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事，我到今天想起来都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踩着了连队里牺牲的哪一位战友。

左前方的一位战友听见动静，小声的说话了。

“注意哈，这里全是伤员和烈士！”他提醒着我。说话的是炊事班的战友罗培荣，他负责守候伤员和烈士。

我再也不敢站起来走路，只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向前摸去。在我的四周躺满的全是人，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地让人可怕。我一边摸着，一边向前爬着，一边清点着人数。

黑夜中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判定谁伤了、谁牺牲了。我只能用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以此来判定谁是生还者、谁已经死亡……

我的这个做法并不科学，也不准确。因为受伤的战友中很多人的温度极低，尤其是那些失血过多的重伤员，他们的体温与牺牲的战友差不多。

重伤员们昏迷不醒，他们即不呻吟，也不动弹。不得已，我只能用脸来靠近战友的脸，在他们的鼻子前去感受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去感受体表温度。

在爬行中，我的左手被东西扎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以为是炸断的树桩，可仔细地一摸不由得使我不寒而栗。那是一位战友折断的左手臂，手臂的前端已被越军的炮弹炸得没了踪影，只剩下10多公分长的手臂僵硬的矗在那里，根本无法把他放平，折断的肱骨白花花的露在外面。

“啊！这个怎么没有包扎？”我小声喊了起来。

“是石现怀，他已经牺牲了。”旁边的战友罗培荣，冷静地向我回答。

石现怀？他是年初才到我们连的新兵啊，是班用机枪副射手，就是他在战前训练时，反复地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当时我们两人还讨论训练呢，我自认为‘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己’，其实这并不是我的高见，而是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只是我背得很熟，他听得也很认真。

想到这里，那一幕幕情形瞬间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不停的起身、卧倒，推着机枪匍匐前进，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当我看着他向前爬动身躯，内心里不由得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可现在，他再也不会问我问题，汗水再也不会把衣服湿透，他再也不会向前爬动了……

“安息吧，兄弟！”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左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轻轻的摇了摇他，他僵硬的躯体被我轻摇的动了一下，仿佛是已经听到了我对他的祈祷。

他被炮弹炸伤，按理来说炸断了一支胳膊是不会立即死亡的，可怎么他就牺牲了呢？

也许是长时间的昏迷使他根本无法自救，只有依靠别人的救护。可那时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给他止血，没有人为他包扎，血液流干后他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别说是被炮弹炸断了手臂，就是被弹片划伤的口子，如果没有很好的止血，也会危及生命的。要不然从古至今的那些痴情美女，怎么会用割腕的方式来殉情呢，拿着小刀片在手腕上划一道小口，就香消玉殒了，更何况现在是刀枪挥舞的战场啊。

止血，是非常重要的抢救手段！有很多伤员现在还扎着止血带，止血带要求每5-10分钟要松弛一下，否则会使肢体坏死。这些没有被敌人炮弹炸断肢体，也会被咱自己的医生截肢，在那一时刻，抢救生命更重要。

我不仅清点着伤员，还不时地提醒看护伤员的战友们，要为那些扎有止血带的伤员们做检查，防止因长时间捆扎后肢体坏死的情况发生。

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连队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不管是老乡，还是同学，还是一起入伍的战友，还是有着共同兴趣、有着共同语言的战友，他们常会聚在一起，形成相对要好的伙伴。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在连队中除了重庆老乡外，六班长李锦勇就是其中一人，他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已经有近30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依然想念他。

他是78年入伍的西安城镇兵，比我晚一年入伍，父亲是个工程师，长期在国外援助建设。他长相俊秀，很像演英俊小生的电影演员，虽然是中等个头，但身体素质好，军事技术过硬，是连长非常喜爱的战士之一，战前就担任了班长的职务，进步很快！

我们两人虽不在一个排，可我们时常互相关心、互相鼓励。自卫还击战开始后，我们更是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对方，每天都要关心一下对方的安全。

现在才提到他，是由于那天他也是受伤的战友之一，听说他伤得不轻，所以我非常为他担心，急于想在战斗的间隙里找到他。我在伤员和烈士的人堆里爬着，不停地轻声的叫着他的名字：

“李锦勇，李锦勇在哪里？”

经过看护战友的指点，我向他的方向爬去，嘴里依然不停地在叫喊他的名字。

“我在这……”一声微弱的回答在黑暗中响起。

当我向他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了手来迎接我。

黑暗中我抓住了他的手，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手冰凉，而且无力，已经没有平时间男人握手的那种力量了。

我抓住了他的手，跪在了他的身边，心里难过的不知说什么好，又不敢随便碰他的身体，担心碰痛了他，只好轻声的问他：“你伤那儿呢？”

“右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