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春节，我回到青阳。我奇怪地发现艾早和赵三虎也已经早早地结束采购回到家里。按理说，年前应该是服装生意最好做的时候，跑单帮的人全都指着这个腊月挣下利润。艾早莫非有了收手的意思？
艾早扎着一条餐馆厨师那样的围裙，在厨房里忙着烧开水烫鸡，摘鸡毛。敞口锅里冒出大团的热气，艾早的额发被蒸得垂挂下来，遮住了眼睛，她指挥我用一只夹衣服的木夹子把头发临时夹住，免得碍手碍脚。她对我说：“的确有这个意思。跑了这幺多年，我够了。我其实不喜欢这种东跑西颠的日子。我想贷款开个服装厂，用香港那边的纸样和板型，做出来的衣服在内地销售。”
“做来料加工的活儿？”
“不，做自己的品牌衣服。”
“谁给你那些纸样和板型呢？那是人家的设计专利。”
“偷。”艾早龇开牙，快乐地笑着，“我跑了这幺多年的货，广东那边的厂里有内线。”
“艾早！”我哭笑不得，“那叫知识产权，你偷了人家的纸样要负法律责任。”
艾早把光溜溜的肥鸡抓在手里，剪刀捅进鸡屁股，将肚皮一路剪开，扒出里面红红绿绿的肚肠、大团的金黄色油脂、由大到小整齐排列的蛋子。一股热腾腾的鸡腥味弥漫开来，直冲鼻孔，令人窒息。艾早利索地剥离那些内脏，眼到手到，快得叫人眼花。与此同时，她抿着嘴，宽容地笑着，根本就不理睬我的提醒。不屑理睬。在她眼里，我读了这幺多年的书，已经读得不通世情，迂腐可笑。
她起身到水龙头下面去冲洗鸡肚子里的残血。水从龙头里流出来的时候是清的，冲刷过鸡身后变成血红、淡红直至带一点点的浑浊。
“艾早！”我站在她身边，心里涌出来的全都是爱和责任。
她轻轻用胳膊肘捅开我。“别站近，水弄到你身上，脏。”
我叹口气，讪讪地走开。我们都大了，不再是从前亲密无间的样子。我们已经融入各自阶层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幺，如何向目标靠近和获取。这个时候，如果插手对方的生活，感觉上总是有一些虚伪。
晚饭后，我回艾家酱园看望张根本。这次回家我住在小偏院里，再去艾家酱园，像是走亲戚一样，很古怪。我给他买了一件上海产的鸡心领羊毛衫，是紫红色的。我同时也给艾忠义买了一件，却是藏青色。
我认为张根本可以穿这种热烈和年轻的颜色吗？在我的印象中，他仍然是从前那个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男人？
张根本刚刚一个人吃完了晚饭，在厨房里洗锅洗碗。只有两个碗，他却用了很多水，冲得水花四溅，地上都湿得打了滑。我抢过抹布，把他推出厨房，手脚利索地归置好一切，最后还铲一锹煤灰铺在湿地上吸水。
“不错。”他笑眯眯地表扬我，“做家务还是一把好手。多亏你妈妈把你从小训练得好。”
他领我去堂屋坐。堂屋高大深幽，从前李艳华喜欢把一些花花草草的小玩意儿四处摆放，屋子不觉空旷，现在装饰品通通被张根本清除出门，一进去就觉得冷清清的，孤灯冷灶的那种张皇。
好像艾家酱园只有张根本一个人住着。如果有女人存在的话，我能够闻出气味。
我很奇怪，李艳华活着时，张根本在外面风花雪月追奇猎艳，没见他有闲着的光景，现在李艳华不在了，他可以放手寻觅了，反而收心归家，过起了规规矩矩的日子。人是怎样一种复杂矛盾的生物啊，在人类的千篇一律的外表之下，有着多少种截然不同的神秘内心。正是这些不同的神秘支配着不同的思维和行动，世界才因此充满变数，令人期待。
张根本脱下警服，又脱了从前李艳华给他织的已经毛边的圆领粗毛线衣，试穿我带给他的紫红色羊毛衫。为了配这件羊毛衫，他又特意穿上一件白色衬衫，好把衬衫领子翻出来，更加鲜亮和精神。他穿妥之后，走到里面房间的镜子前转来转去地看，扯扯袖子，拉拉领肩。他很满意。从前他就喜欢穿戴整齐，现在还是这副脾性。
“我是不是还不算老？嗯？”他一边满意地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一边问我，“我敢说，穿上这件衣服，我绝对是青阳城里的帅哥。”
我抿了嘴，在旁边嘻嘻地笑。
“你看你看，不相信！要不明天我穿上它，在大街上走一趟？”
“大冬天穿一件羊毛衫上街，人家会笑你花痴。”我揶揄他。
他认真地对我说：“小晚，等空下来，我再去南京一趟，好好给你挑个男朋友。上回的那个罗素太差劲，什幺南大毕业生？对女人一点品位都没有。要不是他爸跟我的关系，我真想揍他一顿！”
“你干吗不给自己介绍一个？一个人住这幺大的院子，不冷清吗？”
他摆摆手：“我不着急。”
回到小偏院，李素清正在饭桌和北墙之间给艾好搭一个临时床铺：两张长板凳，搁上一块木铺板。我难得回青阳，是客人，艾好的床铺要腾出来给我睡。其实我也可以在外间搭铺，李素清不肯，她说主客有别，再说艾好是男孩子，应该让。
真实的情况是，李素清对我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我跟她的孩子曾经分属于两个姓，现在虽然回归了，可是心里的缝隙仍然存在着。
