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的瞬间，我有一种惊悸，甚至是震撼。我没有料到她颜容的变化如此之大，化妆品对她来说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她穿着家常的睡衣裤从楼梯上慢腾腾地走下，几乎是一步一挪，一步一喘，比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要龙钟。她的胖圆脸像发面团，暄暄的，糟糟的，腐白色，一点光泽没有。她对我抱怨她的身体，吃力地弯了腰，捞起裤管，用食指在脚踝处按出深深的坑，给我看。
从她矮胖的身影在楼梯口出现，到她一步步走到我的面前，这当中的时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压抑得我几乎无法呼吸，几乎崩溃。我知道他就站在我的身边，跟我一同用目光注视她，可是我不敢回头，不敢用眼睛的余光向他表示我的一点点感受。我同样不能够想像他二十多年中每天面对她的心情。
我带着这套精致的化妆品到他家里来，会被他认为是对他妻子的挑战和嘲笑吗？整个做客的过程我坐立不安，恨不能用魔术把那套“欧珀莱”变成虚无，或者找借口扔进垃圾箱。
之后，又过了三四个月，她去世了。他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她去世了。”然后我们分别在电话的两边抓着话筒，都不说话。我听到他在话筒里的轻轻呼吸声。我感觉他心里是有些难过的。
他肯定是难过的。
我在丽江巧遇袁小圆之后，回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那时候他在我的厨房里，试验一道用芒果、鸡茸、笋片、柠檬酱做原料的菜。他妻子去世后，他很反常地迷上了做菜，而且专门使用各种水果做原料，好像憋着劲儿要研制出一桌用以传世的水果宴。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有点茫然：“袁小圆？”
我告诉他，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里最出色的一个男孩子，黑黑的皮肤，神情骄傲，身上带着一种贵族式的沉静，文理科都好，写过一出小歌剧，叫《铁树开花》，我们排演过，我演那个山村聋哑女孩。
他叫起来，是他呀！他说，我怎么不记得他呢？我太记得了。袁小圆和你哥哥，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多少女孩子迷恋他们啊。他笑嘻嘻地问我，你也暗恋过他吧？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否认。
我说，我是个俗人，怎么又能够免俗。
他用木铲从锅中挑中一块滚烫的芒果，低头吹了吹，送到我的嘴边，看着我吸溜吸溜地吃。他有点好奇地问我，袁小圆现在是什么样子？还是那样骄傲神气吗？我咽下那块芒果之后，对他详细描述了见到袁小圆的情景，我尤其说到了袁小圆已见花白的头发，身上那套早已过时的行装，鞋，还有令我想像不到的谦恭、温和、真诚的神情。我说，我已经二十五年没有看见过他，真像做梦。
他守着洁净的灶台，沉默片刻，把脖子上的围单取下，挂到门后，走过来，双手扶住我的肩头，问我说，你愿意跟我回一趟故乡吗？
我们在春节过后，一个双休日里，回到故乡小城。他的奥迪专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县中门口，然后在不远处的停车场等着我们。
初春，天气还相当的冷。他穿着双排扣的黑呢大衣，脖子上有一条苏格兰味道的格子围巾。他的头发很熨贴地梳向脑后，两鬓有一些花白，头顶的部分白中带黄，显出很丰富的色彩层次，让我喜欢。我穿着牛仔裤，短款的皮装，古琦牌的带流苏的丝巾，头发剪短削薄，完全是休闲装扮。上车的时候，他打量我的穿着，开玩笑说，太时髦了，把他衬得更显老了。我回答说，如果不这么时髦，又怎么配得上他的古典？我说这话的时候，忽然想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年，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头发浓密得透不进风，夏天走在太阳下，总有一股热烘烘的馊味。我母亲就摁住我的脑袋，死命给我洗，洗完了再押我去理发店，让老师傅给我剪短，打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打薄！不要舍不得下手，她的头发太多了。”头发太多使母亲厌恶，也使我自卑，很多年中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女孩子天资蠢笨的标志。
