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勒姆，1937年
门外的男人一副伦敦人的打扮，西装虽皱，但价格不菲，肖勒姆居民从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当他试着拧动把手时，我从木门的门缝旁退开，屏息站在原地。他的声音轻易地从朽木中透过来。
“皮埃尔·米勒太太？”
哦，你找错人了。我诧异地意识到这个名字竟这么快就被我从记忆中抹去了。我又变回了普鲁登斯·阿什顿。成为皮埃尔太太之前，我曾叫这个名字，从今往后，也将以这个身份继续活下去。听见他拖着步子踩在松散的卵石滩上，我突然想起，这就是事先给我拍过电报的记者。我当时没有回信，喏，他现在亲自登门了。我摸了摸嘴唇，没涂口红；摸摸头，夹着卷发夹的头发藏在头巾里。我强迫自己垂下肩，打开门。他逆光而立，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看见一个高个子的不速之客。
“米勒太太，您好。”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擦过我的肩膀，走进我用作画室的渔棚。“准备好接受《伯灵顿杂志》采访了吗？我的助理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在我身后的茅屋中央，我正为玛戈特的展览创作的主体雕塑的一部分被两根铁路枕木支撑起来：这是一块体积巨大、凹凸不平的马耳他石灰岩，我刚刚把一桶海水浇在这尊损毁的圣像雕塑上，多余的水在木质地板条间的缝隙里积成水洼。我不想让他看到这幅场面。
“不敢苟同。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收到任何确切消息。”
一只海鸥大摇大摆地迎面走来，一张一合的鸟喙像在乞食。海风如往常一样呼啸而过，令人耳聋目盲。
他退后一步，煞有介事地看着手中的资料，翻阅起一本《伯灵顿杂志》，好像这些能说明问题。在他背后，海潮正渐渐退回浑浊的大海。我扫视海岸，搜寻着斯奇普的身影，但没看见他。这个男人的做派像是在说：好了！我从伦敦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该……？他在空中焦虑地挥了一拳。我叹了口气，把羊毛衫裹在身上。
“你可以在门口等我收拾完再进来吗？”
“当然。”
我在他面前关上门，走到石灰岩跟前，将手掌贴上它冰凉潮湿的表面。今天，它格外令人沮丧。几周以来，这块石头终日令我惊惶不安，莫名其妙地神经紧张——玛戈特对我的完工寄予厚望，每天都寄信询问进度，毫不理会我请求她在我准备万全前切勿叨扰的请求。而今天，我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或至少有了起色。我感觉自己还差一点就可以在这一大块令人生畏的石头上运筹帷幄。
我把手指伸进比利的工作靴的后跟里把它扯下来，又脱掉另一只。我喜欢穿着他厚实的靴子在渔棚里走来走去，还有他的袜子。我不介意一个男人的脚和我一样小，还与我同样身高。我套上自己的鞋，拽下头巾，快速地掰掉卷发夹，甩开头发。
谢谢您的配合，抱歉百忙之中打扰您，真的太感谢了。他想跟紧
我，却被鹅卵石和白垩绊得踉踉跄跄。我无视了他的这些客套话，一边招呼他进小屋，一边在想：斯奇普早上穿羊毛衫出门了吗？今天的风可真猖狂啊。
以前的房主将小屋的名字——“塞西莉亚”刻在一块浮木上挂了起来。这块标志饱经狂风吹打，日夜哗啦作响。我应该把它摘下来，但到现在都还没动手。我关上了我们身后的门。喷溅的浪花在窗上拍打，在航标灯的灯光之下，我们懒散凌乱的生活和我作为母亲的懈怠马虎，全都暴露无遗。
“请坐吧。我来泡茶。”我不想表现得太友好，但至少得保持礼貌。我从唯一一把没坏的椅子上清理掉斯奇普吃剩的乌贼鱼骨，把积水桶里的水灌进水壶，好像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坐在我家餐桌旁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的呼吸很浅，我还能闻到他身上混杂着须后水、烟草以及药品的味道。
“万分感谢。”他又说了一次。
“知道了。是啊，谁会拒绝《伯灵顿杂志》的采访呢。”
他的个子太高，在这小房间里很难伸展，腿也勉强才伸到桌子下面。斯奇普收集的小玩意摊得到处都是：海螺壳、蟹骨、白垩石。海草或海里的腐物一如既往发出恶臭。屋子里的东西都受潮了，我的一副文胸还从垫子下露了出来。“塞西莉亚”以前是一间废弃的火车车厢，如今扩建成一座一居室的临时木屋。屋里的内壁上还能隐隐看见过去车厢墙板上的装饰性的丝绒绸缎。比利——我的房东，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情人——第一次领我看房时，我还觉得这里富有浪漫气息，虽然我也说不清怎么会冒出这种念头，不过那都是夏天的事了。那时，没有黏腻的红藻发出恶臭，也没有丝毫征兆表明海涌雾会一连数月在低空徘徊。我把文胸掖到垫子下面，看到他正挤出一副表情，假装他很欣赏“塞西莉亚”的古朴，甚至还想夸我在凹凸不平的卵石滩上帮儿子用烂木头盖房子也是个明智之举。
