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河南人就这样在嵩阳书院并不豪华的房舍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着社会人生的真理，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中国人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中国辽阔的疆土归拢到了一起。

“仁、义、理、智、信”的思想就此在东方扎下了根，在中国扎下了根，在河南扎下了根，在几乎所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人的内心扎下了根，从过去一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河南人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由于历史积淀的原因，也由于在中原衰落之后而长时间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底层，和大部分的北方人相比，河南人对儒学的尊崇显得特别的固执。他们坚持着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中庸”思想的同时，大一统的社会观念使他们也敢于融合并修改一切外来的东西为自己服务，就仿佛他们敢于在餐桌上将所有外来的菜肴改为适合自己口味的河南菜。

至今，你随便走进几个河南人的家庭都可以发现——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他们也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不论是寻常待人接物还是和外地人、外国人进行谈判，他们也都明显地带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

如果你有幸在河南乘坐县城与县城区间的公共汽车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车上农民对中国时政发表的最朴实的议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人讲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言谈话语中往往流露出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他们表述的方式既直接又委婉，表述的内容既正统又略带叛逆，言谈之间你不由得也会加入进来。

记得80年代末曾经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大学教授到河南作报告，讲话中他不无幽默地调侃河南人——“常香玉是你们的精神食粮，面条儿是你们的物质食粮。”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来到河南看看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国粹不止有京剧一种，还有一种，那就是豫剧。二者所不同的是：京剧是贵族式的国粹，而豫剧则完全属于平民。

在河南乡村的露天舞台上今天还在上演的依然是《包青天》、《花木兰》和《穆桂英挂帅》，“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仅可以换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还能够赚取热血乡民的眼泪。不大被关注的河南卫视有一个在河南观众中很叫得响的栏目——《梨园春》，看看里面那些农民抑或农民子弟们情真意切的表演，你当真会发现：这里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深、最茁壮的根。

各类讥讽河南人的段子，包括专门针对河南人的新闻报道，听罢看罢便会让人想起隐藏在“农民”后面的另一个更加恶毒的词：“刁民”。

是的。

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拦道喊冤的，因为《包青天》里就是那样演的；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亲人处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因为花木兰就是这么做的；河南的“刁民”是会在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外国老板面前下跪的时候挺直身子站着的，因为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也是这样的个性。

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笔者都会激动得落泪，因为受着最“中国化”的教育而有着最“中国化”身份的河南人应该同样是我们民族危难到来时最坚实的中流抵柱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当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也是这块黄土地上优秀的种群。

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贪婪之徒——嗜血而野蛮”。然而，10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尔斯。克洛克写道：“他们和白人一样的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

凡歧视和偏见就一定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

农业文明可以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那么，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根基呢？我们的儒家文化是不是还能够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

笔者以为——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就好像是地球漫长的历史演化：蕨类植物可以代替地衣苔藓占领主导，人类可以代替恐龙成为世界的主人。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却好比地球上同一时期动植物的分布：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喜欢大树就将所有的青草拔光，也不可以因为需要粮食而砍掉世界上所有的森林。

真正茂盛的文化一定是多元共生的文化。

如果这样，西方文化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东方文化呢？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来歧视文化上同根同种的“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喝“可口可乐”，可以看“东芝”彩电，可以吃“麦当劳”、坐“林肯车”、用“摩托罗拉”、品“麦思维尔”。抽“万宝路”、抹“丹芭碧”、穿“皮尔卡丹”、欣赏“泰塔尼克”，但你还是你——一个骨子里带着农民血统、眼睛含着儒家平和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拿来主义”已经不需要再宣传了，但“拿来主义”之后的“丢掉主义”恐怕我们还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弄不好文化这东西也会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