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和“使徒”的接触到此暂告一段落,直到这年的十月,在见过凯恩斯之后“辛克-维克先生”短暂而灾难性地变成了“维特根斯坦兄弟”。
剑桥的年轻人曾把维特根斯坦“普遍视作一个讨厌的家伙”,现在他们则认为,他是“有趣的、讨人喜欢的,虽然幽默感口味有点重”。至少这是其中一人的评价,即大卫·品生特;夏季学期初,在罗素的一次“碎南瓜”[40](社交晚会)上他见到了维特根斯坦。那时品生特是数学本科二年级学生。上一年他也曾是“使徒”的“胚胎”,但未获选。这事也许说明了剑桥时下的知识精英是如何看他的——有趣但不迷人,聪明但没有天才。
不过,由于其音乐感受力和安静的性情,品生特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理想伙伴。维特根斯坦像是立刻看出了这一点,认识还不到一个月,就邀请品生特到冰岛度假,一切费用由维特根斯坦父亲承担,品生特为此吃了一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品生特在日记里写道:
……这肯定会很好玩,我自己出不起钱,费特根斯坦[原文如此][41]似乎非常盼望我去。我推迟了决定,写信问家里的意见:冰岛听起来很诱人:我猜所有的内陆旅程都要在马背上走,这实在太好玩了!这整个主意吸引着我,也令我吃惊:我认识费特根斯坦只有三周左右——但我们看起来处的不错:他喜爱音乐,品味跟我一样。他是个奥地利人——但英语讲的很流利。我得说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在这之前他们的来往仅限于此:品生特是维特根斯坦在心理实验室做的实验的一个实验对象。看起来,维特根斯坦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节奏在音乐欣赏中的作用。为此他大概需要一个懂点音乐的实验对象。品生特没有在日记里描述实验,只是注明参与进去“还挺好玩”。
在这项工作上,维特根斯坦得到了心理学家c.s.迈尔斯的帮助,迈尔斯颇认真地看待这些实验,将其引荐给英国心理学学会作一次展示。实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某些情形下,实验对象在某些音符上听到了实际上没有的重音。
受到跟维特根斯坦一起度假的邀请之前,除了一周两次或三次的实验,品生特和维特根斯坦的接触就只剩下罗素的星期四晚会“碎南瓜”了。5月40日的那次晚会之后,品生特记录道,他发觉维特根斯坦“非常有趣”:
……他正在这儿攻读哲学,但只是刚刚开始系统阅读:他表达了最天真的惊讶:所有他曾无知崇拜的哲学家归根结底都是愚蠢和不诚实的,并犯下了恶心的错误!
不过,只是在维特根斯坦出乎意料的邀请之后亲密的友谊才发展起来。第二天两人一起去听一场音乐会,随后去了维特根斯坦的屋子,聊到十一点半。维特根斯坦“非常健谈,告诉我许多他的事”。就在那时他告诉品生特,在想自杀的孤独和痛苦中度过了九年之后,罗素对他从事哲学的鼓励是他的救星。品生特又写道:
我知道,罗素对他的评价很高:他曾指出他(罗素)在哲学的一两个地方弄错了,罗素也信服了:而且罗素不是唯一一位费特根斯坦令其承认有错的这儿的哲学教师。费特根斯坦几乎没有业余爱好,这很能解释他的孤独。人的生长不能全部扎根于像学位考试那样大而重要的事情。但他相当有趣和讨喜:我想他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他的病。
此后维特根斯坦和品生特来往甚密,他俩听剑桥大学音乐俱乐部的音乐会,一起在联盟[42]进餐,到对方的屋子里喝茶。维特根斯坦甚至参加了学院教堂的一次仪式,只为了听品生特朗读经文。
罗素先前曾说他“不待见”基督教徒,但他去教堂不见得如看上去那样违背本性。事实上,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他的一段话曾令罗素感到惊讶,他突然说自己非常赞赏这段经文:“若一人赢得整个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于他又有何益[43]”:
[他]然后接着说,没失去灵魂的人是多么少。我说这依赖于有一个真心追求的大的目标。他说他认为这更依赖于痛苦和承受痛苦的力量。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会从他那里听到这类东西。