“那我们开始吧？”我想催他抓紧时间。我拂着身上脏兮兮的黄裙子，在他对面一张不稳的椅子上坐下，装作没看见我们面前那碗脱了水的苹果。
“当然，当然。”他在笔记本里用我能看清的字迹写道：1937年10月4日，普鲁登斯·米勒采访手记。
我头一回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他的脖子上生了严重的皮疹或别的皮肤问题。也许是道旧伤疤，每个人都有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和艺术圈的那群人属于同一类人。他们总是对我那不检点的丈夫——皮埃尔百般逢迎。他们全都一个样：无论是画廊老板、评论家、艺术商，还是记者，他们张着小小的鸟喙啄你，等你给他们投食。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皮埃尔的一手安排？他和《伯林顿杂志》的人是不是走得很近？派一个陌生男人假借采访之名让我不得安宁确实像他的作风，而这个男人代表着我决心与之了断的过去的一切。他是展览里形形色色的人群，是伦敦城无休无止的噪音，是那双凑得太近的眼睛，时而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山度士唱片二楼的接待室里，时而浮现于苏豪区的海格力斯柱旁。他是拉斯伯恩广场麦束酒吧sup/sup里摇摇晃晃的吊灯。正是在那里，我在六个酩酊大醉、令人作呕的超现实主义者面前脱掉了衣服。那儿的头牌雪莉也和我们在一起。在场包括皮埃尔在内的男人，全部陶醉于眼前的艳景，他们欢呼：好极了！再来一个！皮埃尔那一晚被人蒙上了眼，所以他根本看不见，真是个傻瓜。
“你刚到肖勒姆没多久，我说的对吗？”男人提问。然而，他的神色并不坦诚，也不常直视我的眼睛。
“我来这儿才几个月。”我的喉头发紧。
“我想，乡下的生活很不一样吧？”
“当然。”
他的笔悬在纸上，却一个字也没写。他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你目前正在创作的这幅作品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我的想法一直在变，但这不等于说我还没有定题。作品的标题是一个自行演化的过程。它时而是《楼梯井》，时而叫《螺旋》，有时又更名为《宇宙之轴》。后来，我决定要么彻底拒绝书面化的标题，要么干脆就更文绉绉一些，最后，索性叫它《圣海伦娜和悬挑楼梯》。这件作品还包含一件附属雕塑，题目暂定为《吊人》。我一直在研究人头和吊绳间的角度关系，想精确地还原人被吊挂时的场面，但对此我只字未提。
“我听说这块石灰岩是你从马耳他运过来的。是真的吗？”
“是的。我父亲驻扎在那儿。他安排人把各种毁坏或废弃的圣像送到我这儿来。在马耳他，弃置的圣像雕塑数不胜数。”
“整件事运作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完全不会。他们只把它们当成船底的压舱物，甚至连钱都不收。不过从朴次茅斯运到这儿来倒是花了我一笔大价钱。这笔钱可以说差点让我破产了。”
“你为什么选择进行雕塑创作？”他像一只试图了解事态的狗，仰着头，竖起耳朵。
“哦，我被偷偷塞进了斯莱德的艺术班。丈夫对我有一定激励作用，不过我很快就开始独立创作。小时候，当我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对那些石头着了迷。”我向他粲然一笑，我总能在必要的时候逢场作戏。他的笔记本上依然没有记录任何东西。
他探过身，看着我的眼睛：“你什么时候去的耶路撒冷？”
“十一岁的时候。不过只有短短半年。但那段记忆一直铭记于心。”
“你住在圣城的哪里？”我假装没听见。那种熟悉的感觉再一次爬上心间，我仿佛感到他的手指顺着我的耳根、手腕内侧蠕动，一路伸到我的大腿根……那些我不愿被人触碰的地方。
