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中写道：
这部辞典中记录的事件发生在公元8世纪或9世纪（或者说曾发生了数起类似的事件），主要围绕曾经参与“哈扎尔大论辩”的哲人展开叙述。哈扎尔曾是一个自治的强大部落，这支善战的游牧民族何时被沉默的狂热驱使、从东方迁徙至此地已经不可考。7世纪到10世纪间，他们定居在里海、黑海之间……本书主要叙述哈扎尔人和哈扎尔的城邦消失之前的大事件——一场关于他们的信仰渊源的大讨论。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解开哈扎尔信仰之谜，实际上，即使是当时已经发展为显教的三大教派——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对问题的答案争执不下，三大教派流传至今，而哈扎尔王国在大辩论之后不久就覆灭了。
在古帕地区的高加索山上，有一座名为卡纳尔伊的村庄。住在那儿的两千居民操着陌生的语言。他们完全自给自足，守护着既有的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但我推测，他们正是传说中的哈扎尔人。
招待我的阿利耶夫总统和他的夫人梅赫里班，试图用这条毯子曲折地传达他们的心意。编织的纹样、颜色和装饰——他们没有选择有声的言语，而是使用上述早已失传的语言，诉说着那支消失民族的秘密。它们留下待解之谜，留下传奇。
帕维奇和我都不知道里海在阿塞拜疆语里被叫作哈扎尔海，我们不知道任何与哈扎尔有关的地名，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一位著名的阿塞拜疆籍作家名字就叫作米尔扎·哈扎尔！这位作家还爱抽烟斗！
如今，这条毯子挂在帕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的书房里。就在他的书桌边。我想，这是我给丈夫、我永远的爱人带回的哈扎尔人的礼物。起先我只想带回些鹅卵石，可最后，我却带回在高加索地区多雾的山地间自我放逐乃至绝迹的神秘部族编织的珍贵毛毯。
无论如何，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将重返巴库附近的哈扎尔地区，沿着里海海岸旅行。阿塞拜疆，将是我永远的文学故乡。
*
帕维奇一去世，我便与所有人断了联系，甚至包括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仅仅二十四小时，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像是从激流变成了一潭死寂。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独坐在公寓里，电话铃不再响起，信箱里不再有新的邮件，那些带着悲伤和孤寂的慰问都消失了。我在鱼缸里养了两只金鱼，而鱼这种水栖动物的天性便是沉默。
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我曾向人求救，却鲜有人真正施以援手。
曾经簇拥着我的人群骤然消散，人们或是出于悲伤，或是出于私心，但更多的，是因为曾经对我的妒忌。
与此同时，我却不得不更多地与外界沟通——虽然是无声的——因为是通过电子邮件，帕维奇的出版商们从世界各地联系到我，他的读者们也不时用世界各地的语言给我写信。
只有在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在我的祖国，我才会感到孤独。同样的，只在自己的祖国，帕维奇才会被遗忘。这话没有丝毫夸张的成分。面对残酷的事实，我已经足够克制。塞尔维亚如此决绝地与才华、成就、杰出、勤勉、诚实、耿直和精英划清界限。
三年时间里，在我的努力下，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40种帕维奇的著作出版。他生前的作品还在被人阅读，被翻译成汉语、俄语、土耳其语、印尼语、斯洛文尼亚语、英语、格鲁吉亚语、蒙古语、韩语……他的剧本在罗马尼亚、波兰，在莫斯科，在普利耶多尔被搬上舞台。
