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木鑫走了吗？让他走吧，他这样做总有他的道理，不要勉强他。
木棉也要走吗？走吧走吧，妈妈没事儿。妈妈只是想说说话。
木槿，你不要再哭了，你那样哭让妈妈心疼，也让你父亲不能安宁。你父亲生前最疼爱的就是你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他死了也会心疼的，他会疼得睡不着。你让他安息吧。
你们不用担心我，木军，木兰，虽然你们的父亲走得这么突然，可我不难过。你们看我不是没有流泪吗？
我这一生已失去过许多亲人了，我曾经大声地哭过，泪流满面的哭过，悲痛万分的哭过，我也曾无声无息的流泪，从夜晚到天明。但现在，我不会再哭了。因为我不难过，我知道你们的父亲离开我是迟早的事，我还知道他不过是先走一步，到另一个世界等我去了。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呢？所有那些离开我的亲人，他们都在那边等我呢，他们留下我，是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没做完。总有一天，我把今生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也会到那边去的，会去和他们团聚的。所以我不难过。
我难过的是另一点。那就是你们的父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被你们接受和理解，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啊！虽然他不承认这一点，但我知道。我为他难过。
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说过，我不需要理解。因为他这一生是倒海翻江的一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甚至包括你们这些孩子。可是我需要。我需要你们理解你们的父亲，否则我的心无法安宁。
木兰，我知道此刻你非常想知道你的身世，还有你，木军，你也有着许多疑惑，你们的眼睛告诉了我。但我还是要请你们耐心等待，我得从头说。在没有说到老大和老二之前，我无法说清楚你们。因为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也因为生长在复杂的人生经历中而无法简单。我不可能在移植一株树时，只拔出无数根须中的一根。
请让我一个一个地说，一点一点地说。让我告诉你们，我是在经历了什么样的日子之后，才成为你们的母亲。
那个夏天，当我们从军政大学毕业的100名女生报名参加了十八军后，就跟着接兵的同志从重庆来到了十八军的集结地乐山。由于路途上被家长拉走2个，实际上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还有98个。98个也真不少呢，整整三卡车。
到乐山后，我们很快被分配到了各师。我和吴菲、刘毓蓉三个人分到了一起，参加了新组建的康藏运输队。我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苏玉英。其实我从没叫过她名字，我一直叫她苏队长。她是我们新组建的女兵运输队队长，我们将跟着她往西藏走。
苏队长比我大4岁，也就是说，我认识她时，她也不过22岁。要是放在现在，22岁的女人完全是小姑娘的感觉。但22岁的苏队长已经是个非常沉稳、能干的女军官了，而且还做了母亲。所以她看上去远远不止大我4岁，好像大了一辈子。我看她时，总有一种小孩儿看大人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女人。人长得好看不说，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帅气，走路说话都显得精精神神，充满了朝气。反正就是和我们这些女学生不一样。
所以第一次见到苏队长，我就喜欢上了她。
当时我们分到运输队的十几个女兵，正像燕子似的在那儿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来了。腰间扎着皮带，短短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帽子，眼里带着笑意，那笑意里有喜悦，还有疼爱。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也不过22岁的年龄，怎么就会有那样的笑意？她一手揽住我的肩，一手揽住吴菲的肩。她说，同志们，以后咱们就天天在一起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我会尽力照顾好你们的。我当时想，你也不大呀，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似的。
苏队长是个南下来的“老革命”，已经参军5年了，本来刚做了母亲，一听说成立了女兵运输队，她就背着吃奶的孩子赶回来工作了。我们知道后一下崇拜得不得了。特别是吴菲，老是缠着她问，你打过仗吗？枪响的时候你怕吗？
