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准是病啦。你从没有缺过课。”

“我不上学，”卡西平静地说。“我再也不上学啦。”

她母亲张大了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再也不去了，”卡西继续瞪着天花板说。

“嘿，看你爸爸知道了该怎么说！我们花了这许多精力和钱供你上学，再有两年你就可以领到证书了！’接着她走近卡西身边，柔声说：“你是不是想结婚？”

“不。”

“你藏的那本是什么书？”

“喏，我没藏。”

“噢！《爱丽丝漫游奇境》。你看那种书年纪太大了些。”

卡西说：“我可以变得很小很小，让你们看不到我。”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

“谁都找不到我。”

她母亲生气了：“别开玩笑啦。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空想小姐打算干什么呀？”

“我还不清楚，”卡西说。“我打算离开这儿。”

“好吧，你就这么躺着，空想小姐，等你爸爸回家来，他会有话同你谈的。”

卡西非常慢地扭过头，瞅着她母亲。她冷冷的眼睛毫无表情。艾姆斯太太突然觉得她女儿可怕。她悄悄地走出去，关上门。她到厨房里坐下，合抱两手搁在膝上，望着窗外那座经受风吹雨打、显得有点破败的车棚。

对她来说，她女儿已经成了陌生人。正如大多数母亲常有的情况那样，她觉得已经控制不住女儿了，她手里的驾驭卡西的缰绳正从她指缝中滑脱。她不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能力支配卡西，她一直被卡西利用，为卡西的目的服务。过了一会儿，艾姆斯太太戴上帽子，到制革厂去。她想在外面跟她丈夫谈谈。

下午，卡西没精打采地起了床，在镜子面前磨蹭了好半天。

那天晚上，艾姆斯先生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把女儿训了一顿。他谈到她的责任、义务、对父母的敬爱。快谈完时，他注意到卡西根本没听。这一下使他火了，他开始威胁。他谈到上帝赋予他对子女的权力，这一天赋亲权还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现在他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瞧，嘴上带点笑，眼睛一眨不眨。最后，他不得不掉转眼光，这使他更加生气。他吩咐她别胡闹，还含糊其辞地威胁说，不听他话就用鞭子抽她。

他软弱无力地结束说：“我要你答应我，明天早晨到学校去，别胡闹啦。”

她脸上毫无表情。小嘴抿得很紧。“好吧，”她说。

那天晚上，艾姆斯先生嘴里很自信、心里却不踏实地对他妻子说：“你瞧，就需要拿出一点厉害来。也许我们以前对她太宽容了。不过她一向是个好孩子。我想她大概忘了谁是一家之主。稍稍严厉一点对谁都没有害处。”他但愿自己像他说的话那么自信。

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她的麦秆编的旅行箧和几件最好的衣服也不见了。她的床铺得整整齐齐。房间看不出个人特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有一个小姑娘曾在这里长大。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没有一般人都爱保存的小时候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卡西从来不玩假娃娃。房间里没有卡西的痕迹。

艾姆斯先生有他聪明的地方。他戴上圆顶帽，赶到火车站。车站管理员记得很清楚，卡西是搭早班车走的。她买了一张去波士顿的车票。他帮艾姆斯先生拟了一封给波士顿警察局的电报。艾姆斯先生买了一张来回票，赶上九点五十分去波士顿的火车。在应付紧急事件方面，他是非常能干的。

那天晚上，艾姆斯太太坐在厨房里，关上了门。她脸色惨白，两手抓紧桌沿，免得发抖。先是鞭打声，然后是尖叫声，透过关上的门清晰地传到她耳里。

艾姆斯先生不善于鞭笞，因为他从没有干过。他用赶马车的鞭子抽卡西的腿，卡西安静地站着，冷冷地若无其事地瞪着他，使他沉不住气了。最初几鞭是试探性的，没有使劲，可是她不叫喊，他便往她身上和肩膀上抽去。鞭子抽到的地方就留一道血印。他气昏了头，有几次不是打空了，就是靠得太近，以致鞭子绕在她身上。