维特根斯坦在这儿表达的斯多葛主义,似乎跟他日后告诉诺尔曼·马尔康姆的一件事相关。有一次在维也纳家里度假时,由于看了一出戏,他此前对宗教的轻蔑态度改变了;这出戏是奥地利剧作家和小说家路德维希·奥岑格鲁贝所作的《画十字的人》[44]。这是一部平庸的剧作,但其中的某个角色表述了这种思想: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坏的事情能发生在他身上。他独立于命运和环境。这种斯多葛式的思想强烈地打动了维特根斯坦,他对马尔科姆说,他第一次看到了宗教的可能性。
尽其余生他都一直把“绝对安全”的感觉当作典型的宗教经验。我们发现,在上面罗素引述的对话发生了几个月后,他读起了威廉·詹姆士的《宗教经验种种》,并告诉罗素:
这书给了我很多帮助。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快成一个圣徒了,但我不敢说它没令我在一条道路上改进了一点点,正是在那条道路上,我想要非常多地改进[45]:就是说,我认为它有助于我摆脱sorge[烦恼,焦虑][46](在歌德的第二版《浮士德》用这个词的意义上)。
讨论了失去和保有灵魂的两天之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还有另一场对话,这次对话揭示了他们各自伦理观的某些深层差异。事由是对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讨论。维特根斯坦主张,科波菲尔为了斯提福兹和小爱弥丽的私奔而责怨斯提福兹,是错误的。罗素回答,在同样的情况下你也会做同样的事。维特根斯坦“很难过,拒绝相信;认为人能够而且应该总是对朋友忠诚、坚持爱他们”。
然后罗素问他,如果他同一个女人结婚,而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他的感觉会是怎样:
[维特根斯坦]说(我相信他)他不会感到愤怒或仇恨,只有完全的悲伤。他的本性是彻头彻尾的善;这就是他为什么看不到道德的必要。我原先完全错了;他在激情中会做所有事情,但不会实行任何冷血的不道德。他的态度非常自由;他觉得原则这种东西是无意义的,因为他的冲动是强烈的,从不是可耻的。
“我觉得他热烈地全心全意对我,”罗素补充说,“一点点感情的反差都令他很受伤。我对他的感情是热烈的,不过,由于我专心对你,这感情对于我,比起他的感情对于他,重要性当然就少一些。”
罗素似乎未能敏锐地看出,之所以他们的感情差异对维特根斯坦是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触碰到了对他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他也未敏锐地看出,维特根斯坦对于自我忠实[47](以及上述例子里的忠诚[48])的强调,并非是反对道德,而是在建构一种不同的道德。就他们根本上相反的人生态度而言,这是个典型的例子;即便在这个也许最内省的时期,罗素也认为保有灵魂依赖于一个“真心追求的大的目标”——他倾向于在自我之外寻找支撑自己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则(也是很典型地)坚持认为,保持不堕落的可能性完全依靠自我——依靠在内部觅得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的灵魂是纯粹的(对朋友不忠诚是一件令它不纯的事情),那么无论什么事“从外部”发生在他身上——即便是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都不能动他的自我分毫。于是最应该关心的不是外部事务,而是自我。于是,跟任何由于他人的行动落到我们头上的不幸相比,妨碍我们镇静面对世界的sorge才更是当务之急。
当最根本的态度相冲突时,无所谓赞同或不赞同,因为一个人说的或做的一切都得从那态度里来理解。因此,双方都觉得挫败和不理解便不令人惊讶了。令人惊讶的是,罗素相当天真地假定,他面对的不是一套异于自己的理想,而就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人,这个人的“冲动是强烈的、从不是可耻的”。仿佛是,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罗素必须诉诸某些关于他的、可解释他为什么持有那观点的事实。一旦发觉维特根斯坦的态度是陌异的和无法了解的,罗素只能努力解释,而非理解。可以说,他没有能力进到它里面。