对我来说，苏队长让我着迷的不仅仅是这个，而是她竟然结了婚，竟然做了母亲。我很想知道那个做了苏队长丈夫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我看来，苏队长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知谁能够征服她的心。老同志告诉我，苏队长的爱人是先遣部队的一个政委，已经先一步出发了。他们是一家三口，不，加上张妈，是一家四口举家进藏。
但我有一种感觉，苏队长有心事。
一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苏队长的心事。
我们分到运输队后，就在苏队长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了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中。这准备工作包括三个方面，思想，物质和身体。思想准备主要是学习时事，学习政策，了解西藏，掌握宗教政策和知识；物质准备也很重要，因为是去高原，吃的和穿的都和内地部队不一样，但那主要是上级的事。对我们来说，最最具体和重要的，是身体准备，即开展体能训练，为进军高原，打下一个良好的身体基……
为了强化体能，我们和男兵一样，把大如磨盘的石头捆起来背在背上，然后急行军。苏队长把孩子交给保姆张妈，带头背起石头走在最前面，我们一个个紧跟其后。周围的老百姓看了不解其意，不知道解放军在干吗。如果说是为了搬运石头吧，怎么背出去又背回来了？大概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事训练。
我们每天背着石头走几十里山路，这样的训练强度别说是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就是南下来的老战士也有个适应过程。所以全累得直喘大气，汗水一次次地湿透了衣服。吴菲累得受不了了，跟苏队长说，现在这样消耗体力，以后真的进军西藏没力气了怎么办？苏队长说，在高原上行走，消耗的体能将是内地的几倍。根据先遣部队的经验，这样的训练很有必要，也很有效。苏队长还说，这点困难算什么？更大的困难在后面呢。
苏队长的话我句句都很相信，我甚至觉得那都是她丈夫告诉她的。我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通音讯了。
我还好，从小爬山爬惯了，脚上有劲儿，适应比较快。刘毓蓉年龄大，好强，总是紧跟在苏队长的后面，吴菲就有些受罪了，常常上气不接下气地落在最后面。和她一起落在后面的是上海姑娘徐雅兰，她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是越跑脸越红，她是越跑脸越白。年龄最小的赵月宁反而比她们俩还强些。赵月宁那时周岁还不到14岁。但她比我们的军龄都长。1948年部队解放了她们家乡，她死活缠着苏队长参了军。
但不管是谁，不管每天累得怎么叫唤，早上没有一个赖在**不起来的，都强撑着爬起来继续锻炼，那个时候谁也不愿意显得自己娇气，都暗暗较着劲儿。
半个多月下来，我们感觉自己强壮多了。
苏队长很快就发现我唱歌唱得很好，她推荐我去演节目。她说等我们到了甘孜和大部队会师后，就要演出精彩的节目来慰问先遣部队。
我已经说过了，中学时我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我尤其喜欢我们女声的无伴奏合唱，好象无数轻柔的少女在月光下仰望星空。那时我们唱《平安夜》，唱《欢乐颂》，也唱《梅娘曲》。但到部队后，我很快发现这些歌儿不太适应部队火热气氛，还是那些充满**的革命歌曲更能唱出我们的心情。
我们排演了好几出小歌剧，主要是《白毛女》，《血泪仇》，还有《刘胡兰》。让我最忘不了最受感动的是刘胡兰。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年轻女性吧。每次演到她牺牲时，我总是忍不住流泪。我难过地想，她才15岁呀！她和小赵差不多大呀。我还想，比起刘胡兰，我们受的这点苦算什么呢。
日子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我们每天都问苏队长：什么时候出发呀？什么时候去解放西藏呀？苏队长说，别急，先遣部队刚到，正在建立根据地呢。
苏队长说这话时，口气非常亲切，好像说着自家的事。我想苏队长一定比我们更盼望着早些出发。
有一天夜里，苏队长坐床边给我改那件太大的棉衣，我趴在一边看。我忽然说，苏队长，你好像心情不好？她很吃惊，针把手指都扎了。她说你个小丫头，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看出来了。我能帮你吗？我真的很想帮她，我想对她好，我不想她难过。
她叹口气，摇摇头说了两个字：孩子。
她一边说一边用嘴去啜手指，我发现她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指都是弯曲的，而且有个很大的疤痕。我问她是怎么受的伤。我想说不定她会就此给我讲个战斗故事。但她犹豫了一下说，是小时候上山砍柴时不小心受的伤。我有些失望。我以为和打仗有关。我又问她为什么为孩子发愁，孩子不是好好的吗？她叹了口气，不肯往下说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想把孩子带上路，也就是说，她想带着孩子一起进军西藏。那么小的孩子她实在丢不下。她的老家在安徽，本地又没人可托付。再说孩子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他父亲，她也很想把他带进去让他父亲看看。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是西藏。而且我们将徒步翻山越岭，那么小的孩子，能行吗？领导上有些顾虑。