卡西很快就学到了窍门。她摸透了他的脾气，了解了他；她一学到窍门之后就尖叫、挣扎、哭喊、哀求，并且很高兴地感到落在身上的鞭子顿时轻多了。

艾姆斯先生被他自己造成的哭喊声和伤害吓着了。他住了手。卡西倒在床上抽泣。假如她爸爸注意看一下，就会发现她眼睛里没有泪水，脖子上的肌肉绷得很紧，她咬着牙，以致太阳穴下鼓起了两块肉。

他说：“你还敢做出那种事来吗？”

“不敢，嗬，不敢啦！饶了我吧，”卡西说。她在床上翻过身去，不让她父亲看到她脸上冷冷的表情。

“这下你该记得你是什么人。别忘了我是什么人。”

卡西的声音哽住了。她发出一声干号。“我不会忘，”她说。

艾姆斯太太在厨房里难过地扭着手。她丈夫把手轻轻按住她肩膀。

“我不愿意这么做，”他说，“但是非这么不可。我觉得这对她有好处。她像是完全变了。也许我们以前管教不严，把她宠坏了。我们以前也许错了。”他知道尽管他妻子坚决主张鞭笞，尽管她硬要他揍卡西，他做了却招得她憎恨。他不知该怎么办。

五

看来这顿鞭子正是卡西需要的。艾姆斯先生说：“仿佛她给打开了窍。”她一向温顺，现在除了温顺之外，还学会了体贴。在以后的几星期里，她帮妈妈干厨房里的活，抢着做事。她开始替妈妈织一条毛线毯，那是件大工程，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艾姆斯太太同邻居们谈起这件事：“她真会配颜色——锈红色和黄色。她已经织好四分之三了。”

卡西见到父亲就笑脸相迎。他回家来，她赶快接过帽子挂好，把他的椅子摆到灯光下合适的地方，便于他看书报。

她在学校里的变化也很明显。她向来是个好学生，但是现在她开始为将来做安排了。她找校长谈参加教师证书的考试问题，希望能提早一年。校长查阅了她的成绩记录，认为她有成功的希望，很可以尝试一下。他到制革厂去找艾姆斯先生，讨论这个问题。

“她从来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呀，”艾姆斯先生得意地说。

“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会喜出望外的。”

艾姆斯夫妇认为他们阴错阳差，遇上了不可思议的事物，把他们的问题全解决了。他们把原因归诸只有父母们才具备的不知不觉的智慧。“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变化，”艾姆斯先生说。

“她可一向是个好孩子，”他妻子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越长越漂亮？可以说是美人了。她的脸蛋多么红润。”

“凭她的容貌，她当不了多久教师就会结婚的，”艾姆斯先生说。

卡西确实容光照人。她在做准备工作时，嘴上一直挂着稚气的微笑。她有充裕的时间。她把地下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纸把罐缝全堵住，免得漏风。厨房门吱嘎作响，她在铰链上加了油；门锁开关费事，她也加了油；既然拿出了油壶，顺便在前门的铰链上也加了油。她经常把煤油灯加满油，把灯罩擦得干干净净。她发明一个擦洗灯罩的办法，在底层房间里放了一大罐煤油，把灯罩全部浸在煤油里，可以擦得特别亮。

“不是亲眼看到的话，你真不相信有这么巧妙的办法呢，”她父亲说。

不仅在家里这样，在外面也是如此。她不顾皮革难闻的气味，到制革厂去看她父亲。她十六岁刚出头，父亲自然把她当作小孩。她在经营管理方面提出的问题使她父亲吃惊。

“她比我认识的一般男人还精明，”他对工长说，“以后她或许能管理这个厂子呢。”

她不但对鞣皮制革感到兴趣，还想知道经营买卖方面的情况。她父亲向她解释了收支往来，票据工资等等。他教她怎么开保险箱，很高兴地看到她试了一次就记住了号码组合。

“我是这样想的，”他对妻子说，“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邪恶。没有冲劲的小孩我也不喜欢。我是这样想的，那次逃跑只因为精力没处发泄。只要你加以控制引导，她就往正路上走。”

