就把自卫带的几颗手榴弹，分了两颗递过去。

这时，在乔家巷一线的阵地，只剩10来个士兵了，柴意新团长和高子曰副团长各持着一挺轻机枪，也成了战斗列兵，柴守着碉堡，高守着一段用石条掩护着正面的散兵壕，每处用一个带步枪的士兵协助。路上或两旁的散兵坑里、断墙下，都只以一名士兵或一名连排长据守。日军正面进攻，以点据守，只要有一点存在，敌人就无法冲过来。日军知道第57师的兵力是越战越少，但弟兄利用断墙、瓦堆、破屋、炸弹坑、炮弹坑的每一个射击死角抵抗，就使他们料不定守军的力量还有多大。

攻到30日上午，日军把炮的门数起码又加了一倍之多，对准街道两边的砖墙破屋轮流的轰击，在马路正中，平射炮见到高出地面的障碍物就射，连一根木桩也不放过，其疯狂程度已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

官兵因为接到师长、团长的命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变更位置，所以那些守点的弟兄们，连人带枪，一齐都被日军的炸弹掩埋到土里去了。

到了正午，乔家巷的碉堡和覆廊，已完全被平射炮摧毁了。柴团长就向余师长请示，师长命令他转到东面的泥鳅巷去，泥鳅巷的巷口有一座碉堡，巷内的散兵壕南联水星楼，北联图书馆，巷的后面有春申墓，墓旁有两个碉堡作为第二道防线，看起来比乔家巷要坚固得多。

柴团长、高副团长撤到泥鳅巷没多久，日军追赶而来的炮队就开始了轰击，轰了足有一个多小时，他们见正面的守军没有什么反应，就组织了波状部队，大声呐喊着冲过来。

日军士兵撕心裂肺的喊叫，倒是给了泥鳅巷左右翼的一个通知，北侧大高山巷的部队，南侧春申墓的部队，全都握起了武器，做好准备，等着敌人的波队冲过来。

足蹬大皮靴“咯吱咯吱”响的日军士兵没头没脑地冲到了巷底，没等定神，两面的就朝他们丢开了手榴弹。日军顿时大乱，趁着这时机，带队的指挥官大声喊杀呀，就领着所有的弟兄们都冲了出来。

冲出来肉搏的士兵，大部分端的是不响的武器，刀子砍，梭镖捅，茅枪扎。有一个浑身带血的士兵，挥舞着锄头连着砍倒了两个日本兵，他就是刘班长。他咬紧牙关，一副不要命的样子，逮着敌人，没有任何犹豫就扑上去，把日本人吓得以为是鬼神出现了。但刘班长毕竟是负过伤的人，如此竭尽全力地拼搏，使他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元气，渐渐地，他腿发软，一步一趔趄。在肉搏中，像他这样的情况最危险，很可能成为敌人弱肉强食捕猎的对象，果然，一个结实的戴眼镜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他扑来。中尉看见了，急忙提醒刘班长注意，但已经晚了，日本兵的刺刀从他的心窝里扎进去，一股热气腾腾的鲜血，喷在身后的瓦砾上，像打翻了一桶油漆。日本兵狞笑着要拔刺刀，但他没料到刘班长还活着。刘班长用劲最后一点力气，把中尉给他的手榴弹拉响了，“轰”地一声，只见日本兵的眼镜片，飞上了天空。

据曾负责修建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的岳其霖老人说，经过激烈巷战之后的常德城大街小巷，要收烈士的遗骨，根本无法收，因为遍地都是支离破碎的血肉。他们当时捧起一堆土就哭啊，哭着心里想，把整个城里的几公尺土都挖出来堆成座山吧，就叫抗日英雄山。

文昌庙余程万亲自肉搏

泥鳅巷的炮弹烟尘，渐渐的稀薄，在西北风吹过天空的时候，眼前也出现了一片阴暗的云天。因为这儿的房屋已彻底地被炸光和烧光了，所以日军再轰过来的炮弹，也就是涌起一股白烟而已，大火已无法燃烧，也没有东西可以供它燃烧。

柴团长和高副团长在泥鳅巷的碉堡里，得了片刻的轻松，便都坐在地上，双手抱起膝盖，想打个盹儿。就在这时，余师长的电话来了，命令柴团长立刻派一个班，由华严巷经圣公会，增援城西北角小西门内的四眼井。

柴团长接了命令，就赶去春申墓，他与驻守春申墓的吴连长商量好，叫一名排长马上带一个班向西北方向赶去。

援兵在路上奔跑之时，听到喊杀声机枪手榴弹声，在小西门那儿掀起了狂潮，他们这才知道西门口突然吃紧了。

11月30日，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指向大西门和小西门，重点的重点，又是小西门。因为日军侦察到第57师的指挥部设在中央银行内，而小西门到中央银行的所在地兴街口，至多是一华里，是一条最短的直径，严格地说，小西门就是师指挥部的外围，所以日军为了要一举击毁守军的神经中枢，不惜代价，向小西门发起了殊死的进攻。

大西门小西门这两道防线，巷战以来始终坚守着，没有让日军冲过来。此刻在小西门第一线的部队，是第171团第1营第1连，连长邓学志带了赖大琼、赵相卿、赵登元三个排长，都爬到了城垣上监督作战。

自28日起，敌人不断地炮轰、飞机炸、波状部队冲锋，到了29日下午，日军的炮位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平射炮，第二层是迫击炮，第三层是山炮，三层炮都以24小时不间断地射击，他们想把小西门正面的一段城墙轰平。轰到30日拂晓的时候，敌人又放起了毒气。好在有了准备，都把洒了尿的棉花拿出来捂嘴抵挡了过去。放过了毒气之后，日军七八百人，就组织了十几个波状部队，向轰毁了的城基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