现在，我们双双站在县中校园的门外。我们有一点犹豫，不敢相信眼前气派奢华的大门是通往县中的入口。我们熟悉的环绕校园的小河已经了无踪迹，在原先河床上延伸出去的是一条黑色柏油路。我指着这条还没有来得及绿化的道路，告诉他说，二十年前的冬天肯定比现在更冷，因为河面经常冻得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滑过去，很刺激。他望望我，故作惊讶：你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刺激啊！我笑着，头靠在他宽宽的肩上，心里只觉得快乐。
星期天，校园里依旧人气兴旺，课照常上，篮球照常打，食堂照常飘香。在我们周围忙碌走动着的，都是一张张陌生而年轻的面孔，年轻的老师和年轻的学生。女孩子短发，男孩子长发，大多穿牛仔裤，薄薄的毛衣，酷酷图案的套头衫，花色运动鞋，耳朵里塞着“沃克曼”的耳机，跟大城市校园里的师生们没什么两样。
我喜欢的油菜地和蚕豆地不见了，大片的梧桐和水衫也不见了，连绵起伏的灰砖灰瓦的平房更是荡然无存，体量极大的红白两色的教学楼东一幢西一幢地矗立着，在淡淡的阳光下，散发出校园里特有的粉笔、纸张、油墨和青春躯体的气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们走了一圈，竟没有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一个人在愣怔片刻之后疾步上前，迟迟疑疑看着我们的眼睛，问一声：是某某某吗？
我们走到东北角新建的带看台的体育场。当年我初中的教室就盖在这里。我的青春之血在那天下午不告而至地涌出之后，我靠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后背紧贴着墙面，不敢动弹。同学们都在教室里上课，我的语文老师用浓重乡音的普通话领诵毛主席诗词，可是我孤独地站着，盼望自己死掉，好逃避别人的羞辱和嘲笑。
于是他遇上了我。他穿着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里别着钢笔，肘弯中夹着书，从办公室的廊下出来，准备回他的宿舍，看见我孤独无助的样子，迟疑一下，改变方向，穿过油菜地小路，向我走过来。
他那时候多么年轻啊。他新婚不久，笑容灿烂，会拉手风琴，黑板上的化学公式总是写得五光十色，像盛开在教室的花朵。他穿过菜地之后，身上沾了金黄色的油菜花粉，带来一股菜花的特别清香。
我们就这样彼此相识了。漫长的时光从这里开始，从我们的脚底下，像春阳晒过之后暖暖的地气，飘摇上升，缭绕和弥漫，见证我们的每一声惊叫，每一声轻叹，每一滴汗水和每一刻绞缠。年轻的男人和更年轻的女人，以为世上有大把的时间能让我们抓在手中，岂不料一转眼故地重游，已经物移人非，天上人间。
在学校附近的饭馆用过一顿简单的便餐后，我们的汽车很快驶离小城，上了新近修通的沿江高速。司机在车前的cd机里放进一张蔡琴的老歌，沉郁的沧桑的曲调在车中轻轻飘散开来。
他的手一直放在胸口的插袋里，小心翼翼捂着什么。我以为他心脏又开始不适，或者胃不舒服。车上了高速之后，他才把手抽出来，摊开，送到我的面前。
汗淋淋冒着热气的掌心中，躺着一朵早发的油菜花，很小，瘦精精的，花瓣还没有完全打开，金黄色的花叶藏在一层浅绿的表皮下，花茎细得可怜，又因为失去水份而绵软无力，但是放在鼻子下面，却分明沁出一股阳光晒过的清香。
青春的气味。少年和故乡的气味。
他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看我，观察我的表情，我脸上流露出的忧伤和欣悦。我把托着油菜花的手放在他手心里。花的香气和精髓穿过我的手背他的手心，在车内静悄悄地弥散，和蔡琴的歌声融合成一种挥之不去的物质。
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我住在少年时代住过的简易平房中，乡村教室那样的平房，长长的一排，有带檐的走廊，墙和地面的色调灰暗沉闷。梦中无风无雨，却莫名地有一种阴冷的瑟缩。我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要我把她的存折找出来，送去给她。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我母亲只要出门，存折之类都是放在我这儿的，我家里有一只小小的保险箱，比较可靠。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当中却不是这样，我的存折、我母亲的存折、我所有重要的文件都莫名其妙地藏在平房走廊下的麦地里，在那些茂密生长的麦苗下面，和庄稼的根须缠连在一起，成为土地的一个内容。我接到电话之后，就找了一把铁锹，下到麦地里挖存折。天色灰蒙，四野无人，世界无声。我走到埋藏我母亲存折的地点，翻开麦苗，没有发现我要找的东西。继续深挖，还是没有。我愣住了，怀疑是不是我的记忆有误。于是我试着寻找出我自己的存折，我的那些银行卡、国库券、股票交易卡、房产证、学位证书、职称资格证书……我把教室面积那么大的麦地翻了个遍，绿茵茵的麦苗被我捣腾得枝残叶碎，但是所有要找的东西都不见踪影。它们像渗入泥土的空气，像麦地追施的肥水，像土壤中的化学无素，就那么在我的脚底下倏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