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一年之中，一天之内，只有这个季节，这个时刻与众不同。对我则是，一生之中，一辈子之内，只有这个人，这个时刻与众不同。
我知道他会死。
死在他心爱的战场上，死在异国他乡的烽火硝烟中，死在，那些遥远而不可及的断壁残垣下。
他死的时候天空灰暗，云层低矮，沙漠特有的秃鹫盘旋等待，等着他一断气，就扑下来撕咬他的血肉。
他的死，就如他拍回来的照片，色调冷硬，充斥着悲怆与无力回天，让人只看一眼，就会被内里那种挣扎求生的痛苦生生撕裂灵魂。
他靠拍这样的图片一举成名，在国际上，特别是欧美获得无数名声，西方著名的大图片社竞相购置他从战场上发回来的图片，他是战地摄影师，被誉为“来自中国的卡帕”。
这个声名显赫的男人，曾经是我的未婚夫。
我说曾经，因为我已经失去他，从灵魂到肉体，无论以何种形式，从任何角度上看，我都已经失去他了。
失去了和死去了，有时候并非一回事。
我想起卡帕拍的一张照片。
那是1954年，一个夏日的下午，在越南，那里大片潮湿闷热的田地已经荒芜，野草一直长到腰际。天气很不好，厚厚的云层吸纳了炙热的阳光再反照到地面上，眼前的一切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太热了，汗水浸透厚厚的军服，又从头盔滴落，睫毛仿佛都粘到一块，瘴气和脚部真菌的滋生，足以要一个健壮士兵的命。
这绝对不是一个适合行军的时候，但前面和后面的士兵都端着枪，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沉默而警惕地前行，在他们脚下，这片死寂的土地里，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埋着大片能把一支先遣部队炸上天的地雷。
这是随军记者卡帕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看起来跟电影中的场景差不多：荷枪实弹的士兵，沉默荒凉的大地。看惯了史泰龙的动作片再来端详这张照片，你甚至会有种直接的反应，对照片中的士兵远较史泰龙逊色得多的肌肉颇为不满。
然后你才恍然大悟，那是一队真实的扫雷工兵，他们入伍前可能都是美国普通小镇上的年轻人，他们在别国的土地上，随时可能死去，就在这张照片拍下来的下一刻，也许上面走着的人就会倒下，死在离家千万里的地方。
士兵们的背影在这一瞬间成为一种永恒，摄影师却在按下快门不到十分钟后触雷身亡，据说人们发现卡帕的时候他已经被炸断了左腿，胸口位置炸出一个血窟窿，他一时还没死透，苟延残喘了两天后才闭上眼睛。
多年以前我在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这幅照片就被深深震撼，我不停地想，在卡帕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会想什么？
想他这一生目睹的无数次战斗吗？想他拍过的那个中弹倒地的士兵吗？想他无数次置身其中的杀戮和反杀戮？还是，会想到他度过的美好时光，那里头，有无美丽的英格丽·褒曼的身影？
时间回到我所在的时代，离卡帕死后五十几年，在另一个战场上，同样也是一个下午，同样也是一个战地摄影师，他正举起自己的徕卡相机，他有两台相机，佳能的用来记录，徕卡的则用来表达。当那个时刻到来之时，他正飞快地调光圈和对焦环，然后按下快门。
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年轻的摄影师当即倒地身亡。
他的最后一张照片已经严重失焦，但仍然可以看出拍的是一个少女，一个漂亮的中东少女，我看不出她属于哪个国家，什么族裔，我不知道。
我能看得出那个女孩原本是在笑，也是啊，对着他那张英俊的东方男性脸孔，女孩不可能不想让自己笑得更好看。
可惜女孩的微笑还来不及定格就变成惊愕、慌乱和悲恸，把她好看的脸完全扭曲了，她在那一瞬间应该目睹了摄影师的死。
我不知道该不该嫉妒她，我长久地凝视着她的脸，茫然而乏力，只为凝视而凝视，渐渐地，从我内心深处渗透出一种悲伤，我感到无比难过，我陪伴了这个男人十几年的时光，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在场，而我不在那里。
我不在那里。
事实上，“我不在”早已成为一种常态。在他死之前好几个月，也许有一两年，我早已远离他的世界，退出他的生活，只是我们俩都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相伴了太多年，你来我往，时间成了看不见的线，束缚着彼此，绑得久了便以为会一直前行，哪怕自欺欺人我们也会面不改色，绝不低头往脚上看一眼。
其实看一眼就知道，那层层环绕的线早已被磨得七零八落。
可我们不看，至少，我不看。
他死后，他的同仁，法新社的朋友将他的电脑、存储卡和摔烂的相机寄回国内。人们打开他的图片库就可以看到，在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基本上都在拍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子，各个角度，各种姿势。