此外，我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修订了塞尔维亚语版的《哈扎尔辞典》，这也是它最早的版本。这部死后重版的作品让我操劳到咳血。至今它已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成36种语言，重印了95次。数字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在塞尔维亚之外的地方，事情是简单、直截了当、轻而易举的。我四处游历，曾为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做关于帕维奇的主题演讲。我得以和人们交流。
只有离开塞尔维亚，我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这是件多么糟糕、恐怖、难以想象的事啊。我是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妻子。但我却只能在他的祖国之外，在塞尔维亚之外，得到援助，保护塞尔维亚自己的文化！
当我写下这些字句时，情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这些着实归功于我西西弗式的勤勉，我独自承担了本应该所有人参与其中的事。我写作，为21世纪的塞尔维亚人作证，唯恐我们忘记自己的来路。这件事不仅事关一位作家，不仅事关他的作品、他的遗孀，它甚至成为塞尔维亚的某种隐喻。这个国家正在逐渐走向灭亡，但毁灭不过是积重难返，咎由自取！这个国家至今毫无悔改之心！
*
那是一个雾霭沉沉的夜，我置身彻底的黑暗中，精神濒临崩溃。也是在那晚，我找到了自我，是哈扎尔人带给了我光明，并帮我熬过了之后近两年的时光！阿塞拜疆的外交大使埃尔德尔·哈桑诺夫先生来到了我的家，告诉我在塔斯玛吉丹即将建一座帕维奇的纪念碑。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堪比闪电。要知道我的身心早就被那些口是心非的疯子摧毁了。我奔走于塞尔维亚的机构、协会、文职人员的办公室，只在极少数情况下获得知识精英们的接见，我被羞辱、拒绝，被晾在走廊上苦等，被厌恶、孤立、驱赶、戏弄、欺骗、虐待……甚至被咒骂。
实际上，不止我一人有上述遭遇，甚至梅赫里班·阿利耶娃女士也受到怠慢。他们是在利用我报复米洛拉德·帕维奇。
在这样的国度，在这样的时代，只要你活得成功，不论在有生之年还是死后，都不会被原谅。
然而，阿塞拜疆大使却递给我请柬，邀请我参加各种招待会和宴会；每逢米洛拉德的生辰和祭日，他们都会在他的墓碑和纪念碑前摆上花圈，给我送来一整篮一整篮高档礼物；我还收到一本特别的阿塞拜疆语版《哈扎尔辞典》，上面还印有那处公园纪念碑的照片，还有纪念碑的金属模型。我就像哈扎尔公主般被宠溺着，最后，还作为政府的客人来到巴库旅行，得到了一张哈扎尔的毛毯。
哈扎尔人拯救了我的心，恢复了我的丈夫去世之后在他自己的国家、他的故乡所丢失的尊严。难道帕维奇和我注定要承受这一切？谁知道呢！唯一确定的是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就得面对这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
我清楚地知道荣耀的背后是什么……
失落的旗帜
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对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着迷。我喜欢欧洲音乐电视开场曲中闪现的星星，它们让我想起那些印在用来包橘子的脆薄包装纸上的图案！（年轻的读者大概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我无意去阐明。这只是我私人经验中的一部分。）言归正传。当我还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妹妹和我会在欧洲电视歌唱大赛之前准备好几页列有国名、曲名和空白栏的纸，方便我们自己投票。长大后，我结过两次婚，试着让两任丈夫和我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但他们并不欣赏在自家客厅里投票的主意，也不理解我近乎庆祝节日般的热情。（显然，你们只会成为狂热的运动迷！）短信投票的方式已被引入，而当那轻柔的音乐一响起，我那种女孩式的参与庆典的激情就再次被点燃。
在此之前，我从未在现场欣赏过音乐比赛，甚至在我的祖国塞尔维亚都没有过。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在欧亚之间，在阿塞拜疆，在巴库，成为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现场观众！主办国的特邀嘉宾！人生如戏。