苏队长就是在为这个心事重重。
后来，上级终于同意她带着孩子上路了，她高兴得第一个跑来告诉我。也许是因为我最早看出她心事的吧。我真为她高兴，我当时就拍着胸口对她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来帮你背。我会背。
现在想来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难道我早就预感到了什么吗？不不，我没有预感，丝毫也没有。
有许多事情是永远无法解释的。更何况这事情发生在西藏。
苏队长开心地拍拍我的头说，小白，你把自己带好就行了。孩子有张妈呢。
在后来的进军路上，苏队长为了不让孩子影响工作，几乎不让张妈带孩子到我们中间来。不要说我们，就是她自己也很少抱孩子。只有到了休息的时候，她把我们都安顿好了，才从张妈那里接过孩子来喂奶。那孩子生在虎年，小名就叫虎子。我们都很喜欢虎子。尤其是我，好像天生和他有缘似的。
是啊，我的确是和这孩子有缘，要不，怎么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呢？
1950年3月，十八军先遣部队开始一面进军、一面筑路。历尽千辛万苦，4月28日抵达甘孜，之后继续修路、修机场等，建立大部队进藏基地。到1950年8月，公路终于通到了甘孜。
1950年8月底，18军进藏大军出发，9月初抵达甘孜，与先遣部队会合。
1950年9月，先遣部队渡过金沙江，10月，解放了西藏重镇昌都，为大部队进军西藏打开了大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
1951年8月，先谴部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发，9月9日进入拉萨城。与此同时，在云南、青海、新疆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大规模的进军开始了。我军分路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四路分别向西藏进军。
1951年10月，主力部队到达拉萨，以后又进入日喀则、江孜，乃至江边境重镇亚东。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战略任务。
这段历史，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搞清楚的。当时我就像一滴水，融进了革命的洪流中，汹涌膨湃地向那块高地冲去。我不可能跳出洪流在高处纵揽全局。不过我还是知道自己是去干什么，就像我们的队长苏玉英说的那样，我们是去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藏族人民。
1950年8月，我们女兵运输队和十八军主力部队一起，开始向西藏进发。就是说，从1950年8月起，我们女兵进入了这段重要的历史。
我为此感到自豪。
有一回我在哪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女兵首次进藏的事。我以为写的是我们，一看根本不是。从头到尾都是瞎话。什么500名女兵被送进拉萨，抵达拉萨后由于不适应又送出来了，如何如何，还写得挺神秘，时间也不对，说的是1968年。也不知是什么人胡编的。
我跟你们的父亲说，中国女兵首次进藏，那就是我们。我们是活着的见证。
当然，我从来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很多人对我们这批进藏的女兵有非议。我不在乎。因为这种非议从一开始我就听见了，但从一开始我就不在乎。为什么要在乎呢？我只在乎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只在乎我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我还记得出发前开誓师大会时听到的那些话。
当时我们女兵站在黑压压的进藏大军队伍，非常醒目。操场四周有许多群众围观，一些孩子还爬到了树上。我在他们好奇的目光中感到很自豪，拼命地挺着胸脯大声地说着誓词。这时我听见了旁边的议论：瞧瞧这儿还有女兵呢。她们能干什么？也能打仗吗？马上有人说，她们是去给那些军官当媳妇的。
我当时真觉得好笑。我想这些人的觉悟也太低了，太看轻我们了。我真想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懂什么？这是革命。我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给谁当媳妇的。我们要求进藏，是为了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是为了解放灾难深重的西藏人民。