人人都在瞒着我，可他们不知道，我早已清楚这回事。孟冬死之前一个礼拜亲自给我写了封电邮，他也许迟疑了很久，终究不得不动手写这封信，他在信里头对我坦白他不能跟我结婚了。因为他突然领悟到，原来一直以来，他对我的感情就是亲人不是爱人。他忽然开了窍似的，迅速把我跟他十几年的感情定位为兄妹情感，然后他才坦诚在战火中遇到了心目中的女神，就如一部旧电影《战地情人》所展现的那样，男主人公从见女主人公第一眼，就跟失了魂似的爱上她。
爱啊，真是一种美好的情感。
难为他还能想得到用兄妹情感来搪塞我，可惜他忘了，他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爱我。
十几年，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再一起出国回国，我明明记得我们一块计划过未来，他答应过我再干两年战地记者就回国开摄影工作室，我把当医生以来的每一笔收入存着，想凑个首付供个房子结婚用。
我舍不得买名牌衣服，舍不得下馆子，连医院里刚分来的实习医生都知道心二外的张旭冉医生是个出了名的省钱狂。
我明明记得我说过要给我们俩安一个窝，我说了我们不靠家里自力更生。我明明记得，那个时候孟冬也同意了的，他说好。
一转眼，这些全成了只有我一个人记得的往事，另一个当事人已死，往事几乎成了死无对证，无从考据的谎言。
我觉得痛彻心扉。
我连质问他的余地都没有，死者为大，他已经不在了，临死前一刻，他想着的也不过是怎么把点亮他生命的女人拍下来。
他忘了我。
他忘了，多少年前，我们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他第一次拿起相机拍的是我。后来成长的岁月里，无数个瞬间他拍下的人是我。
没有人知道我在得知他死讯的时候失去了什么。
我失去的不仅是我的未婚夫，我盼望已久的婚礼，更是我长久以来，一直为之努力的生活。
我再次仔细地看照片中的少女。
她那一头栗色长发别在脑后，凌乱的发丝显出特殊的柔美风情，她有西方人深邃的五官，方形的脸颊在下巴处却意外收拢，形成俊俏倔强的下颌，她漂亮的瞳仁直视镜头，只是不知道眼睛是什么颜色。
我摩挲着照片，看着上面的女人，止不住地想，她多大了，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她性格如何，受过什么教育，她具备了什么我没有的特质。
她很美，无可否认比我美，她年轻，她具备异国情调的浪漫元素，她还跟他相遇在战场上，鲜血加爱情，这大概是很多男人所不能抵挡的东西。
而我有的只是平凡的，琐碎的，不起眼的，日常和平的生活环境中那点鸡零狗碎的细节而已。
我怎么比得过动荡危机中的生死相许？
我不是没有愤懑，我不是不恼火，但是孟冬死了，我所有的愤怒就必须压抑住，越积越厚，变成浓稠得冲不开的、一团一团的哀伤。
“这女的左右脸不对称。”旁边一人说。
我转过脸，傅一睿就在我身后，用宣告绝症般的口吻冷冰冰地说：“这边，左脸比右脸大了点，所以她照相一定会侧过左脸十五至二十度左右，这样就看不出缺陷。”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问：“你怎么知道？”
傅一睿用无奈的眼神瞥了我一下，伸出手指迅速在照片上比画：“还有她的嘴，注意到没有，这个人左脸神经发达，她笑起来一定先翘左边嘴角，因此这边的笑纹也比另一边深。”他停了停，侧头打量了一下，下结论说，“我会建议她磨腮，增厚嘴唇。”
我不无赞同地点头：“不愧是专业整容医师啊，这样果然好看很多。”
“人类关于五官的审美有基本规则，”傅一睿面无表情地说，“我只是遵从。”
我忽然来了兴致，把照片放下，兴致勃勃地问：“那我呢，如果我是你的病人，你打算怎么改造我这张脸。”
他微微昂起下巴看了我一会儿，随后遗憾地说：“缺点太多，无从下手。”
“傅一睿，你客气点不会啊？”
他一本正经地摇头：“不撒谎是医生的天职。”
我瞪了他半天，可这人心理素质超好，维持长时间的面无表情完全不在话下，大眼瞪小眼超过五分钟，我败下阵来，笑了，忽然我意识到什么，皱眉问他：“傅一睿，你不会在拐弯抹角安慰我吧？”
傅一睿偏头，以思索人类生存大事那般的神情思考了一番，随即慷慨地点了点他那颗尊贵的头颅，说：“要这么讲也行。”
“傅一睿，我应付其他人的关心已经很累了，咱们这么熟的朋友就甭来这套虚的。”
“但你看起来好像，”傅一睿顿了顿，谨慎地说，“很难过。”
我坐了下来，认真对他说：“我没法不难过，孟冬死了。这件事对我，是很难熬的，其难过程度可能要超出你们所有人的预设，但是……”我停了下来，两只手交叠放在桌面上说，“但是，就是因为太难过了我才不愿意表演，不管是表演痛失所爱的未亡人还是惨遭背叛的痴情人，我都没有兴趣，孟冬终究是走了，我终究是，彻头彻尾地失去了他。”
我心里浮上来强烈的痛楚，令我不得不中途歇息，傅一睿一言不发抽走我手中的咖啡杯，换上一杯白开水。
我道了谢，喝了一口，这也是个下午，秋季妩媚慵懒的阳光穿透阳台的玻璃门，然后拖长脚步旖旎回旋着不愿离去。但光线已经分外柔和，我记得孟冬说过，这样的光线最适合拍照。
一年之中，一天之内，只有这个季节，这个时刻与众不同。
可说这句话的人终究不见了。
