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许多同胞于敌人淫威之下不敢轻举的时候，耿淳毅然站了出来，这位曾任中国军队上尉连长的河南人冒着必死的危险，组织大家秘密集会，突然举行暴动并同日本军警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虽然暴动受到了血腥的镇压，可他们还是用生命换来了中国人的尊严。

类似的例子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

在一家资金雄厚的外资工厂内，由于中国工人不熟悉外资企业的规章制度而被严厉的外国老板喝令：全体下跪！迫于外商淫威，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又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十个中国人跪下了，一百个中国人跪下了——在一片黑压压灵魂和肉体同样低矮的人中间只有一位河南小伙子岿然站立着。

下跪有什么呢？那不过是人体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动作，屈膝、低头，一秒钟就可以了，何况这还牵扯着每个人的经济利益。但在河南人的意识里，下跪是至高无上的礼节：人生在世，上可以跪天，下可以跪地，中间可以跪父母，除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双膝弯曲。“男儿膝下有黄金”啊！跪下去，你可就拣了金子忘了天地父母；站起来，你可就丢了金子守住了道德良心。在此，笔者丝毫也没有指责那些下跪者及其家乡父老的意思，尽管他们应该被指责；而只是想把这个一身傲骨的河南人指给大家看看，你们看看，看看我们河南人的子弟！事情的结局是所有下跪者都回到了岗位，而这个河南小伙却昂着头走出了那个工厂的厂区。他远在河南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家里很穷，很需要钱，他也很需要这份工作，但他不须思考就把这些放弃了，惟独留住了骨气。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人指责河南人的人格不健全的话，那笔者就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是健全的了一一假使这个世界上还有公平、真理和正义。

河南著名诗人王怀让先生得知此事以后感慨万千，他饱蘸激情地为这个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赋长诗一首：《中国人，不跪的人！》——语句慷慨，可谓中气涤荡四野；诗情激越，堪称文采掩蔽八荒。

回首华夏史册，中原大地不知上演了多少“官逼民反”的戏剧，中州儿女不知演绎了多少慷慨悲歌的乐曲。

无论是情赋《满江红》的岳飞，还是“精钢不做钩”的包拯；无论是舞台上不畏强暴的《七品芝麻官》，还是确有其人其事的洛阳强项令；无论是朴实无华的乡野村民，还是“以暴抗暴”的少林武僧。河南世世代代涌现出一辈又一辈的忠臣志士。

黄河黄土哺育了中原人，他们也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而名在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淮阳髯，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情操后冰雪；或为出师表，神鬼泣壮烈；或为渡江揖，慷慨吞羌揭；或为击贼匆，逆竖头破裂。

——这是黄河儿女的群像，高大、威猛、粗旷、结实。

在外人眼里，冬日的黄河没什么好看的。

枯水浅流，平淡无奇，干涸的黄河河床几乎与那苍苍茫茫的黄土平原连在了一起。

但在河南人的心中，此时的黄河才最像她自己。

假如有雪的话，黄河黄土就会无边际地向远处延伸，天与地胶合在一起，人与土胶合在一起，不辨你我，浑然一体。

中国人的传说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外圆内方”的河南人就这样把天放在头上：他们于是知道了敬畏；把地放在心里：他们由此懂得了仁爱。

小时候在读鲁迅先生《眉间尺》小说的时候，一直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杯“莫邪”宝剑如果真是天下无坚不摧的兵器，那该拿什么东西来盛放它呢？

现在我明白了。

——对邪恶它是最致命的利器，对美好的事物它只是一块碧玉。

如此而已。

规矩一统的人伦

治理水患，既要疏导也要截流；治理沙化，既要引水也要造林。所以，笔者从不认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就只有一个标准。

社会当然是需要法制的，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但对于法制所无法达到的死角，就必须有伦理来约束。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会拥有多么健全的法制制度，它的法律从何而来呢？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完全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会将法制作为自己行为的惟一规范，他的法制意识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

“法治”也好，“人治”也罢，其实它们的对象都是人。

人的行为当然是由人心来指使的。

因此——法制是人行为的标准；伦理则是人内心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