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没有了，不存在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他坐起来，仔细地拭擦我的身体时，用的不是搓软了的毛巾，是粉红色的熊猫牌卷筒纸。那时候市面上已经有了这种比较昂贵的卷纸卖。再后来，卷纸又改成了更高级的盒装纸巾，每次都是他记得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永远都是他照顾我，迁就我，把我当成了他舌尖上的一块冰淇淋，小心地含着，怕融化，又希望能融化。
他从来都是买同一个牌子的纸。卷筒纸是熊猫牌，盒装纸是花韵牌。他喜欢重复。就连在床上，一套程序，一个动作，固定下来之后，也不再改变。他习惯了做一些驾轻就熟的事情，他做这类事情的时候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更多地体现出他的从容和优美。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会厌倦了生活中的千篇一律，去渴望着创新和刺激。结果我没有。我日复一日地适应他，顺从他，同样学会了把一件普通的事情重复练习到极致。
很多的时候，熟悉的才是天长地久的。
北墙窗户外掠过一只蝙蝠的身影，忽地一下就过去了，无声无息，流畅得像纯金笔尖在天空划出的圆弧。有一朵棉花糖般松散的云停留在窗户的左上角，云后的天色不再是浅蓝发亮，而微微地呈现出淡紫和粉灰。更低的地方，从窗户下沿看到的那一片，整个色调都是柔和的橙黄，橙黄的深处衬出紫蓝，是被夕阳映照出来的沉静天光。
不知不觉地，我们已经在床上缠绵缱绻了半个下午。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仅仅是躺着说话。仰面躺着，身体平平地紧挨着，相邻的一只手搁在对方的身体上，慢慢地、若有若无地滑动和抚摸。或者就这么搁着不动，肌肤紧贴，把掌心的温度一点一点传递到对方的身体，再由细细的血管渗透到骨缝。我们居然忘记了抚摸和体贴会把时间的流程缩短到令人惊讶的短暂。
房东打开小院的门进来，喂他的鸡和猪。牲畜们闻见食物的气味，在同时间里开始兴奋，鸡们掀着翅膀奔跑和叫唤，猪的闹腾像是哭嚎和冲撞。兴奋了一阵后，食物进了嘴，谁也顾不得一心有二用了，一瞬间除了快乐的低声嘟囔和呻吟，场院里再听不见别的动静。
我忽然觉得我也很饿。不光是饿，而且渴，从胸腔到喉咙里有一股热烘气。我告诉了他。他一下子坐起来，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笑，问他“对不起”是什么意思？他认真地回答我，他准备得不周密，这样的事情应该由他先想到，起码也要备好一点水。
我们穿好衣服，把床上收拾清爽，关窗锁门，暂别了院子里愉快进食的猪和鸡，到公路边再一次搭乘郊区公交车，回到市区里。
下了车，他询问我想吃什么样的晚餐时，我的心里悲哀起来。一想到进餐之后又是离别，整星期的时间相思不能想见，我的胃里就发饱，一丝一毫的食欲也没有。
他劝我说，还是吃一点吧，吃一碗馄饨也好。我说不。不，我不能够，我无法在分手之前还装得兴高采烈若无其事。我把噙了泪水的眼睛转过去，小跑着离开他，跳上一辆刚刚到站的2路公交车。
那个傍晚过来喂猪喂鸡的农民房东，不久我就见到了他。那一次他大概知道我们在他的屋里，他进到院子，咋咋唬唬喂完他的鸡和猪之后，院子里忽然地就沉寂下来，没了声音。我听不见他出院子的脚步响，心知不妙，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靠近屋门。我们那扇门是粗木板马马虎虎钉起来的，门缝的最宽处能塞进一个孩子的小指头。我站在门后，弯着腰，眼睛贴紧门缝，看见房东正在踮着脚尖爬那几级上楼的水泥板。他走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脚底下还是有声音，干脆轮流抬起两只脚，把鞋子脱了，拎在手里，只穿袜子爬楼。
那是个从外表看上去很像乡村知识分子的农民，四五十岁的年纪，瘦小，鼻子和下巴尖尖的，鼻梁上架一副黄色塑料边框的深度近视镜，隔着镜片可以看到他的眼珠突出得像两颗磨毛的杂色玻璃球。我不知道凭他这样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他能够看得见屋里的什么。人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
他走到我们的门后，先歪过身体，侧耳听一听动静，而后就弯下腰，用他左侧的眼睛去就门上最宽的一条门缝。他脸上的镜片太厚太笨了，多少有点碍事，眼睛往门缝上凑的时候，镜片玻璃和木板接触发出一声轻微的碰响。他做贼心虚地吓了一跳，脑袋往后一缩，过好几秒钟稳下神来，手指把鼻梁上的镜架顶一顶，确信无虞之后，才慢慢地小心地重新把那只眼睛往门缝送过去。
这样，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在门缝内外怦然相遇。我是有备而去，他却是猝不及防。他在对上了我的眼睛的瞬间，身体像被黄蜂蜇了一样猛然弹直，嘴巴吃惊地张开，眼镜从脸上滑落下一半，赶紧用手去抓，才没有掉在地上粉身碎骨。他哆哆嗦嗦、慌慌张张把眼镜扶正，还下意识地抻一抻衣裳，这才逃一样地奔下楼去。
我转身靠着那扇薄薄的门，笑得几乎喘不过气。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去郊区农民屋的时间是一星期一次。不一定是在星期天。如果固定在这天，他的日程表就显得太有规律，令人生疑。常常在他工作稍有闲暇的某个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从各自的单位出发，到小屋里会合。出版社的工作时间极有弹性，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丢下书稿出发，最多在完事之后赶回办公室加一个夜班。
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是不是像美国电影里的应召女郎？
他正在给我削一个水果，听到这句话，手里猛然地抖了一下，抬起头，目光怆然地看我。刀刃已经在这一瞬间把他的手指尖划出一条伤口，血滴从破口处飞快地渗出来，一直流淌到指缝。
我扑上去抓住他那根流血的手指，紧紧捏住，放在嘴巴里吮。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这么无聊的话。
他用另外一只手摸住我的脸，目光缩回到眼仁深处，喃喃自语道，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那一年我刚好三十岁。他已经离开化工研究所，升任为化工厅排名第三的副厅长。时间就这样水一样地流过去了，在我们每星期一次的汗水和战栗中不知不觉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