我眼眶干涩，喉咙发苦，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对傅一睿说：“你知道整件事最荒谬的地方在哪儿吗？”
傅一睿沉默着坐在我对面，认真地听着。
“最荒谬的地方在于，没人真正关心我失去孟冬意味着什么，人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善良假设我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一个未婚夫，一段爱情，或者一个本来可以建立的家庭。于是就这段时间，每个知道我们俩那点事的人都试图来安慰我，甚至连网上素不相识的人也给我发邮件，写悲悲戚戚的悼念文章。知道内情的人看我的眼神又怜悯又痛心，孟冬的亲戚好友暗地里分成两派，一派要将孟冬移情别恋的事告诉我，一派坚持不说，因为怕我受打击太大，最终他们达成一致，不知道怎么办，于是给我送来这张照片。”
“葬礼那天，我出了那件事没去成，他爸妈知道了找上门，孟阿姨见了我第一件事就是抱着我号啕大哭，说冉冉对不起，对不起，你说我能怎么办？我不得不陪她哭，那感觉真是糟透了。”
傅一睿专注地凝视着我。
我忽然泄气了，不耐烦地挥手说：“反正我这几天受够了，你要想说些节哀顺变之类的废话就走吧。节哀顺变？我现在，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傅一睿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淡淡地说：“别担心，我从根本上怀疑安慰人会有用，我只是今天放假，来这消磨下午。”他微微笑了一下，举了举杯子，“咖啡很好喝，你虽然在相貌上有许多不可逆转的缺陷，可组合起来还算赏心悦目，我能忍受。”
我愣住：“你还真是受累了啊。”
“还成，我很知足。”
“让您憋屈这得多大罪过，您还是别看我了，抬起尊腿进厨房去吧，”我虚虚踹了他一脚，吩咐说，“我饿了，抽屉里有面，冰箱里有肉，给我做饭去。”
傅一睿嘴角上勾，站了起来，临走又缩回脚，迟疑着说：“那个，就脸型而言，东方人比西方人要精致柔和得多。”
“嗯？”
“所以就算你再丑，也比外国人强，明白了吗？”
我笑了。
他不笑，但眼神浮上暖意，看了我一会儿，还是迟疑着伸手，象征性地碰碰我的头顶。
傅一睿学长有洁癖，能这么伸出手摸我的头顶，已是给了我极大的面子。
我和傅一睿除了曾经做过短时间的同事外，还做过长时间的同学。当初在美国他就是我所在医学院的前辈，那个著名的医学院考进来的中国人很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就更少了。我们俩一块在成堆的很有优越感的西方未来医学精英中厮杀拼打，也算难兄难弟。
我去美国的时候他已经是颇有影响力的华人学生，我还没毕业就听说他到著名的私人医院当挂职医生。后来我回国不到一年他也回来了，进了我所在的大医院，一上来职称就比我高，成为领导整形外科最年轻的主任医师，从此给整个医院的创收重点单位带来根本性转变。
除去面部表情过于严肃外，此人也不失为一位俊朗男士，据闻本市富婆圈流传傅医生“黄金手”的传说，意思是说他做微整形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只可惜他长年不苟言笑，即便本人未必想拒人千里之外，周围的人也不敢随意造次。毕竟跟一个压迫性极强的人待在一块，时时会下意识检查一下自身是不是哪做得不够或不好，这种感觉没人喜欢。
不过我们之间倒保持了一种堪称奇迹的深厚友谊。从医学院到现在，这种友谊的初始固然是我们聊得来，但也有孤独的驱使。当初求学时，医学院内虽不至于对我们虎视眈眈，但美国社会中很多地方都存在微妙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医学界那么竞争激烈的地方，我们两个中国人结成互助组，总好过找外国人。
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但具体能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人生变数这么大，我现在又离开了医院，连医生都不做了，还跟这位旧同事旧同学交集多久？
知交半零落，人生莫不如是。
所以能使唤傅一睿医生的时候赶紧使唤，省得往后没这个机会。
我靠在沙发上喝刚刚他给我倒的水，微微闭上眼，厨房里很快传来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就能闻见食物的芬芳。
我其实并不饿，只是有点矫情，在这么一个下午，我看着孟冬所爱的女人的照片看到肝肠寸断，我需要一碗出自朋友之手的热汤面来抚慰自己。
傅一睿的手艺还不错，我领教过多次，反正是比我强，唯一的缺点是每次做菜宛如做医学实验，明明只是煮碗面，厨房台面上却要摆上十七八个装着各种调味品配料的碗碗碟碟来助阵。
就在此时传来门铃声，我迟疑了一下，想起我这段时间闲着没事在网上买了许多用不着的小零碎，这时候大概也是送货来的快递吧。我站起来，懒洋洋地走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