不过我当时可顾不上跟他们解释。我在认真地听首长们讲进军任务。首长们说，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100多万人口。我听了非常自豪，我们要解放这么大一片土地呀。解放战争中，那些老革命解放了一个小城镇都会无比自豪，那我们还不豪情盖天？首长还说，西藏是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省区，是世界屋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因此我们将面临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一个是特殊的艰苦的自然环境。我对两者都没有具体感受，一想到不久之后我将会站在世界屋脊上，亲手解放受苦受难的西藏人民，心就激动得嘣嘣嘣直跳。
一直到许多日子后，我才把我听到的老百姓那些“没觉悟”的话告诉苏玉英队长。我是连着一串笑声一起告诉她的。我说他们太好笑了，还以为我们是来当媳妇的。他们连革命都不懂，连男女平等都不懂。我一边笑，一边用手摸着苏队长怀里抱着的那个孩子。
苏队长望着我笑，她说，这丫头，无忧无虑的，看来什么苦头都没吃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了甘孜。她正坐在一个老百姓的房子里给孩子喂奶。在我看来，我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我不明白苏队长为什么说我什么苦头都没吃过。我的确没想到，更多的苦头还在后头。我更没想到的是，所有生活上的苦都不能叫做苦。
我至今能想起苏队长说这话时的神情，很慈祥很疼爱的样子，就像我的母亲。我不明白她不过23岁的年纪，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神情。现在我有些明白了，她是将她的一生浓缩了，在她说这话的一年后，就走完了她的全部生命路程。
到了8月底，终于从前面传来了好消息：先遣部队已将公路抢通到了甘孜，大部队可以出发了。
出发前，军里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大会在眉山三苏公园的广场上举行。那一天是个大晴天。下午4点钟的样子，进藏大军的官兵穿着整齐的新军装，扛着枪炮，唱着雄壮的歌声中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的群众更是人山人海，把会场四周挤得水泄不通。队伍经过公园门口的彩门时，站在路两旁载歌载舞的学生们就把五彩缤纷的花瓣洒在官兵们身上，还把鲜花和彩旗插在战士们的背包上。那种热情洋溢的场面让人无法不激动。
我走在女兵队伍里，又自豪又有些害羞。女兵队伍非常醒目。我们的队长苏玉英站在排头，英姿飒爽。我们女兵则三人一排跟随在后面，和男兵一样穿着新发的军装，扎着腰带，还把帽子低低地压在头上，遮住流海。当我们走进会场时，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看，女兵！一下子好多人涌上来看我们。这让我想起了重庆解放时，我在街头见到的那一幕。没想到一年后自己就站在这样的队伍里了。我不自觉地将胸挺得更高，迈着有力的步子，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走进了会……
会场上悬挂着红底金字的横幅：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下面是黑压压的队伍，进藏大军庄严威武，刀枪闪亮，红旗飘飘。那种气派，我终生难忘。
礼炮响了。五星红旗徐徐升上了天空。在隆隆的礼炮声和雄壮的军乐声中，誓师大会庄严开始了。我们的军长和军政委站在主席台上，率先向党宣誓。
不管进军道路上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完成进军任务，誓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是军长的誓词。
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你们记住：此去边疆，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这是军政委的誓词。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他们说到做到，他们真的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西藏。西藏的雪山掩埋了他们的忠骨。“藏我于雪山之上，望我第二故乡。”这就是他们诗一般的遗嘱。
军政委大声地问：同志们，钢枪擦亮了没有？
擦亮了！全体官兵大声回答，如同雷声滚过。
进藏的守
则记住没有？
记住了！又如同雷声滚过。
军政委真是个非常善于作鼓动工作的领导。几句话一问，全场的气氛非常热烈。他说好，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一起向党中央毛主席宣誓！
整个会场好像滚过春雷一般，齐刷刷地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