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2012年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三张票，其中有两张是半决赛的入场券，一张是决赛的入场券。和收到阿塞拜疆第一夫人赠予的附带证书的毯子一样，它们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情绪上的抚慰……
有人将欧洲电视音乐大赛视作一场时尚风潮——他们无疑大错特错！它的意义远高于此！我活到现在，游历过四方，还从未见过其他地方掀起如此风潮。比赛就在海边的水晶宫的音乐厅举行。音乐厅刚刚建成。到了夜晚，奢华的灯光亮起时，射出的光线仿佛可以照射到了最近的那颗星球。
音乐厅中的音响效果宛如水晶般剔透，可以同时取悦超过两千位观众。用普通的手机随意录下现场的歌曲，都足以媲美任何专业音乐设备的音效。我的座位很高，就在大厅主席台正下方，足以将整个大厅的宏伟景象尽收眼底。目光所及……是极度辉煌的声与光。舞台上冰火对决。安保措施严密整饬。约800人的团队在进场处奔走协作，保障着观众的安全。观众们先后要通过三次安检，从停车场到音乐厅一路有多个检查点，现场秩序井然。根据我收到的入场券可以推测，当晚的决赛入场券约为1000欧元。令人意外的是，入场券上印有我的名字，因此，我还必须出示护照。我学到了不少关于恐怖袭击的知识，对相关安保措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因为电视节目在整个欧洲播放，三场原本应该在黄昏举行的比赛被调到凌晨。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然破晓。
因为坐在音乐厅里，我错过了烟火，不禁有些遗憾。但夜晚的巴库本身就焕发着迷人的光彩，璀璨的高塔，宛如现代灯塔般在云端放射着激光的摩天大楼，数不尽的发光的音乐喷泉，极具当地特色的饰灯，置身其中，你便能欣赏永不落幕的烟火。
我的房间位于酒店的十六楼，透过占据整面墙壁的玻璃窗，可以俯瞰音乐厅、大海和光芒如焰的高塔。连续八夜的灯火盛典，足以让我铭记一生。
欧洲电视歌唱大赛曾经是一场包罗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节日；如今参赛选手越来越多，并且随着欧盟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选手也变得多样化，但节日的氛围却不断变化，变得更像一笔巨大的生意。歌唱比赛变成了类似好莱坞、宝莱坞乃至工厂般的由英国人操控的巨型商业实体。不可否认，主办国仍是曾经的主办国，歌手也毫无争议地代表着不同的国家，但节目的标准、基本架构、组织形式乃至每一处细节都由英国人把关。歌唱比赛变成了规模巨大的英国公司。节日盛典已然变味。
过去三十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道德的标准，比如智慧的价值。内部早已变化，却维持着表面的和平镇静，但我们这些普通人只相信我们所能看见的。因此我们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毫无疑问，它们是真实的。但背地里、在我们视线之外发生的事，却更加复杂、有力，也更为关键。
我坐在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现场，犹如置身云端，整个音乐厅都向我敞开着，舞台、走道、观众、导演、参赛者集中候场区……但我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我关注着发光的巨型屏幕，而非现场的舞台。某种程度上，此情此景是对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普通人的生命的隐喻，我们过着芜杂而多变的人生。我可以看见导演区的闪烁的摄像机、无数的屏幕，看见摄影师在选手之间穿梭（这场面你没法在电视里看到），他们循着精确的路线奔到歌手面前，接着又迅速折回，以免影响到现场直播。我发觉就在我身边正站着一位保镖（我就座的区域，每六个人就会配有一位保镖）。我拍下了许多令人注目的场景，我挥舞着旗帜（遗憾的是，我手里只有一面免费派发的阿塞拜疆国旗，所以无法亲自为塞尔维亚摇旗助威）。与此同时，我还紧盯着靠近座位的那排闪光的摄像机，回过头看，任何一位电视观众所看到的现场都比我看到的要清晰得多。