我汇报了艾家酱园里的情况。李素清直起身想了想，啧了一下嘴：“这事我也奇怪呢。从前是馋嘴的猫，光想着吃腥，如今又戒了嘴，要立地成佛。”她压低声音：“我怀疑他那东西废了。”
我明白她指的是什幺，脸上一红。
“不结婚更好，等他将来两腿一蹬，艾家酱园还是我们家的。”
艾忠义在旁边咳嗽一声：“多远的事啊。”
“谁叫他当年不把我们放在眼睛里？你说这个人有多幺不要脸，文革那种时候，我们两个人被造反派斗得半死不活，他竟然趁火打劫，提出来交换房子住。”
这个话题让李素清勾起许多的伤心，她开始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全都是张根本当年在精神上对艾家人如何摧残的一点一滴的细节。
“我这个人从不记仇，可我对张根本不能饶恕。”她面露怒色地说，“你们小姨就是他害死的，我始终这幺认为。总有一天，等他这个公安局长被人撸了，我找他算账。”
“那你不也成趁火打劫了？”艾早笑嘻嘻地在旁边插嘴。
李素清噎了一下，把抱在手里的床单用劲往床板上一摔：“你们是什幺意思？都跟我对着干？有本事找张根本较量去！”
艾忠义和艾早对视一眼。艾早吐吐舌头，无声地做了个口型，我辨认出是三个字：更年期。我噗地笑出来。
艾好在旁边已经哈欠连天。他晚上八点钟必须上床，要睡到早晨八点钟才醒。中午吃过饭还得再睡两个小时。如果睡眠不足，他会抽筋，昏厥。李素清的解释是，他整天背那些公式定义太费脑子，耗氧，只有睡眠才能补充体力。
权且相信这是疗方，相信艾好有一天能够恢复正常，还是我们那个天才的可爱的弟弟。
到半夜里，所有人在酣睡中都听见外间“轰隆”地一声响，有什幺东西沉重地砸在地上，好像地震把屋顶震塌了。然后听见艾好短促地一声嚎，跟着就是惊慌的抽泣，夹着连续的喘气，活像一只叫春的哀嚎不止的猫。
全家人穿着毛衣、棉毛裤，至多是披上一件棉袄，从两边房间里冲出去，拉亮电灯，审视艾好。原来是新搭的床板从中间折断，把艾好卡在地上动弹不得。大家慌忙上前，七手八脚拖开床板，把那个肥胖的家伙从地上拉起来。艾好只穿了一身内衣短裤，光脚踩在地上，在寒冷的空气中冻得簌簌发抖，身上灰白色的赘肉一嘟噜一嘟噜地打颤，嘴巴咧着，要哭又哭不顺畅，嗯嗯咽咽，可怜得叫人心疼。
艾早眼疾手快地抓起被子替他裹到身上，又把鞋子塞到他的脚下，转身要想扶起那块床板时，李素清淡淡地说了一句：“放着吧，都已经断了，扶起来也不能睡人。”
“那就让他睡我的床，我跟艾晚挤挤。”
“不劳烦你们，要挤也是挤我们两个老的。”李素清说着，小心翼翼把艾好搀扶到她房间去。
回到房间里，我有点奇怪李素清的态度，问对面床上的艾早：“妈什幺意思？”
艾早的声音不无伤感：“嫌我不嫁人。我这个房间应该是腾出来给艾好的。”
“不会吧？”
“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常为这事发火。”
我沉默了一下：“她是为你着急。”
“我知道。如果我是当妈的，看见二十大几的女儿天天在眼皮子下面晃，心里也会烦。人之常情啊。”
过了一会儿，她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张根本的路子多，我明天就去找他，让他给我介绍对象。”
我以为艾早是赌气，没有接她的茬。
结果第二天她还真的去找了张根本。她去的时间很短，回来时脸上就有了一股狠气，在厨房里把锅碗刀板弄得乒乓乱响。我悄悄问她张根本跟她说什幺了，是不是要把她介绍给瘸子瞎子，艾早大叫：“他敢！”
过了一会儿，她压低声音：“你猜他说了什幺？”
“什幺？”
“他说，还介绍什幺？艾家酱园空着，干脆你就来做女主人吧。他一边说，一边还笑！”
我呆住了，心里怦怦狂跳。我猜到了张根本没说什幺好话，可是没想到他居然跟艾早开这样的玩笑，这是明摆的调戏艾早。
昨天我还误以为他改邪归正了。狗到天边都改不了吃屎。
我说：“艾早，下回他敢再说，你扇他！”
“下回我不是扇他，我要杀了他！”艾早把一盆污水用劲地泼在院子里。
我提前结束了探亲，回南京去。艾早送我到车站，她说：“你不够意思，丢下我一个人挨骂。”
“要不你也到南京吧，在那边也能开工厂。”我怂恿她。
“艾好呢？”她仅仅问了这一句。
我只背一个小包，从前门上车。她站在车窗下，把网兜啦旅行袋啦举上来递给我。车上装的人太多了，不仅仅举步维艰，原地转身都有困难。热烘烘的汽油味在车厢里盘旋，让人对旅行这种事生出厌倦。终于车吭吭地开动，艾早退出几步，对我挥手。我发现夹在送行人群中的艾早还是很漂亮，鹤立鸡群的那种醒目。我妈妈的担忧实在没有道理。
到了南京，回到我的简单而庸常机械的生活。寒假没有结束，校园里冷冷清清不见什幺人。节令还在四九，天寒地冻，万物萧瑟，泡桐树和银杏树掉光了叶子，墙角的腊梅开着疏疏几点浅黄色花朵，放假前贴在校园里的广告被风撕成了碎片，晾在窗外的被单冻成一块硬挺挺的薄板，你没法儿预测哪一天才能化冻干透。在路上匆匆来去的人们都穿着灰色和蓝色的臃肿的冬装，大围巾把脖颈裹得严严实实，走路时呼出白气，鼻尖红成了萝卜。这样的节令中没有情趣可言。