——我们是人民的战士，是坚强的国防哨兵。光荣地领受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国境，保卫祖国边防，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任务。我们有决心，有勇气，有把握，为保证其圆满实现而战斗！
雷鸣般的誓言在川西平原上回荡着，在稻花飘香的田野上回荡着：坚决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让我感到激动和自豪的是，在轰隆隆如雷声的宣誓中，清晰地响着我们女兵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如同闪电，为雷声助威，在雷声中开出艳丽的花来。
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各地代表送上了大批的锦旗、鲜花、礼品和慰问袋，堆满了整个主席台。一个少女跑上主席台去，将一株带着泥土的鲜花送给了我们的军长，她说她想请解放军叔叔将这株美丽的花朵带到西藏去，让它开放在西藏的土地上。这一幕让大会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并且充满了诗意。
夜幕降临，红绿色信号弹飞上了天空，成千上万的群众举着火炬从会场涌向大街，开始游行，那些火炬立刻把全城照耀得如同火海一般。
我走在队伍里，心咚咚直跳，恨不能一步跨到西藏去。
我们出发了。
兵车一辆接一辆，浩浩荡荡地驶出了那座川西小城。车上贴着大红标语，车头上还挂着大红花。路旁是欢送的人群，我们坐在上面，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但我们努力地保持着威严，没有把笑容挂在脸上。
我们终于向西藏进发了！
苏队长说，小白你领大家唱个歌吧。
听见苏队长叫我，我马上站起来起音，但还没唱出口人就倒下了。车被不平的路狠狠颠了一下，歌声一下变成了笑声。女兵们绷了很久的脸一下绽开了，笑声顿时撒了一路。吴菲扶起我，几个女兵把我环绕在她们的手臂里。我扬起头，高声唱起来：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大家立即和我一起唱起来。
这个歌应该算是我们那时候的流行歌曲了吧？几乎走到哪儿都能听见，人人都会唱。
我们唱着歌，眯着眼。那时候的路几乎全是土路。碰上几天不下雨，车轮碾起的灰尘就有几丈高。那些灰尘像淘气的男孩儿，自始至终跟在我们车后，好像舍不得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们随便用手抹一把脸，就是一手的土末。
风呼呼地狂吹着。幸好出发前，我们已经把长长短短的头发全部剪掉了，短得和男同志没什么区别。就好象现在街上那些时髦的女孩子一样。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时髦。苏队长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作好充分的吃苦准备，这一路上不可能有水洗脸洗澡的。我们就痛痛快快地把头发剪了。连最漂亮的上海姑娘徐雅兰也忍痛剪掉了她那头齐腰的秀发。她仔细地把秀发包在报纸里，轻言细语地说，也许什么时候演出还用得着。
剪头发之前，我和几个同学特意到眉山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像，留作纪念。照相的时候我有意笑得很开心，然后把那张照片寄给了母亲。我在信上告诉她我到西藏去了。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还特意说，西藏很美，就像天堂一样。但那里的人民很苦，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苦海，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最后我告诉她，等解放了西藏，我就回重庆去看她。那口气，就好象你们现在跟我说要去出差一样。
我没想到自己一去不回。没想到再回去时我已经没有了母亲……
木兰，那年是你陪我回去看母亲的。在进藏许多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内地，我抱着半岁的你去重庆老家。
一路上我想象着母亲看到我的样子，想象着母亲得知我已经结婚、并且也做了母亲的样子。我想母亲也许会责怪我，这么草率就成了家。但我会好好向她解释的，我会把这些年的经历全都告诉她的。我相信母亲听我说了之后会理解我的，而且她会非常乐意帮我照料孩子的。我甚至想象着母亲见到你，见到她的外孙女时，那快乐的样子。
但是，一切想象都落了空。等待我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已经病故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她是在我已经启程回家时病故的，刚刚离去一星期。如果我早一点回来，或许母亲还有救。邻居们告诉我，母亲一直非常孤单，常常念叨我。尤其是在生病的时侯。我知道她实在是撑不住了，她撑了5年，等待她的女儿，却终于在女儿回来之前撑不住了。我有些想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没有一点感应呢？难道她不知道我已经上路了吗？