可现场的氛围没的说，充满力量，令人澎湃，魅力无穷，仿佛能一点点看透生命本身，虽然留下的仅仅是一点碎片，一段回味，一种印象。
停车场与大厅的距离十分远。我们不仅要带上一双舒服合脚的平底鞋（？！），甚至还带上一两只三明治以备不时之需，每一届的决赛之夜都超过（或者说至少，这取决于你怎么看）五小时。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既像是节日盛典，又类似于运动竞技比赛。身着晚礼服或燕尾服，带着闪光的珍珠和金饰，脚蹬高跟鞋的观众们排着不见首尾的长队依次通过安全检查口。和所有折磨人的公共活动一样，所有观众随身携带的包都要搜查，连水都要接受检查。此外，vip贵宾在铺着红毯、装点着花篮的音乐厅门口还必须接受金属探测器和携带警犬的安保的检查。终于等到决赛时刻了，可我不仅要出示印有我名字的专门入场券，还不得不出示护照。
飙升的肾上腺素和节日的狂欢，让我感觉自己兴奋到极点，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破坏我的好心情，只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音乐厅位于伸向里海-哈扎尔海的海岬上，海岬上伫立着一根飘展着阿塞拜疆国旗的旗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旗杆。当然，不仅仅是旗杆本身，旗杆上的国旗也是最大的。高加索-里海地区吹来的风终日在巴库呼啸着，只要你经过这儿，就会听到那面国旗发出雷鸣般的巨大声响。没能在节日现场举起一面小小的塞尔维亚国旗让我懊悔不已；我有些自卑，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民族身份，爱国心让我如鲠在喉。我曾试着找一面塞尔维亚国旗，甚至在正式拜访驻巴库外交使馆时，向大使求助，却得不到回应。要知道我们属于一个民族，没有必要打着爱国的幌子谋取私利，也不会在任何场合滥用国旗。好在我国的选手获得了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第三名！对于一个小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未能摇动三色旗为泽里科·约克西莫维奇、为我们、也是为自己助威，却让我心伤不已。我曾态度温和地向塞尔维亚大使馆的外事处请求，我需要的不过是那种全国的报刊连锁店都在售卖的廉价国旗和国徽。事实上，我们这样的平民往往无缘国际性的政治场合，甚至是体育竞技比赛场合。想想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我们是最普通的爱国者。但实际上，我们却像是国家饲养的宠物。我们甘愿被差遣，尽管如此，我们仍旧爱着自己的国家。我们的爱，不多也不少，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面国旗。
后来，我终于在街角的报刊亭买到一面小小的、价值五十元的塞尔维亚国旗，我把它插在花瓶里。那是一只细细的、只能插一朵花的花瓶。我试图用它抚慰我在狂欢庆典后的落寞，填补我在阿塞拜疆欧洲电视歌唱大赛上未能展示祖国标志的失落——它是祖国的象征，也是欧洲的象征。
死亡，或者重生
阿塞拜疆是火之国。它的国徽形似火焰，一团喷涌而出的火红、深紫、橙色火焰。
距离巴库不远的海岸边上，有一处火祠，名为“阿塔山”。想要介绍这一片古老的焦土并非易事。它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代历史中的庙宇，那里没有宏伟的纪念碑建筑或美轮美奂的立柱，也没有留下任何见证人类对火元素的敬畏与崇拜的实物。什么都没有！它不过是在平坦的焦土上用平整的暗黑色岩石垒成的庭院，庭院中心有一座矮塔，自燃的火焰从塔中源源不断地喷出。这团火已经燃烧了数个世纪。火祠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这一古老宗教崇拜火，在印度、波斯等地盛行；它竟然流传到此地，从地理学角度看，着实奇异。
我走进阿塔山。它看起来就像古代商队的歇脚处，院墙隔出了许多内庭。这些内庭既是祈祷室，也是供朝圣者、火之信徒遮雨蔽日的庇护所。
火祠沉默地证明着远古时期对地底热力的崇拜，折射了人类与地球、与自然、与令人惊异又难以预测的天地之力和谐共处的历史。
