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最能激起对维特根斯坦生活的兴趣的书籍之一是巴特利三世(bartleyiii)的短论《维特根斯坦》。它描述了维特根斯坦的“走丢的岁月”,即他丢开哲学到奥地利农村当小学教师的1919—1929年。看上去,巴特利写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强调维特根斯坦这段生活的哲学相关性,特别是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塑造了奥地利一战后教育政策的运动)的教育理论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

然而,对巴特利此书的兴趣像是并未聚焦在其主要论题上,而是几乎统统集中在此书开头就维特根斯坦的性生活提出的耸动主张上。以我之见,他的断言引起的兴趣太过分了,但我觉得有必要对之说点什么。写作本书时我最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你要拿巴特利怎么办?”——对巴特利提出的维特根斯坦搞同性乱交的主张,我的书里该给出怎样的回应?

他主张了什么?据巴特利说,接受学校教师训练,自个住在维也纳的出租屋里时,维特根斯坦发现邻近的普拉特公园(维也纳的一个大公园,大约类似伦敦的里士满公园)里有一块“粗野的年轻人乐意提供性生活”的区域。巴特利主张,一见到这个地方:

[他]恐怖地发现自己几乎离不开那里。每周几个晚上,他跳出自己的屋子,快速步行至普拉特公园,照他对朋友的说法,一个他控制不了的魔鬼支配了他。维特根斯坦发现,他喜欢自己看见的溜达在普拉特公园小街小巷里的粗鲁直接的同性恋少年,大大超过时常出入于凯特纳街的西尔克角及其附近的其他城区边缘酒吧的更有教养的年轻人。[《维特根斯坦》,第40页]

在一篇“后记”里——写于1985年、与此书的修订版一同出版——巴特利澄清了一种对此段落的普遍误解。看来,他并未暗示他笔下的“粗野年轻人”是娼妓。但在澄清了这种误解后,他仍坚持他说的是真的。

但他没有澄清这个谜:他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在此书的修订版和原版里他都未给出这主张的来源。他只是说自己的信息依据“他[维特根斯坦]朋友的密闻”。

这个段落甫一公开,就成了一个热议的、显然无法解决的争议话题。许多很熟悉维特根斯坦的人感到愤慨,他们给杂志写评论,写信喷射怒火,倾吐对巴特利的书的轻蔑,发誓巴特利对维特根斯坦性生活的主张是错误的——必然是错误的,他们知道维特根斯坦不可能做那种事。

另一方面,许多不认识维特根斯坦,但读过他出版的通信,读过他朋友和学生写的回忆文章的人,则倾向于相信巴特利的话——事实上他们觉得巴特利提供了理解维特根斯坦痛苦个性的钥匙。例如,柯林·威尔森在《不合时宜:性异者研究》[303](这本书的主题是天才和性倒错的联系)里说,读了巴特利的书后他才觉得自己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看来,许多人很自然地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个自感有罪的乱交同性恋,结果倾向于在手头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巴特利的主张。它与维特根斯坦的形象有着某种“符合”——甚至,维特根斯坦自感有罪地游荡在普拉特公园的小巷子里搜寻“粗野直接的同性恋少年”的画面,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公共形象里除不去的一部分。我曾相信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里的乔·奥顿[304]”。

我认为巴特利主张获得广泛接受的另一原因是,人们普遍感到,即便维特根斯坦的朋友、特别是他的遗稿保管人知道那是真的,也不肯承认那种事情是真的。人们感到有人在掩盖什么。维特根斯坦的遗稿保管人之一伊丽莎白·安斯康姆教授为这观点提供了一种根据,她在一封写给保尔·伊格尔曼的信[发表在伊格尔曼《维特根斯坦的来信暨我的回忆》(iletters/iifrom/iiludwig/iiwittgenstein/iiwith/iia/iimemoir/i)一书的序言里]中说:

如果按下一个按钮就能确保人们不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我将按下那个按钮。

另一根据是遗稿保管人对维特根斯坦写在哲学手稿里的私人札记——所谓的加密札记——的态度。

写这些札记时,维特根斯坦用了儿时学会的非常简单的密码(a=z,b=y,c=x等等),使之区别于他的哲学札记。密码的简单性,以及他用这种密码写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的指令,说明他加密不是为了对后人隐瞒,而是为了防备(比如)碰巧探过头来或碰巧看见他桌上手稿的人。

这些札记里较不私人的那部分已收集出版,题为《文化与价值》。更私人性的札记仍未出版。在维特根斯坦手稿大全的微缩胶片里,这些更私人性的札记被纸条盖住了。

这一切(a)增加了人们对加密札记的内容的好奇心;(b)印证了遗稿保管人在隐瞒什么的看法。这又帮着制造了有利于接受巴特利本来很离奇的断言的舆论氛围。“啊哈!”人们想,“所以这就是安斯康姆这么多年一直在掩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