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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份，天气异常寒冷，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白霜。城中阴霾弥漫，流感肆虐，大街上随处可见裹在厚风衣里、戴着医用口罩的人，活像《寂静岭》成了真。我想回广州住上一阵子，那里还有残夏。

但我父母的手机都打不通，不是关机，也不是无人接听，而是那拨出的电话仿佛被投射进神秘的黑洞，除了一片茫然的空白，没有回音。

家里的电话又是秘书接起，回复也很简单：“他们在忙。”

我很生气，我不是下级，也不是求他们办事的人，我是他们的女儿，这种敷衍的话说给我听？但秘书客气地挂了电话。

深夜，我接到我妈的短信：“暂时不要回家，在北京好好工作。”我赶忙拨过去，又是毫无回应。

这太奇怪了。我围上大围巾，去找杨宽。

杨宽家的保姆宝姨给我开门，站在楼梯上喊了他两声，没人应答，倒是传下来一片喝酒划拳声。我自己上楼去。

他们在阁楼里吃烤肉，十来个人围着一堆柏木枝和篦子，篝火烧得红彤彤的，天窗开了一半，干冷的空气迅速沉了底，我推开门，打了个哆嗦。杨宽手里拿着火钳，头上戴着一顶貂绒帽子，在暖烘烘的火堆后面抬起头看着我，不，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一瞬间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可怜。

我无法自抑地发着抖，扶着阁楼门口的楼梯扶手，眼前一阵发晕，楼下客厅里白白黄黄的桌椅晃动得看不清楚。那一刻我无比厌世，无比希望我真的晕倒，然后可以逃避和停止思考。

杨宽被火烤得干燥暖和的手拉住我：“大老晚跑来干吗？”

我看着他深不见底的眼睛。我直接问：“我爸妈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平静地摇头。

“那么，你听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我冷笑：“这一天我到处打听，外面都传他们失踪了，但我知道他们没有失踪。即使他们想，也不可能离开。”

他笑着说：“你瞧见了，我每天不过是吃吃烤肉、喝喝酒，外面空气不好，我很久没出门了。”

我也笑着问：“外面的空气差到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