因为没有一个亲人，是母亲的几个学生和原来的教友安葬了她。为了尊重她的意愿，坟地就选在那座已经荒废的教堂后面。教堂上的钟还挂在那儿，只是锈得无声无息了。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她走进她向往的天堂没有？
木兰，我抱着你站在母亲的坟前，我告诉她我也做了母亲。我告诉她我终于明白了她眼底的忧郁从何而来。滚烫的泪水源源不断地从我的眼里流出，很快又变得冰凉。但我没有哭泣。我已不再是5年前的我了。我只是无声地流泪。坟地四周的黄草在秋风里悄声地叙叙叨叨，似乎在劝慰我。
终于，一直安静地躺在我怀里睡觉的你，放声大哭起来，仿佛是在替我哭泣。我没有哄你，我想让母亲听听你的哭声……
不说这个了。
进藏之前我们剪掉了头发，从那次剪了头发后，我这辈子再也没有留过长发了。我把长发，还有别的女人所特有的快乐都放弃了。
我们女兵一个个都把帽子低低地扣在脑袋上，像男孩子一样只露出光光的前额。但我们一唱歌一大笑，就泄露出女孩子的天性了。像书里写的，是银铃般的笑声。男兵们都纷纷探头张望。这时候苏队长就会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一声，我们即刻安静下来。
苏队长是我们的主心骨。
兵车日行百里，很快就过了雅安，到了二郎山脚下。
你们都知道二郎山吧？就是歌里唱的那个，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其实这首歌原来唱的是大别山，大呀么大别山，高压么高万丈……可我们进军西藏时，急需有一首鼓舞士气的歌，就把它的曲子借来用，结果还倒把二郎山给唱响了。
后来我才知道，二郎山实在还不算是高万丈。它的海拔是3400米。比起后来我们翻越的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山，它算是小山了。但它却是我们翻越青藏高原的第一道关隘，是进军西藏途中用双脚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当时二郎山的路刚刚抢通，路基很差，常常有泥石流发生。有些地段工兵还正在修，不可能过卡车。我们就下车来，背上背包迈开双脚爬山。
我喜欢爬山。我家乡那座小城是个山城。
小时候从我们家到学校，必须翻过一座山。那山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山，但上上下下也有相当多的石梯。我每天都爬坡上坎地去上学，走在路上也总是跑呀跳呀的，好像从来不知道累。人家都说山城的姑娘有脚劲儿，那都是从小爬山爬的。只要一跑到山里，我就快乐无比。我简直就像山里长出来的一棵树一株草一块青苔，我和小鸟打招呼，我和流水说话，我和花草逗乐。像个女王似的在山中为所欲为。那座山是我儿时的天堂，尽管它无名，但它让快乐。我相信那些山谷里，一定至今还荡漾着我童年的欢乐和笑声。
我固执地认为，我的童年比我孙女的童年要快乐得多。尽管她比我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但她没有我的那些快乐的记忆。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大山。
我们上了山。
早上出发前，苏队长就特意嘱咐我们，爬山时少说话，更不要大声唱歌和说笑，那样太消耗体力。可是年轻的我们哪里管得住自己？就像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心跳一样，我们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歌声和笑声。何况山上的景色那么好，郁郁葱葱的树木，大片大片的野花，连石头上都长满了青苔，空中悬挂着绿色的衍生植物。一眼望去，简直看不见一丝**的泥土。
这真是一座幸福的山。
这座幸福的山，这座世世代代安静着的山，被我们惊醒之后一下活泼起来，落叶松果噼哩叭啦往下掉，不断地砸在我们的头上；小动物窜来窜去。最快乐的是鸟儿。山上的鸟儿极多，有雪鹑，黑鹇，红头灰雀，还有藏雪鸡，它们对我们这群突然闯入的活物并不感到害怕，停在枝头上好奇地看着，并叽叽喳喳的议论着。一只红胸脯的山鹧鸪好像对我进行侦察似的，低低地从我的眼前掠过，翅膀擦过我的鼻尖，痒痒的。
走在这样的山上，哪会觉得累？
我精神头十足，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边翻山，一边为大家做宣传鼓动工作。先是和徐雅兰一起为大家唱歌，后来徐雅兰不行了，脸色都变白了。我就和吴菲一起给大家打快板：
呱嗒呱嗒竹板响，
说段快板谈以往。
不说南下和渡江，
单说部队进西藏……
我们清脆的声音在山里回荡着。苏队长一边喘气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雪梅你怎么那么会爬山呀，跟个小猴儿似的。
我说我的前世是猴子呀。
那时候为了进藏，我已经看了一些有关藏传佛教方面的书，了解到在藏传佛教里，佛教徒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前世、今世和来世。我就想，如果我有前世的话，即使不是猴子也是松鼠，总之是个生活在山里的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