读罗素写给奥特琳的信,我们一再感到他抓不住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激情”的精神。他在不同时候把“自我忠实”观念在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态度里的中心地位解释为:对传统道德的拒绝,一个纯粹的、未堕落的本性的迹象——甚至至少有一回解释为一个玩笑。在罗素的一次“碎南瓜”晚会上,维特根斯坦辩称学习数学能提高人的品味:“因为好品味是真诚的品味,因此任何使人诚实思考的事都滋养它。”从罗素对奥特琳的转述来看,仿佛他觉得不可能严肃对待这个论证。他说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一个“悖论”,说“我们都反对他”。然而完全有理由认为,维特根斯坦说这话是全然认真的:对于他,诚实和好品味是紧密交织的概念。
维特根斯坦不是会为最根本的信念争辩的人。必须跟他同有那些信念,才可能跟他对话。(因此,跟罗素讨论伦理问题很快就变得不可能了。)不跟他同有根本态度的人恐怕始终无法理解他说的东西——无论是关于逻辑还是伦理的。罗素开始忧虑这趋势。“我当真担心,”他告诉奥特琳,“没人看得出他写的东西要干什么,因为他不用针对相左观点的论证来支持它。”罗素告诉他,不应只陈述他的思想,还要提供论证;他的回答是论证将毁掉它的美。他将感到像是用泥手弄脏了一朵花:
我告诉他,我不忍心说什么来反对这个,他最好搞来一个奴隶说出论证。
罗素很有理由担心维特根斯坦得不到理解,因为他日益觉得自己的逻辑工作的未来在维特根斯坦的手里。他甚至觉得,应该在三一学院的五年讲师职位到期之后让位给维特根斯坦。“这真的很惊人,我竟然渐渐觉得学问的世界不真实,”他写道,“数学完全淡出了我的脑海,除了某个证明猛地把它送回来的时候。我不常想到哲学,我没有做哲学的冲动。”不管在《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里写过什么,他已失去了对哲学价值的信念:
我确曾认真地想回到哲学上去,但发觉我实在没法认为它很有价值。这部分是由于维特根斯坦,他使我越发是个怀疑论者了;部分是一种变化的结果——我找到你之后这变化一直在进行着。
他提到的“变化”是指他受了奥特琳的触发、不断增长的对非哲学工作的兴趣。起先,是论宗教的书《牢狱》;接着是一本自传(他放弃了,而且显然将其销毁了);最后是一本名为《约翰·福斯蒂斯的迷茫》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这本书无疑使用了他为自传所写的某些素材,并大量引用了他写给奥特琳的信;他试图用虚构的形式描述自己的智性跋涉——起初是孤立,经由道德和政治的迷惘,到达清晰和从容。在这类写作上罗素尚未达到其最佳水准,而且终其一生上述作品也没有一部问世。“我真但愿我具备更多的创造性,”他对奥特琳悲叹,“莫扎特那样的人令我们自惭形秽。”后来他同意在身后出版《约翰·福斯蒂斯的迷茫》,不过带着慎重的保留:
……第二部分表达了我仅在一个极短时期中持有的看法。我在第二部分中的观点非常感性,太过温和,对宗教太过赞许。这一切,我受到了奥特琳·莫瑞尔女勋爵的过度影响。
好也罢坏也罢,正是在这个“极短时期”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分析上有了非凡的进展。或许,他之被认可为哲学天才多少得归功于奥特琳对罗素的影响。假如不是正经历这么一个感性的阶段,罗素可能不会那么喜欢维特根斯坦:“今天维特根斯坦给我带了最可爱的玫瑰。他是个宝贝”(1912年4月23日);“我爱他,仿佛他是我的儿子”(1912年8月22日)。或许,如果不是失去了对数理逻辑作出自己的贡献的信念和兴趣,他可能不会那么情愿地把这个课题交给维特根斯坦。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到剑桥快一年时罗素就预言他将是自己的接班人。夏季学期末赫尔米勒来剑桥探望,见到了罗素;她吃惊地听见他说:“我们期待哲学的下一大步由你的弟弟跨出。”
暑假初,摩尔提出把他原先住的学院屋子让给维特根斯坦。直到那时维特根斯坦都寄宿在玫瑰弯月街,他感激地接受了摩尔的提议。屋子的位置对他很完美:位于惠韦尔庭院的k楼梯顶,由此向三一学院望去,景色美妙。他喜欢住在塔楼顶端[49],此后在剑桥的日子他都留着这套屋子,即便他日后重返剑桥,当了研究员[50],再后来当了教授而有资格住更大更尊贵的房子时也是一样。
维特根斯坦极细心地为自己的屋子挑选家具。品生特协助了他:
我出去帮着他在形形色色的店里看了许多的家具:他下学期要搬进学院。相当好玩:他极其挑剔,我们带着店主跳了一圈吓人的舞,对店主拿给我们的百分之九十的东西,费特根斯坦都叫道“不——太恐怖了!”