一串贝壳哗啦啦地敲在玻璃上，我们都吓了一跳。从挤奶凳上勉强能立稳的无线电里传来一阵杂音，旋即又陷入沉眠。男人提出的每个问题都直刺心房。这群狡猾的记者。净问些烦人的问题。去年，一个傲慢的女记者在新伯灵顿美术馆的展览上也向我抛出过类似的尖锐质询。那个时候，超现实主义掀起的轩然大波还未平息，成为全城热议的话题。超现实主义者激怒了所有人：构成主义者们骂声一片，艺术评论家四处搜集伤风败俗的新闻，用以在专栏里捍卫高地，声讨文明的腐朽和艺术的堕落。处于风暴眼的皮埃尔又气又恼，逼我在恩迪尔街上的一座舞台上坐镇，礼堂里阴风阵阵，我又得在媒体面前发声。《每日邮报》称那天的我“令人作呕”。我真不想待在那儿，一个头戴红色邮筒帽的女人无视在场的男人，把所有问题的矛头都指向我。房子是你作品中的常见题材，但它们不是处于半摧毁状态就是一片废墟。它们如同出于某些耻于开口的原因而进行的隐秘创造。这些房子似乎随时会被风卷走。请问这是你在为自己标记领地吗？“可能吧。”（我还能怎么回答？）你在创作“家园”的时候，是否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和家具玩耍的小女孩？“或许如此。”所以你是否深陷过去无法抽身？是否无法摆脱自我的束缚？也许我只是想恢复家庭应有的秩序，这是我的想法。她接着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声名鹊起，能聊聊你现在的创作吗？尽管我已明显希望她就此打住，她仍然滔滔不绝，挑拨我的神经，终于，我站起来，对整个屋子的人怒吼：“他生气了，吹呀吹呀，房子被吹了个稀巴烂。”sup/sup我从台上爬下来，扬长而去。没有一个人跟上来，甚至连皮埃尔也没有追过来，这头老奸巨猾的禽兽。
“阿什顿女士，您是否曾下榻耶路撒冷的法斯特酒店？”他的话将我拉回当下，我的思绪重回“塞西莉亚”。乍一听，这是一个寻常的问题。我几乎要点头，但紧接着开始浑身发紧，仿佛一根针穿破了皮肤。
“我的夫姓是米勒。你为什么叫我阿什顿？”我们同时沉默了。透过“塞西莉亚”残缺的墙面，我能听到海潮的骚动。水壶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啸。人们竟常常要指望一只水壶替他们解围！快四点了，我把几种茶拼配在一起。毕竟，我归根结底还是个英国人。我打开一罐过期的饼干，想办法找到了一块干燥的蛋糕和一罐果酱，将它们一股脑儿堆在托盘上，配一把脏兮兮的刀和两只有豁口的盘子。这堆东西让我自己都害怕，但有什么办法，我可没指望他上这儿来。如我所料，他什么也没吃。我板着脸倒茶。
“听说令尊去年去世了。对此我深表遗憾。”
我盯着他：说这个做什么？
“啊，对，一切都来得很突然。”我不想看他。《每日镜报》评论我在布杂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作品时，把我形容为一个“纤细”“脆弱”“漂亮”的“市政顾问兼建筑师查尔斯·阿什顿之女”，却对作品的艺术性避而不谈。父亲灰白的长胡须又浮现在我脑中，而我刚巧戴着他多年前送给我的项链。这是一条银丝细工项链，在联结处刻有这样的文字：我将金丝一端放入你手，请你将它编织成环，它将领你企及耶路撒冷城墙，那里建起通向天国的极乐之门。sup/sup
“抱歉，”我说，“我可能没听清你叫什么名字。”
他方才的表情一下子消失了，一种新的面目取而代之，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此时正独处一室，他可以随性而为。我看了看窗外，只有荒凉的鹅卵石小路和空无人烟的海滩。我有一把锤子一直放在门口，它现在离我只有三四步远。他从桌子底下抽出腿，朝窗户走去。
“肖勒姆海滩。”他说，仿佛在自言自语。“平房镇，现在还有人这么叫吗？”
“一部分人。”
他转过身来看我。我幻想着在某一瞬间，我看到他的魂灵对我眨眼，但我不太相信这世上有魂灵。
“你是谁？”我问，他尚未向我表明身份，这一点已不容再忽视。门把手转了一下，斯奇普闯了进来，身上散发出盐和雨水交缠的气味。呼呼呼咻咻咻……他围着我绕圈，乌贼鱼骨制成的飞机在空中划过弧线。呼呼呼咻咻咻……看到这个男人，斯奇普猛地停住了脚步，他那白嫩的月亮般的小脸蛋周围鲜艳的红发总让我忍不住想拥他入怀。
“妈妈，海滩上有一只死掉的小海豹。”我伸出手想要爱抚他，但男孩一到六岁就开始让人捉摸不定。他溜到我背后，拽着我的手，假装没有看见那个男人，尽管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一场表演。他又凑上我的鼻尖，和我大眼瞪小眼：“它的眼睛里爬了小蚂蚁。”
“我可不觉得这片海峡有海豹出没。”我站起来关门，然后把背抵在门上，像是想把魔鬼拒之门外。我本想给斯奇普一个吻，不料却推了他，他一头栽在火炉旁的地板上，脚底板脏得不像样。我的心中充满愧疚。今早，我在第一缕朝霞中醒来，头脑清醒，正适合创作，于是我将他赶出家门，让他在我回来前自己去找点乐子。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男人，毫不掩饰眼底的嫌恶。我也是这种感觉，宝贝，我发誓。
“其实，这里的确有海豹。”男人仍凝视着窗外的大海。“我以前就在离这儿不远处上学，从前常常在冬天看到它们，翻过身，肚子朝天。”
“你看吧。”斯奇普说，他看陌生人的表情变了，喜欢起他来。“我就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