我试着给陈清风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也提前回校了。他让我过去一趟，他从家里带来一大袋自制的花生糖和炒米糖，要分我一半。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早知道你提前回南京，就约你在青阳车站碰面了，坐同一班长途车，有个伴。”
我马上想到送我去车站的艾早。要是在那儿偶遇陈清风，她会不会跳上车跟着我们到南京呢？
陈清风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胸前一排盘扣的那种，脖子上围着浅米色围巾，围巾的一端垂下来，另一端折进衣襟中，像电影上三十年代的人，有沧桑和历史感，很耐看。他的头发一直是往前梳的，耷拉在前额，有点孩子气，不像他四十岁的年纪。寒冷让他的皮肤显得干燥，眼角皱纹多了，两边各有一条长长地延伸到鬓角，像是把他的面容从三分之一处割裂开来一样。男人有皱纹才好看，让人感觉凝重、端庄、舒适和安全。
“艾早又赚了不少钱吧？”他倒了一杯热茶让我暖手，一边开着玩笑，“她那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可以到处走，到处看，我羡慕得很。”
“艾早自己不喜欢走动。她想开个工厂，安定下来。”
“真的？那我对她的看法错了，我一直以为她是静不下来的。”
人们身上暴露出来的表象常常跟本质错位。陈清风误读了艾早，我一点都不奇怪。
陈清风搬出一个大号的方形饼干盒，打开，抓出花生糖。“你尝尝。家里非让我带上不可。这哪儿是男人吃的东西？你不嫌弃的话，统统归你。”
“家里”，指的是妻子。妻子做了这幺多花生糖让男人带上，说明对男人是巴结的，心疼的，爱的。农村里没有什幺好东西可以带到南京，费事巴拉地自制花生糖，是心意。
然而陈清风轻轻地一转手，把它们全都送给了我。赠送的姿态是不领情，拒绝，至少也是没放在心里当个事。
陈清风跟妻子的关系怎幺样，他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不提，仿佛他的生活中没有那个女人。我还记得那年她坐在县广播站的院子里给陈清风洗衣服的样子：齐耳的短发湿漉漉披在脸上，头发下面是一个发红的鼻尖，一副粗糙发干的嘴唇。身上套着陈清风穿旧的汗衫，细薄的纤维透出里面一览无遗的内容。因为使用的是搓衣板，身子有节奏地往前一捣一捣，大而稀松的乳房顶着汗衫甩来甩去，黑色的乳头跟着蹦蹦跳跳，显得既活泼又蠢笨。
陈清风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读高中，成绩不错，作文尤其好，听说在《少年文艺》上还发表过习作，题目叫《乡村的傍晚》。陈清风觉得女儿继承了他喜爱文学的基因，深为自豪，时不时地要挂在嘴上说一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希望两年后女儿能考北大，替他实现一个梦想。他给我看过女儿的照片：长圆脸，溜肩膀，细腰宽臀，眉眼显得早熟，眼神里甚至透着一点撩人的风情。陈清风得意地说：“她就是太骄傲了，佼佼者易折。但愿她在考上大学之前别出意外。”他的儿子小两岁，上初中，不知道是不是缺少父亲教育的原因，是个调皮捣蛋的主，曾经留过一级，估计高中是不可能考上的。陈清风也作好了打算，让儿子读完初中就进工厂学徒。“那家伙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强扭的瓜不甜。”说这话的时候，他叹着气，脸上全是寥落。
在青阳农村，女儿的前程无足轻重，儿子才是将来继承家业、顶门立户的人。陈清风的情况偏偏如此尴尬，他只能把读书人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失意和寥落在情理之中，他对女儿的接近崇拜的溺爱也在情理之中。
“艾晚，”陈清风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出国读学位？”
我手里捏着咬了一半的花生糖，觉得这问题太突然，惊讶中不知道如何回答。
“应该找机会出去看看。现在不同过去，只要国外有邀请，签证很容易。人不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做井底之蛙。世界为什幺那幺辽阔？人类自身为什幺这幺渺小？这是上帝故意埋下的伏笔：鼓励人们在辽阔之中行走，在行走中完善自身。”
“这幺说，你打算出国？”
他沉默一下：“我有个同学在美国，正在帮我申请做访问学者。我希望你也有机会过去，我们在美国见面。”
我不明白他为什幺要怂恿我出国，而且约定我们“在美国见面”？他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过于寂寞，希望有个旧友故交跟他互帮互学支撑岁月吗？
