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天似乎不愿意退去。节令早过了，它还赖着不走，又冷又湿，老是刮风。人们一再说：“全怪他们在法国发射的那些该死的大炮——把全世界的气候都搞得不正常了。”

萨利纳斯河谷的庄稼迟迟不长，野花也开得晚了，有些人以为今年也许干脆不开了。

我们知道——或者至少相信——到了五朔节，主日学校纷纷在阿利萨尔举行野餐时，河岸的野杜鹃花就会怒放。它们成了五朔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年的五朔节很冷。一场刺骨的寒雨打消了野餐，杜鹃树上一朵花都没有开。两星期后仍旧开不出来。

迦尔先前把杜鹃花期订作野餐的日子时，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坏，但是一旦订了下来就不能违反了。

那辆福特车停在温德姆的车棚里，轮胎打足了气，蓄电池外附加了两个新的干电池，汽车发动时可以容易一些。迦尔还通知老李，到那天准备三明治，老李每隔一天买一次三明治面包，一直用不上，不高兴再买了。

“你去就得了，还等什么？”他说。

“我不能去，”迦尔说，“我说好等杜鹃花开。”

“你怎么知道开不开？”

“西拉奇兄弟住在那面，他们每天来学校。他们说再过一星期、十天的，花就开了。”

“天哪！”老李说。“别把你的野餐拖得太晚。”

亚当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手的麻木开始消失。他能看一些书报——每天增多一点。

“只有累的时候，我才眼花，”他说，“幸好没有配眼镜，否则眼睛都搞坏了。我知道我的眼睛没有毛病。”

老李点点头，很高兴。他到旧金山去买了他需要的书，并且写信订购了一批单行本。有关大脑解剖、脑血管损伤和血栓的症状及严重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他都有所了解。以前他像捕捉野兽、剥制标本那样研究过一个希伯来语的动词，现在他以同样不屈不挠、专心致志的劲头研究大脑，向人请教。墨菲大夫同老李搞得很熟，他从一个行家对待一个中国用人的不耐烦的态度逐渐转变为对一个学者的衷心敬佩。墨菲大夫甚至向老李借了一些有关诊断和治疗的新的文章单行本和报告。他对爱德华兹大夫说：“关于脑溢血的病理，那个中国人懂的比我多，我敢说不会比你少。”他的口气表明，世上居然有这种事，使他又喜又恼。外行的知识使专业医师不知不觉地感到恼怒。

老李向他汇报亚当病情好转时说：“我看现在仍在吸收阶段——”

“我有过一个病人，”墨菲大夫说着便举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病例。

“我一直担心他复发，”老李说。

“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墨菲大夫说，“我们不能像修补车轮内胎那样修补动脉。顺便问一句，你怎么能让他同意你量血压的呢？”

“我猜他的血压是多少，他猜我的，我们互相打赌。比赛马还有趣。”

“谁会赢呢？”

“嗯，我能赢，”老李说，“但是我不想赢。我一赢就没戏可唱了——血压图表也画不成了。”

“你怎么使他避免激动呢？”

“那是我的一大发明，”老李说，“我把它叫做谈话疗法。”

“那一来，你全部时间都得用在上面。”

“是这样的，”老李说。

二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国部队执行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件重大任务。布拉德将军指挥的第一师接到夺取坎蒂尼村的命令。那个村庄坐落在高地上，控制着阿弗河谷。防线上有战壕、重机枪和大炮。阵地有一英里多宽。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六点四十五分，经过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后，发起了进攻。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二十八步兵团（伊利上校指挥）、第十八步兵团的一个营（帕克指挥）、第一工兵营的一个连、师属炮兵（萨默罗尔指挥），还有法国坦克和火焰喷射器部队支援。

进攻完全成功。美国部队据守新战线，打退了德国兵的两次大规模反扑。

第一师接到了克里孟梭、福煦和贝当的祝贺。

三

五月底，西拉奇兄弟才报信说橙红色的杜鹃花开始怒放。那天是星期三，九点钟的上课钟打响时，他们告诉了迦尔。

迦尔赶到英语教室，诺里斯小姐刚在讲台上坐定，他就拿出手帕挥动一下，把鼻子擤得很响。接着，他到男盥洗室，等到隔墙的女盥洗室传来放水的声音。他从地下室的门出去，贴着红砖墙，绕过胡椒树，走到学校里没人看得见的地方，放慢了脚步，等阿布拉赶上来。

“什么时候开的？”她问道。

“今天早上。”

“咱们要不要等到明天去？”

他抬头看看喜气洋洋的发黄的太阳，今年第一次出了这样温暖的太阳。“你要等吗？”

“不，”她说。

“我也不要等。”

他们奔跑起来——在雷诺面包房买了面包，催促老李赶紧准备。

亚当听到厨房里人声嘈杂，进来看看。“干吗这么热闹？”他问道。

“我们去野餐，”迦尔说。

“今天不上课吗？”

阿布拉说：“当然上。不过也是假日。”

亚当朝她笑笑。“你的脸色红得像玫瑰，”他说。

阿布拉嚷着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到阿利萨尔去看杜鹃花。”

“好啊，我乐意去，”亚当说，接着他想起来，“不，我去不了。我说好要去制冰厂看看。我们打算敷设一些新的管道。”

“我们带些杜鹃花给你，”阿布拉说。

“太好了。好吧，希望你们玩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