罗素也被拉进了维特根斯坦在此事上的斟酌,发觉这令人很不耐烦。“他非常麻烦,”他告诉奥特琳,“昨天根本什么都没买。他给我上了‘如何制造家具’的一课——他讨厌一切不是结构成分的装饰,他永远找不到足够简单的东西。”最后维特根斯坦专门定制了家具。家具搬来时品生特的评价是“相当古怪,但不错”。
要理解维特根斯坦在此事上的苛刻,品生特和罗素的背景都不好。为了理解他对设计和手艺的关切,就得有制作的经验。因此我们看到,若干年后,他的曼彻斯特工程师朋友埃克尔斯把自己的一些家具设计寄给他意见,维特根斯坦的回复是一个仔细考虑过的评判,埃克尔斯则感谢他,接受了那评判。
而要看出维特根斯坦对多余装饰的反感的力量——要看出这一点对他的伦理重要性——就得是个维也纳人;就得与卡尔·克劳斯和阿道夫·鲁斯感同身受:自海顿到舒伯特,曾经高贵的维也纳文化胜过了世上任何别的东西;而19世纪后半叶以来它却已经萎缩,用保尔·伊格尔曼的话说,成了一种“冒牌的低级的文化——一种变成自身反面的、被错误地用作装饰和面具的文化”。
7月15日维特根斯坦回到了维也纳,他已安排好在九月的第一周跟品生特(对提议中的冰岛度假,品生特的父母已给予了祝福)在伦敦碰头。维也纳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父亲得了癌症,接受了数次手术;格蕾特怀孕并经历了难产;他自己接受了疝气手术,那是一次兵役体检查出来的。这件事他对母亲隐瞒了,她正近乎发狂地照顾着他病中的父亲。
他在维也纳写信给罗素说:“我又很健康了,竭尽全力地做哲学。”他的思想有了进展,从思考逻辑常项(即罗素的“”、“”、“”等符号[51])的意义,到认定“我们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原子命题[52]”。但在写给罗素的信里,对于这进展将导致什么样的逻辑符号理论,他只给出了点暗示。
“我很高兴你读了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传记,”他对罗素说。“他们是神的真实儿子。”他对罗素讲他读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时的喜悦:“你读过吗?如果没读过你应该读,它好极了。”
9月4日,即抵达伦敦的当天,他到罗素在比里街的新公寓做客。罗素在他身上感到了不同于布鲁姆斯伯里[53]的朝气扑面的新意——“和斯蒂芬们、斯特雷奇们[54]以及此类自命天才的人相比,是个极好的对照”:
我们很快钻进了逻辑,并且有了很棒的论证。他具有看出什么是真正重要问题的极棒的能力。
……他让我产生了如此愉快而懒散的情绪:我能把全部困难的思考留给他,以前这事只能靠我自个。因此我可以更容易地放弃技术性工作。只是我觉得他的健康很不稳定——他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的生命很不安全似的。而且我认为他正在变聋。
对维特根斯坦听力问题的提及或许是一句嘲讽;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都不是听不见,只是不愿听——特别是罗素给他某些“明智的忠告”时:罗素劝他不要非等到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之后才开始写作。罗素告诉他,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这引起了他猛烈的爆发——他有着艺术家的感觉:要么做出完美的东西,要么什么也不做——我向他解释,除非学习写作不完美的东西,否则他拿不到学位,教不了书——这都使他愈来愈狂暴——最后他恳求我,即便他令我失望也不要放弃他。
第二天品生特到了伦敦,维特根斯坦去接他,坚持乘出租车带他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格兰德饭店。品生特徒劳地尝试提出去较不豪华的饭店,但维特根斯坦听都不听。照品生特的日记所写,很显然这次旅行是不惜成本的。一到饭店品生特就得知了财务安排:
维特根斯坦,确切说是他的父亲,坚持为我们两人付钱:我预计他会很慷慨——但他超出了我的一切预期:维特根斯坦给我超过145镑的纸币,他自己也留有同样数量的纸币。他还有一张约200镑的信用证!