卡西把她的衣服缝缝补补全拾掇整齐，把她的物品放得井井有条。

五月的一天，她放学回家，马上拿起编结针干活。她妈妈已经换了衣服，正要出去。“我得去祭坛协会，”她说，“讨论下星期义卖点心的事。我是协会主席。你爸爸说，不知你能不能去银行取出开工资的现款，送到制革厂去。我告诉他，我要管义卖的事，去不成啦。”

“我可以去，”卡西说。

“银行已经把钱装好袋子，一到就可以取，”艾姆斯太太说着就匆匆走了。

卡西迅速行动起来，但一点不慌乱。她系上一条旧围裙，以免弄脏衣服。她到底层房间拿了一个有盖的果酱罐，然后到外面那个存放工具的车棚。她在鸡棚里抓了一只小母鸡，提到车棚，在铁砧上剁掉头，把它抽搐的脖子凑在果酱罐上，接满了一罐血。然后她把那只还在抖动的母鸡拿到粪肥堆里，深深地埋了起来。回到厨房后，她脱下围裙，塞进炉膛，把火捅旺，烧掉围裙。她洗了手，检查一下鞋袜，擦掉右鞋尖上一块深色的血迹。她对着镜子瞧瞧：红喷喷的面颊，明亮的眼睛，向上翘的嘴角带着稚气的微笑。她出门时，把果酱罐藏在厨房楼梯下面。她妈妈离家不到十分钟，她就把这些事全办完了。

卡西轻快地，几乎跳跳蹦蹦地出了门，走到街上。树枝刚吐新芽，草地上几株早熟的蒲公英已经开了黄花。卡西快活地朝银行所在的镇中心走去。她精神饱满，年轻美貌，和她迎面相遇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她一眼。

六

房子是凌晨三时左右起火的。火苗一窜出来，呼喇喇地越烧越旺，摧枯拉朽，在人们发现之前，整幢房子已经坍在一片火海里了。等到义务消防队员们拉着水龙车赶来时，已经没有他们可干的事，只有往附近房子的屋顶上喷水，防止火势蔓延。

艾姆斯家的房子像礼花似的烧掉了。义务消防队员和看热闹的人瞧着一张张火光映红的脸庞，想寻找艾姆斯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那三口人并不在场。人们望着那堆庞大的余烬，想象着他们自己和儿女在火里的情景，心头怦怦猛跳，几乎堵住了嗓子眼。义务消防队员们开始往火场上使劲泼水，即使为时已晚，似乎这么做还能挽救这家人的某些肢体。镇上的人惊恐地传说，艾姆斯一家人全烧死了。

天亮时，镇上的人团团围住那堆还在冒烟的焦炭。前面的人用手挡住脸，避开炙烤。义务消防队员继续用水龙浇水，让这堆烧焦的废墟冷却。到了中午，验尸官总算能够铺上浸湿的长木板，踩在上面，用撬棍在一堆堆湿漉漉的焦炭里翻挖。找到的艾姆斯先生和艾姆斯太太的残骸足以证明只有两具尸体。近邻们指点卡西的房间原先所在的大致地点，尽管验尸官和帮忙的人用耙子在废墟里细细搜寻，也没有找到牙齿或骨头。

这时候，消防队长发现了厨房门的球形捏手和门锁。他瞅着烧黑的金属，困惑不解，但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困惑。他从验尸官手里要来耙子，使劲翻挖。他到原先是前门的地点，耙了一会儿，找到了前门的门锁，已经烧得变了形，有点熔化。这会儿，他身边围上了一小群人，他们问道：“你在找什么呀，乔治？”“你找到了什么，乔治？”

最后，验尸官走到他身边。“你在琢磨什么呀，乔治？”

“锁上没有钥匙，”队长不安地说。

“也许掉了下来。”

“怎么掉的呢？”

“也许烧化了。”

“锁可没有化。”

“也许威廉·艾姆斯把钥匙拔了出来。”