不得不承认，直到我走进火祠，我才意识到阿塞拜疆人为何会迷恋喷泉，为何在每一处街道上都修建着喷泉，为何这里随处可见伴着光与音乐的水之舞。答案就在这里：在里海-哈扎尔海之滨，在海洋深处，只要你叩一叩地球，便会喷出油料、天然气，还有伴随着灼热的气流涌出的混杂着火山灰和熔岩的涓涓水流。在阿塞拜疆，除了从里海-高加索地区吹来的永不止歇的风以及海滨的村庄，其他的事物无一不是滚烫的。
我们的巴士司机是一位安静的男人，他话很少，总是低着头看地面，直到踏进火祠，他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请诸位参观火祠吧，我要回家一趟，离这儿不远，就在附近的村子，我给你们摘些自家院子里的黄瓜吧。”
他的直率让我们很意外，当然更让我惊讶的是他给我们带来的礼物。黄瓜，竟然是黄瓜！
他很快就回来了，满是自豪地扛着一捆小小的温热的黄瓜。这些黄瓜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异常多汁，美味极了。
“我对自家院子里的黄瓜，可是很有信心！你们不知道要让它们在阿塞拜疆、在海边活下来有多难，而我却拥有一整座菜园。这里遍地都可以挖到油和气，可我们也需要黄瓜啊！”
老天，我从哈扎尔的土地上带回的一切都不及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深刻。世界是相对的，财富同样也是相对的，无法用数额的大小来衡量的，人类对它的认知可谓千差万别。
我在阿塞拜疆仿佛化身为真正的哈扎尔公主，收到了许多珍贵的馈赠，有丝绸、天鹅绒、金银财宝、织物、茶叶，但黄瓜却是绝无仅有、意义非凡的，是礼物中的礼物。透过它，我看见哈扎尔这片土地的本质。
一进火祠，我的漆皮凉鞋上的带子便开始噼啪作响。可真有我的！没有谁会穿着简易的凉鞋走石头路，何况地下还充满易燃气体，地球的内部正在呼吸！这声音似乎暗示着前路将充满这样或那样的惊喜。我这个年纪，已经历经沧桑，对于人世乃至彼岸世界都有所体悟。
参观了12世纪的火祠之后，我们来到一处兼具建筑学价值和人种学价值的现代重建的遗址——“加拉”。和之前的遗址截然不同，“加拉”被整饬得焕然一新，它的外观融合了古典与现代风格。这座伫立在考古学公园里的中世纪堡垒已经彻底翻新，就连最底下的石子都已经换过。它整个儿都是崭新的。
不要忘了，我之所以启程开始这趟阿塞拜疆之旅，是为了从被视作哈扎尔人的人那里带回些石头，埋在帕维奇身边，埋在我的丈夫身边，埋在位于塔斯玛吉丹公园的纪念碑边上。于是，我来到这个如同鸡尾酒般混合了各种文明的国度，我在戈布斯坦、在火祠收集到了石子，在沙滩上捡到了小贝壳。然而，在加拉，一切都被修饰得近乎完美，我甚至都看不到一只鹅卵石。
我趁机询问带我们穿越巨大遗址的馆员，这里是否发掘过任何可以证明公元9世纪哈扎尔部落出没于如今的阿塞拜疆的证据。
但她并不理会！她不断重复哈扎尔这个民族并不存在，哈扎尔不过是一片海。但我坚信历史上存在哈扎尔民族，并罗列了一系列证据，却还是没法说服她……那女孩十分固执：这里没有哈扎尔人，只有海！我回味着这句话，觉得她不无道理，帕维奇选择这个消失在历史和时间的深渊中的民族作为主题并非偶然。所有民族都能在这个主题中获得关于身份的隐喻。曾经桑田，如今沧海——哈扎尔海——仅此足矣。就像亚特兰蒂斯岛沉没后，只剩下名为亚特兰蒂的大海。世事变迁后，唯余空寂。正是因为没有留下有形的遗迹，哈扎尔人的故事才变得格外神秘——没有建筑，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没有墓穴，没有陶制品。了无痕迹！只有这面富藏着石油的水域还被当地人称作哈扎尔，只有阿塞拜疆境内的几处村落名为哈扎尔，只有某个姓氏叫作哈扎尔。
哈扎尔地区的哈扎尔人也质疑我，令我大为受挫。我和一位现代风格的可汗雕塑合影，想象他就是《哈扎尔辞典》中的可汗，而我正是哈扎尔海滨的阿捷赫公主。为什么不呢！？
那天早上，我们四个人是这片综合景区仅有的游客，五月的烈日炙烤着万物，我们的导游金娜（也就是安吉丽娜）头痛欲裂。我们只好躲进新翻修的中世纪堡垒附近某家超现代风格的餐厅里。餐厅的外立面由钢筋、大理石和巨幅玻璃构成，与近旁堡垒的浅灰色石材堪称绝配。我们坐在皮沙发上打着瞌睡，毒烈的阳光影响了我们的心情，我们只觉得累和困，甚至还有一丝忧郁和沮丧。空调发出单调的嗡嗡声，远处几位侍者正在低声交谈着。我们不发语言，每个人都深陷在自己的情绪里。