他们从伦敦坐火车去剑桥(“不用说我们坐头等车厢!”),维特根斯坦要在那儿办理跟他的新学院屋子有关的某些事务,然后他们坐火车去爱丁堡,在那儿过完夜就坐船出航。在爱丁堡维特根斯坦带品生特逛了趟商店;他坚持认为品生特没带够衣服:
带够衣服这事对他也太麻烦了:他自己有三包行李,我仅有的一个箱子叫他很不安。在剑桥他要我买了第二条旅行毛毯,今天早晨在爱丁宝[55]又要我买了不少别的零碎:我颇抗拒了一番——尤其这么猛花的不是我的钱。不过我扳回了一城,诱使他买了他还没有的油布雨衣。
9月7日他们从利斯动身,上了斯特林号;这艘船的模样很像普通的海峡渡轮,对此维特根斯坦很是厌恶——他期待的是更豪华的船。他们在船上发现了一架钢琴;品生特带了套舒伯特歌曲的谱子,在其他乘客的起劲怂恿之下他坐下来弹奏,维特根斯坦这才平静了下来。他们得在相当狂躁的海面上航行五天,品生特和维特根斯坦都遭了罪;不过品生特好奇地发现,虽说维特根斯坦在自己舱里躺着的时间挺长,但从没真的生病。
9月12日,他俩抵达雷克雅未克,一住进旅馆就雇了个内陆旅行的向导,第二天就启程。他俩在旅馆发生了第一次争论——关于公共学校。争论相当热烈,直到——照品生特的记录——他俩发觉误解了对方:“他极端痛恨一种态度,一种对待残酷和苦难的他称之为‘非利士人[56]’的态度——一切铁石心肠的态度——他还以此责难吉卜林:他以为我同情那种态度”。
一周后他俩又谈到“非利士人”态度的话题:
维特根斯坦在不同的时候对“非利士人”谈了很多——他把这名称给了所有他讨厌的人!(见上文——9月12号周四)我想,他觉得我表达的某些观点有点像非利士人[即有关实际事务的观点(不是哲学)——例如这个时代比之过去时代的优越性,等等],他颇为困惑,因为他不认为我真是个非利士人——我也不认为他讨厌我!他这样让自己释怀:说我会有不同的想法的,只要我年纪再大一点!
我们不禁在这些争论里看见一种对照:维也纳人的angst[57]的悲观主义和英国人的迟钝的乐观主义(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这样,一战后,甚至连英国式的对“这个时代比之过去时代的优越性”的信念也削弱了。)但若是如此,品生特身上就拥有一些品质,他因此不可能分享维特根斯坦的文化悲观主义,而他恰恰因此是维特根斯坦的理想伙伴。
然而,甚至连品生特欢畅而平静的性情有时也受累于维特根斯坦的神经质——他的“麻烦”[58](品生特的说法)。在雷克雅未克的第二天,他们到轮船公司的办事处定回程铺位。对方一下子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最终事情搞定了,起码品生特是满意的:
可是,维特根斯坦极其麻烦,说什么我们根本回不去了,我对他十分生气:最后他自个出去,到堤岸上找了个人作翻译,在轮船办事处把整个流程重新搞了一遍。
品生特的好脾气也这样失控——虽然很少发生——令维特根斯坦很不安。我们读到,9月21日:
维特根斯坦整个晚上都有点绷着脸:他非常敏感于我对某些琐事的片刻恼怒——像我今晚那样——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结果是,之后的整晚他都沮丧而沉默。他一直恳求我别急躁:我也尽力了,而且我觉得,这次旅行我真的不常这样!