“从里面拔的吗？”他举起他找到的东西。两把锁的锁舌都伸在外面。

厂长的房子烧了，厂长显然一起烧在里面，制革厂的雇员们出于尊重，都没有去上班。他们守在烧毁的房子附近，凡是用得着他们的地方都乐意帮忙，觉得这样是合情合理的。

到了下午，工长乔尔·鲁宾逊才去制革厂。他发现保险箱给打开了，文件散落一地。一扇打碎的玻璃窗说明小偷是怎么进去的。

现在事情完全改观了。看来失火并不是意外事件。恐惧代替了激动和悲哀，随恐惧而来的是愤怒。人群开始分散。

他们不需要走多远。车棚里就有所谓“挣扎的迹象”——一个摔碎的木箱，打破的马车灯，积尘上的刮痕，地上的稻草。如果地上没有一摊血的话，旁观者不一定把这些当作是挣扎的迹象。

警官出面干涉了。这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他推推搡搡地把大伙都赶到车棚外面。“别把现场破坏了！”他朝他们嚷嚷。“你们统统站到门外去。”

他在棚里搜查，拣起什么东西，在角落里又发现了什么。他走到门口，手里拿着找到的东西——一条溅有血迹的扎头发的蓝缎带和一个镶有红宝石的十字架。“谁认得这些？”他问道。

在一个互相认识的小镇上，你不可能认为你的熟人会谋害谁。因此，如果种种迹象不足以指出一个特定的怀疑对象，那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某个外地来的流浪汉干的，外地才有这类事情。于是对流浪汉的营地进行了突击搜查，抓了几个无业游民，查对了旅店的住客登记簿。不认识的人自然而然地都受到怀疑。当时是五月份，流浪汉刚开始上路，因为天气转暖，随便在哪条河边毯子一铺就能过夜。吉卜赛人也在活动——不出五英里就有一个大篷车队。那些可怜的吉卜赛人真倒霉！

方圆几英里都经过踏勘，寻找有没有新翻掘过的地面；可疑的池塘都用拖网搜索，看看是否能捞到卡西的尸体。“她长得太标致了，”人们都这么说，认为这就构成把卡西劫走的理由。最后一个说话结巴、面目可憎的白痴给抓来讯问。他是上绞刑架的恰当人选，因为他既不能证明当时他不在犯罪现场，又记不得他一生中任何时候干过什么事。按照他低能的理解，这些问他话的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作为生性友好的人，他很乐意提供。当他们提出一个故意诱供的问题，他快快活活地走进了圈套，看到警官满意的神情，他自己也高兴非凡。他一心想讨好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他这个人也有一点了不起的长处。他供词的唯一毛病是头绪太多，什么都承认。此外，他需要经常提醒才能记住那些据认是他干过的事情。当一个严厉而震惊的陪审团决定对他起诉时，他真正感到高兴。他觉得自己毕竟不是等闲之辈。

法官中间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爱法律以及法律企图主持正义的意向，性质像是对女人的爱。这样一个人主持了开庭前的预审——他纯真善良，曾经勾销过生活中许多邪恶。未决犯没有他已经习惯的提示，说出的供词是荒唐可笑的。法官审问了他，发觉嫌疑犯虽然试图按照提示办事，但是根本记不清自己干了什么，杀了谁，怎么杀的，为什么要杀。法官厌烦地叹了一口气，吩咐他出去，然后弯弯手指，叫警官过来。

“听着，迈克，”他说，“你不该干出那样的事来。假如那个可怜虫稍稍机灵一点，你就害他上了绞刑台。”

“他承认是他干的。”警官的感情受到了刺伤，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凭良心做事。

“他会承认自己爬上天堂的金楼梯，用滚木球戏的木球割破圣彼得的喉管，”法官说，“你要多加小心，迈克。法律的目的是救人，不是把人毁掉。”

在这类地方上的悲剧中，时间像一把蘸湿的刷子那样在水彩颜料上涂抹。清晰的轮廓变模糊了，痛苦逐渐消失，色彩溶化在一起，许多界限分明的线条合成一片灰色。一个月之后，似乎没有必要把谁绞死以平民愤；两个月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可以指控哪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卡西被害，失火和失窃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后来，人们又认为，即使你判断卡西已经死亡，没有尸体也就不能证明有什么罪行。

卡西为人们留下了一丝甜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