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为叫卖而说谎的指责,巴特利本人利用了这种舆论氛围为自己辩护。在前述提到的“后记”(题为“对我的批评者的答辩”)里,他宣称遗稿保管人在表达对他的书的愤慨时虚张声势。因为他们手里一直:

……有维特根斯坦亲手写的加密笔记本,那是用非常简单的密码写的,早就被破译和誊写出来了,它们印证了我对他的同性恋生活作的陈述。

而这实际上不是真的。在加密札记里,维特根斯坦确实谈了他的爱——先是对大卫·品生特的,然后是对弗朗西斯·斯金纳的,最后是对本·理查兹的(涵盖了约30年的跨度);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确实“印证”了他是同性恋。但它们一点儿也没印证巴特利对维特根斯坦的同性恋所作的陈述。这就是说,其中没有一个词提及去普拉特公园找“粗野的年轻人”,也一点儿没暗示维特根斯坦在一生的任何时候有过乱交行为。读这些札记倒是给人这种印象:甚至最微小的(无论是同性的或异性的)性欲表现都令他忧心忡忡,他不可能做出那种乱交行为。

很少人读过加密札记,所以能指出这一点的人不多。事实上,巴特利本人谈论“加密笔记本”的方式似乎说明他的信息也是二手的——他并未真正读过他口中的信息源。就没有什么加密笔记本。加密札记不是(如巴特利似乎认为的那样)聚集在两卷手稿里,而是散落在构成维特根斯坦文字和哲学遗稿库的约80本笔记本里。所谓的“印证”是完全不真实的。

许多人试图驳斥巴特利,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洛什·里斯和j.j.斯通巴罗发表在《人世》(ithe/iihuman/iiworld/i)(第14卷,1972年2月)上的文章。依我之见,那是不成功的。事实上,里斯甚至没有尝试——在通常的表明巴特利所言不实的意义上——驳斥巴特利。他的论证要旨是,即便巴特利的话是真的,复述那话也是“不正当的”。斯通巴罗的文章,在剥除其中的高调子、过重的讽刺和道德愤慨之后,只剩下一个相当脆弱的论证:如果维特根斯坦干过巴特利提出的那种事,就会遭到勒索。巴特利在其“后记”里很容易地对付了这个论证。我相信,里斯和斯通巴罗把注意力放在巴特利的书的道德层面上,而非其信息的准确性上面,只是遮蔽了问题,无意中让巴特利脱钩而去。

唯一能有效驳斥巴特利的陈述的方法,是要么表明他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要么表明他错误地解释了那信息。想要作这种尝试,就必须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信息。而巴特利坚决拒绝透露。

巴特利的书的其他地方显出这种迹象:写作此书时他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在1919—1920年间的一份手稿。最惹人注目的这种迹象出现在(修订版的)第29页,他在那儿引用了维特根斯坦记下的一个梦,以及维特根斯坦自己对此梦的解释。我觉得只能设想巴特利此处的信息来自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写的一份文稿。如果说这令人难以置信——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把描述维特根斯坦去普拉特公园的材料提供给巴特利,那么这就是断然不可信的——他们用第一人称写了维特根斯坦的梦的报告,并交给了巴特利。

有趣的是,在前面提到的加密札记里,维特根斯坦的确偶尔记录和评论自己的梦(本书里有三个例子,分别在276页、279页和436页)。而巴特利引用的梦的讨论虽比保存下来的其他讨论都更详细,但完全符合维特根斯坦在各种时候表现出的对弗洛伊德解梦技术的兴趣。

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巴特利给出的梦的记录是真实的;因此,看上去有理由认为,巴特利见过一份维特根斯坦的遗稿保管人不知其有的手稿(甚至是对他们隐瞒的手稿)。保管人手里并无1919—1920年期间的手稿,虽然很可能存在一些这样的手稿。

如果这个(我承认是高度猜想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份手稿也可能是所谓“普拉特事件”的来源。在和巴特利的通信里,我直接问他是否存在这么一份手稿。他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这一推想;他只是说,透露他的消息来源是对一种信任的背叛,而他不愿意做出如此不光彩的事。因此我认为这个假设尚有待证伪。

写作本书时,我毫无限制地阅读了遗稿保管人手里的所有加密札记,并得到了任意引用的许可。我的做法是,凡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感情、精神和性的生活有任何揭示的札记,全都实际引用了。(正如林顿·斯特雷奇曾说的,自行判断不是一部传记的优点。)我毫未截留可能支持“维特根斯坦的同性恋折磨着他”这个流行观念的材料,虽然我自己相信这是一种严重误解了真相的简化说法。

加密札记揭示的是,维特根斯坦忧虑的不是同性恋,而是性欲本身。爱,无论是对男人或女人的爱,都是他的珍视之物。他把爱当作一种礼物,一种几乎神圣的礼物。但是,和魏宁格(我相信,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表述了许多暗含在维特根斯坦的谈话、写作和行为里的对待爱和性的态度)一样,他截然地区分爱和性。他极为忧虑性欲的勃发——无论是对同性还是异性的。他似乎认为那不容于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加密札记还揭示了,维特根斯坦的爱和性的生活只在他想像里进行的程度异乎寻常。这在基斯·柯克的身上最为显著(维特根斯坦对柯克产生了一种短暂的着迷,认为这不忠于自己对弗朗西斯·斯金纳的爱。见426—428页),但在维特根斯坦的几乎一切亲密关系里也都很明显。维特根斯坦对恋情的理解经常与其他人对之的理解毫不相干。如果没见过基斯·柯克,我可能因为读了加密札记而近乎确信他和维特根斯坦有点“事”。我见过了柯克,我确信无论有过什么事那只发生在维特根斯坦的心里。

如果读者允许,我对自己就巴特利的主张所作的设想总结如下:我相信,有可能巴特利的信息来自于1919—1920年间写的一份手稿里包含的加密札记,但他太过草率地依据那些札记作出维特根斯坦有性乱交行为的结论。这与我们对维特根斯坦所知的其他一切完全一致——他确实发现自己在普拉特见到的“粗野直接的同性恋少年”很迷人,一次次地从能望见他们的地方返回那里,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自己的入迷。但这也与我们的所知完全一致——那些少年全然不知他的入迷,甚至全然不知他的存在。我相信,如果维特根斯坦和街头少年“性乱交”,那只是在他“不忠于”弗朗西斯·斯金纳的同样意义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