这次度假里有十天的骑矮种马的内陆旅行。还是不惜成本。马队由维特根斯坦、品生特和向导组成,每人骑一匹矮种马,还赶着前头的两匹驮行李的矮种马和三匹空闲的矮种马。白天,他们骑行、在乡间村口探访,晚上维特根斯坦教品生特数理逻辑,品生特发觉那“格外有趣”——“维特根斯坦是非常好的老师”。
偶尔他们步行于乡间游历,甚至试了一次攀岩,这事两人都不在行。维特根斯坦为此“极其紧张”:
这回他又变得非常麻烦——他一直求我别拿生命冒险!他会这样子真是好笑——在其他方面他是个相当好的旅伴。
他们步行时谈的最多的是逻辑,维特根斯坦继续教品生特这个科目:“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他确实聪明非凡。”
在他的推理中,我尚未能找到最最小的一点错误:而他已经在若干问题上令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
结束了在冰岛乡间的远足回到雷克雅未克的旅馆时,品生特趁便和一个刚到的“非常奇妙的粗人”[59]闲谈了一回。这激起了一场对“这种人”的长时间讨论:“他就是不跟他们说话,但我觉得他们真的相当有趣”。第二天:“维特根斯坦搞的麻烦死了。”他极厌恶品生特的“奇妙的粗人”,绝不允许自己可能与之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为了确保不发生那种事,他下令无论如何他们的膳食要比旅馆的客饭提前一小时供应。午饭时旅馆忘了这事,维特根斯坦不愿留下来冒险,带品生特出门看看能不能在雷克雅未克找到什么东西吃。他们没找到。于是维特根斯坦在自己房间里吃了点饼干,品生特吃了旅馆的客饭。傍晚时品生特发现维特根斯坦“仍然为了午饭的事紧绷着脸”,不过他们按计划提前一小时得到了晚饭,还喝了香槟,“他因此高兴了一点,最后他就很正常了”。
品生特一直是乐于倾听的和高高兴兴的。在回程的船上维特根斯坦带他到轮机舱,向他解释引擎如何工作。他还描述自己正在作的逻辑研究。“我确实相信他已发现了某些不错的东西”,品生特评论道——遗憾的是他没提那是什么。
在返程途中品生特说服维特根斯坦去伯明翰与他的家人共度一晚——他渴望让父母见识一下维特根斯坦。契机是市政厅的一场音乐会,节目单上有勃拉姆斯的《安魂曲》[60]、施特劳斯的《莎乐美》、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和巴赫的一部经文歌《不要害怕》[61]。维特根斯坦陶醉地听了勃拉姆斯,拒绝进场听施特劳斯,等贝多芬一结束就离开了市政厅。晚饭时,品生特请维特根斯坦把度假时教的逻辑对他父亲讲了一点,他父亲果然印象不错。“我觉得父亲感兴趣,”他写道,又说——用更肯定的语气——“无疑事后他赞同我的看法,维特根斯坦真的非常聪明和敏锐。”
对品生特而言,这是“我有过的最美妙的假期”!
乡村的新鲜感——完全不用考虑节约的新鲜感——刺激感以及一切——这一切合起来使这次度假成了我有过的最奇妙经历。它几乎留给我一个“神秘-浪漫”的印象:最大的浪漫在于新鲜感——新鲜的环境——等等,无论什么反正是新鲜的。
维特根斯坦不是这样。他记住的是他俩的差异和分歧——也许正是品生特日记提到的那些场景——品生特偶尔的烦躁、品生特身上的“非利士人”迹象和“粗人”事件。后来他告诉品生特,他喜欢这次旅行,“只因彼此什么都不是的两个人也有这样做的可能[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