突然，有东西重重地撞上了玻璃墙。撞击声十分有力。我们跳了起来，侍者们一路小跑。一只带血的鸽子躺在了餐厅外炽热的大理石地上。它背部着地，仰躺着。已经死了吗？！这情景既诡异又恐怖。鸽子似乎将巨大的玻璃幕墙当作了空气，误以为这里没有阻碍，全速冲了过来，便撞上了。现在它已经死了，就躺在我们面前，近在咫尺，却因为一墙之隔，内外之别，又仿佛远在天边。它被玻璃墙反射出的那片无际的天空欺骗了，这幻象给了它致命的惩罚。
孤单的鸽子要飞往哪里？为什么它没有意识到那里不是天空，而是墙？为什么它一定要我们亲眼见证它的惨死？为什么我会在这次愉快的旅行中见证死亡？为什么哈扎尔会有这样的惨剧？
侍者们端着一杯水，冲了过去，推开门，去救那只鸽子。
就在这时，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翻了个身，站了起来。
它还活着！
我们都满心欢喜地松了一口气。我们见证了一次死而复生。多么神奇！多么幸运！我们亲眼见证了一场意外的死而复生。
鸽子转了转它的小脑袋，透过玻璃打量我们。它似乎在摆造型，于是我为重生之后的它拍下了一张照片。不久，它在大理石平台上蹦了蹦，扑腾了两下翅膀，便向着天空，向着那片自由、开阔、无限、近于永恒的地方飞去了。
可它刚刚飞了几米，就跌回地面。仍旧是背先着地。和刚才一样。不过它小小的爪子握得紧紧的。
侍者们冲了出去，给它的身体洒水，将它挡在阴影里，却无济于事。鸽子一动不动。它死了。就隔了几分钟，它又死了一次。
我们几乎是逃出餐馆的。无形的死神之手就在身边制造暴行，我们感到恐惧。
我连续见证了两次死亡和一场重生。
多么可怖的经历！
即使强者，也难逃一死。
*
2011年6月，贝尔格莱德塔斯玛吉丹公园的帕维奇纪念碑揭幕仪式遭遇了一场强暴风雨。当天，雨水如注，路上水流成河，树木被风撕扯着。塞尔维亚和阿塞拜疆的两位总统几乎无法完成为纪念碑揭幕的仪式。风不断吹起遮盖物，露出纪念碑本身。
两国使者充满仪式感地走到帕维奇的纪念碑旁边。塞尔维亚总统鲍里斯·塔迪克吩咐我，由我将他们引至纪念碑边，并宣读官方协议。随后，一群鸽子被放了出来。但有一只鸽子怎么也不愿飞走。它始终缩在帕维奇的纪念碑、帕维奇的第二副身体附近的花圃中。塔迪克把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仿佛他的双手就是它的巢穴、食盆，他把鸽子递给了我，让我爱抚这只鸽子。莫非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那一刻，我被击中了，竭力平静地说：
“是他，是帕维奇的魂魄，对吗？”
塔迪克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但是在他的眼睛里有一片深渊般的空寂，透过它，你仿佛看见星辰与宇宙的尽头。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失神的一瞥。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矫情。总统和哈扎尔公主，白鸽和暴风雨。
但这就是事实……
*
总统团队、大臣、安保、记者、摄影师按部就班地退场。
一位记者却留到了最后。很意外地，她向我提问：
“那只鸽子是被做了什么手脚吗？”
我回答：
“大概是接到了政府最高级别的指示，我无权再透露更多了！”
哈扎尔海滨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场地跨欧亚的身心之旅也将以筵席作为结束。
我就坐在哈扎尔海的海岸边，享受着海鲜午宴。他们帮我们披上了柔软的毛毯，猛烈的风带来了油和贝壳的气息，侍者们端上了许多盛着鱼和酱汁的浅盘。
阿塞拜疆的一切都是那么模棱两可。这儿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既不以穆斯林为主要宗教，也没有其他足以称霸一方的宗教；人人都会俄罗斯语，但他们的母语却属于土耳其语系；甚至里海，名为海，实际上，却是湖。
著名的白鲸鱼鱼子酱中的白鲸鱼真的是一种鱼。我这才意识到，白鲸鱼并非一家公司的名字，而是一类特定的鱼！一类异常美味的鱼。它必须生活在大海和河流之间，所以十分稀少。
他们端上了用鲟鱼、白鲸鱼、库图姆鱼和萨赞鱼等烹饪的菜肴，在国宴上，这些鱼都会配上石榴酱。主食沙拉是鲜李子和酱李子。桌上摆着一排碟子，分别盛着鲜嫩多汁的小葱、香菜、蒿菜、薄荷。
阿塞拜疆菜与土耳其菜、塞尔维亚菜的口味差异极大。这里的菜通常是半熟的，分量少，但会放更多酱汁，口味更加辛辣。它不同于小亚细亚风味，更像是南欧或地中海菜系，却保有自己的风格。我猜，这里的菜大约受到里海-高加索地区菜肴的影响。它给我的味蕾带来了异常特别的体验，让我回味良久，犹如此地的历史传统和地理起源。