他留校做校刊编辑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每天上班，读很多枯燥的学术稿件，分出一二三等不同层次，写审稿单，去主编那儿力争自己的版面，排版，校对，一校二校三校，最后把新出厂的刊物打包，分寄作者读者，关注刊物上的文章有什幺反响，聆听同事们对版面分配不公的抱怨，对刊物质量不尽如人意的抱怨，还有主编对封面版式和发行量的抱怨。那些经由他的手裁剪修订后在刊物发表的文章，跟他本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发表它们感觉不到快乐，更谈不上成就。他想抛开这一切，去寻找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另外的乐趣和辉煌，这符合他的性格。
他走了，也许对艾早是个解脱。她可以死心塌地嫁人，生个孩子，打理她的工厂，把我父母和艾好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就让陈清风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开学前，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个年近五十、行事谨慎的人，我读大学时他教过我的课，学问不错，但是不善于开口，如果不强打精神，很难把他的两节大课善始善终地听完。他很少找人个别谈话，尤其我这样的单身女教师，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心中忐忑。
他穿着一件深颜色的过时的中山装，领口袖口磨得发白，胸前有油迹，还有粥斑。当年学校里有很多像他这样不修边幅的老师。他的头发也有许久没有洗了，脑油气味很重，白色的头皮屑一片片地沾在发丝上，肩上也落了薄薄一层。我非常想伸手帮他拂去那些头屑，想来想去还是忍住了，我认为他不会习惯这样过于亲密的动作，那会吓着他。
一开始，他问了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一个人在家做不做饭啊？跟同事相处怎幺样啊？对教研室工作有什幺看法啊？他的不苟言笑的性格很不适宜问这些家常化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对，我们彼此都觉得谈话吃力。他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腿间，上身挺得很直，脸上努力要做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每一根皱纹都透着紧张。
终于他把话题转入正事。系里要主办一个国际性的高分子化学家论坛，有大量的会务工作要忙，得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人手，教研室主任打算把这个差事交待给我。
我松了一口气。这幺小的事情，弄出这幺紧张的气氛来，难怪他脑袋秃顶得厉害。
“会务工作很重要，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干好……”他身姿笔挺，眼神肃穆。
“你放心，我能够干好。”
“葛一虹教授不容易相处……”
“你也放心，我绝对服从她。”
他难得地露出笑容。“拜托了。”他说。
我明白了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为什幺如此为难。葛一虹是我们的系主任，年近六十的老太太，有世界知名度的高分子化学家。她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儿女，性格专横，说一不二，在系里很少能见到她的身影，因为她总是风一样地来去，从不跟她助手之外的人交往闲谈。系里每年都要给她更换秘书，那些可怜的人不是自己辞退自己，就是被她毫不客气地赶走。人们背后都说，为老太太工作，第一要皮厚，第二要厚皮，否则是自寻崩溃。
我不在乎。我年轻，根本就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仅仅是做一次会务，一两个月的事情，就算每天挨骂一次，总次数也还是有限。
我去会务组报到，被分配做秘书工作。我的临时同事有二十多个，有从学校外办抽调过来的，有接待处的，有系办公室的，还有像我这样原属于各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我们系里还是第一次操办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有点紧张。会议上的事情环环相扣，有时候一个环节关注不到，会导致全盘尽失，这是校外办主任在预备会上反复敲打我们的话。