阿塞拜疆最著名的菜肴是肉饭，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阿塞拜疆肉饭的烹饪方式与塞尔维亚人处理米饭的方式完全不同。阿塞拜疆肉饭的秘诀在于香料。抹着一层厚厚核桃酪的鸡肉是当地的名菜，肉饭上也常常覆上一层类似的酱汁。
不过，在阿塞拜疆喝上一杯咖啡可真是件难事；欧洲电视歌唱大赛期间，也不例外。我花了五天时间才意识到阿塞拜疆人根本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从文化渊源上看，阿塞拜疆人之所以喜欢喝茶，大约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一是俄罗斯文化，二是伊斯兰文化，这两种文化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阿塞拜疆人喝茶的习惯，具体到使用的器具、泡茶的方法、茶的口味，都因袭了俄罗斯和伊斯兰的经验，所以有些外国人会觉得当地饮茶的方式似曾相识，有些外国人却感觉颇为陌生。如果你预备在巴库喝一杯咖啡，先预留好等待的时间；咖啡端上来后，通常还没有糖，你得额外要一些糖，而他们给你的糖不会超过一茶匙，甚至会以牛奶代替。一开始，你会觉得是服务员在偷懒，认为大赛主办方对服务员的培训不过关，但你很快会发现，即使是在应对其他更为复杂的情景时，他们也没有出过任何纰漏；我这才意识到在阿塞拜疆咖啡是舶来物，麻烦的根源并非负责餐食的服务人员的怠慢、语言障碍或者低效，而是咖啡本身。
旅行的后半程，我改喝茶，一切便好多了。他们将坚硬的方糖单独放在一只碗里，我喜欢将它们投入茶水中，抿上一口。方糖逐渐融化，甘甜的滋味随着茶水缓缓弥漫于唇齿间的感觉令我回味无穷。
*
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们受邀参加了一场家庭聚会。巴库当地的别墅集中在海岸边，聚会便是在海边。那天是某位同行者母亲的八十岁生日，这位老妇人定居在塞尔维亚，但出生在阿塞拜疆。
我坐在阶梯边，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场气氛、排场都和电影《芬妮和亚历山大》中的情境一模一样的节日聚餐。这感觉奇异极了。
尽管只是一场家庭聚会，但宾客都是阿塞拜疆文艺界、知识界、政界以及学术界的精英。尽管不算意外，但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出席过如此规格的私人聚会。高雅的话题和举止，高级的招待和饮食，觥筹交错，言笑晏晏，在自己的祖国，我却从没奢望能有如此文明的待遇。
我们一行塞尔维亚女子被这家人视作远道而来的贵客，被邀请前往家中做客。正因为我们是塞尔维亚人，才有如此礼遇，加入庆典。宴会上，我们一再为塞尔维亚举杯。这家人十分好客，他们直率、淳朴和细致，远离故土的我仿佛又回到了祖国。虽然我身在阿塞拜疆，却不时感觉自己是在塞尔维亚南部、希腊或者土耳其小镇上的名人世家，甚至还感受到阿罗蒙地区特有的微妙氛围。
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宴会上招待我们的女主人，一位女政治家竟然把手机别在胸口。我着实吓了一跳！要知道，在塞尔维亚，女人一度（甚至直到现在）把钱藏在胸口中心的位置，她却把现代通信设备放在如此私密的位置！（可别跟我说把手机放在胸口会影响健康！把钱放在胸部也不健康；健康与否这不是重点！）
我们随后前往女政治家附近的另一处别墅里饮茶、吃蛋糕和饼干。那幢别墅位于哈扎尔海滨。那儿有一片泳池，有一座种满桂足花、须苞石竹和玫瑰的花园。一只盛着茶水的地道的俄罗斯式茶壶就摆在室外，旁边还有一只形似水烟壶的装满火炭的小炉子。
我在花园里左顾右盼，打量着围坐在大桌边上的人们。俄罗斯女人身材浑圆、金发白肤，有着深色的大眼睛，面部就像长有鸟嘴般轮廓分明；皮肤黝黑的男人却显得面目模糊。世界各地不同地区乃至不同时期的文化与文明在他们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这些印记互相影响，难以辨明……女人们已经开始生出皱纹，却露出猫似的养尊处优的神情，吸引着在场男人们的关注和照顾。长久以来，不仅在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欧洲，女性们不得不委身于男人。无所不在的男权和与之相关的不平等已经被我们视作司空见惯、理所应当的事，我们甚至开始学会饮鸩止渴，陶醉其中。很久之前已经在欧洲绝迹的事物竟成为如今令我们趋之若鹜的事物。无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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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日子到了，当我带着打包好的行李准备离开时，却被告知航务系统中无法查询到我的返程票，我将无限期地滞留在巴库！虽然我是vip贵宾，乘坐的是商务舱，购买的是原价票，却仍旧无济于事。虚拟的航务系统将它们一笔勾销了。我被困在距离家几千公里之外的阿塞拜疆。我有些恐惧。我想一定是头上的神明在警告我，他们曾经在我面前杀死了一只鸽子，如今又要阻止我返程。我似乎在欧洲电视台、欧亚基金会赞助的朝圣之旅中，冒犯了哈扎尔人……
既然我丈夫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巨型纪念碑曾由一架军用飞机从巴库运到贝尔格莱德，那我应当也能乘上一架民用飞机返回小小的塞尔维亚啊。我祈求头顶的神明不再阻挠我，我愿将我身边的所有礼物全部贡献出来，但显然整件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阿塞拜疆的外事部门。
终于，在行政力量和其他人员的协助下，航务系统解锁了我的名字。我搭上了飞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在飞机里，我从报纸上得知音乐大赛决赛的当晚曾及时阻止了一场恐怖袭击。坦白说，我并没有被吓到。比起恐怖袭击，路上的交通，甚至那些不怀好意的神魔更让我畏惧。
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我把从哈扎尔带回的鹅卵石埋在塔斯玛吉丹公园纪念碑附近的花圃中——包括戈布斯坦的深色石头，从名为阿塔山的火神之庙中带回的黑色碎石子，还有从哈扎尔海滨带回的小贝壳。
最后，我写下了这次旅行的见闻——《哈扎尔海滨》——我相信文字就像石头一样恒久稳固，这是我成为作家的原因。愿文字永恒……公元1世纪到4世纪间在埃及出现的一种为死者描绘的胸像或肖像。人物表情忧郁，个别有姓名，通常画在木板上，置于死者木乃伊面孔的包裹布之下，或直接画于覆盖木乃伊的尸布之上。由于这类肖像在埃及法尤姆地区发现最多，故名法尤姆肖像。——作者注德尼斯（denizi），在阿塞拜疆语中意为：海。巴库水晶宫（bakucnystalhall），一座位于阿塞拜疆巴库的多功能室内场馆。包括音乐厅和体育场在内的各种设施均由轻钢结构制成，外观类似于切割的水晶。2012年欧洲电视歌唱大赛在此举办。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首都，在塞尔维亚语中意为：白色的城市。德语，意为：米哈伊洛维奇夫人。巴登-巴登，德国西南部城市，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旅游胜地和国际会议城市。潘切沃（paněevo），塞尔维亚地名。总统用车，英文表达为presidentialapparatus，缩写为pa。本书写作时间为2012年前后，该统计数字为当时可考数据。至今没有任何塞尔维亚的机构或组织在帕维奇的墓碑或纪念碑前放过哪怕一束悼念的鲜花。但阿塞拜疆大使馆每年都会这么做，阿塞拜疆商会和工人们还在为塞尔维亚修路。此外，同样讽刺的事也发生在莫斯科；每逢帕维奇的诞辰日，俄罗斯作家协会、文艺工作者联合会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外国作家纪念碑群中帕维奇的雕像前摆上一只花圈。——作者注阿塔山，意为：火地。琐罗亚斯德教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亚特兰提海，即大西洋。哈扎尔海滨（hazardenizisahilinde），hazardenizisahilinde为阿塞拜疆语，哈扎尔海滨即指今里海海岸。《芬妮与亚历山大》，著名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在1992年拍摄的电影，影片中呈现了一场其乐融融的圣诞家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