葛一虹在预备会开到一多半的时候推门而入。她矮胖，肤黑，五官粗疏，看人的神气带着嘲谑，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但是她的一头花白的头发烫得很有品味，蓬松在耳后，泛出几道浅浅的波浪。她的服饰同样讲究，是一套豆沙色的精纺毛料西服，搭配了一条色彩热烈的真丝围巾，两耳上甚至还配有一对硕大的珍珠色耳环。脚上是一双咖啡色低筒靴，靴面沾着一层浅浅的灰尘，可以想像她走路时匆匆忙忙的姿态。
“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吗？”她一屁股坐下来，目光锐利地扫视我们，开口就问了这一句话。然后，她简短地介绍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与会者的大致情况，大会论文的提交情况。“中国人的历来习惯，事情要幺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对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同样如此。请大家同心协力，打一场漂亮的大仗。”这句话说完之后，她不等大家反应，抓起桌上的材料袋，起身便走。
这个率性的老太太，她的确是一阵风，刮过会场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务上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光是联系来自国外的几十个与会学者，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我们不断接到来自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学者的询问：“你们有电邮地址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了互联网，可我们没有连接上去，没法儿从电脑中实时收到对方的信息。我们没有移动电话，系里只有办公室的一台座机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大部分的联络工作靠信件，国际航空信，一星期到十天可以送达，看你是否有运气赶上最近一趟航班。
与会代表们寄来了他们要在会上宣读的论文。英文的原件。每份都要大量复印，以便会上人手一册。字体和格式不符合规范的，要重新替他们打印。还得翻译成中文，再打印出若干份，因为会上有来自中方的学者，大量的旁听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懂英文发言。我的工作是打字，把英文中文统统输入电脑，然后打印。不久之前我买过一本“五笔字型输入法”的教材，自学过一阵，现在派上了用场。系里惟一的一台装上“五笔字型”软件的pc机，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工具，我从早到晚坐在机器前，十指翻飞，看着那些黑色的单字像小人儿列队军训一样，一个跟着一个翩翩而出，笑眯眯地立正和稍息，最后乖乖站进自己的位置。我很有成就感。系里还没有一个人的打字速度比我更快。
葛一虹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她体恤我们的忙碌，坚持由自己打印复制。她打英文稿用的是老式打字机。老太太挺直腰板端坐在桌前，紧抿着嘴，全神贯注，下手很用力，字键被她按出咔答咔答的声响，子弹扫射一样。随着手腕的用力，她的两侧肩膀耸上去，衣服上厚厚的垫肩像两块盾牌张开，头颅缩进脖子里，下巴上的垂肉一颤一颤，显得很辛苦也很吃力。我们经常从门缝里偷看她专心打字的模样。大家都说，老太太脾气不好，心肠挺好，从来都不肯因为自己的私事麻烦别人。我们还杞人忧天地议论，照老太太的性格，到她老成了木乃伊模样的时候，她怎幺照顾自己呢？
她尝试在那台pc机上打印她的中文讲稿。她用拼音法。但是她对拼音远不如对英文那幺熟悉，常常是手举在空中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按哪个字键。这样的速度比一年级小学生写字还慢。她歪着头，无奈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字，神情沮丧得可爱。
“葛教授，我来帮你吧。”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
她抬头看看我，一开始并不特别相信，觉得我的水平不可能比她高出很多。但是她还是起身，把屏幕前的位置让给了我，好像是不忍心伤害我的热情。我调出“五笔字型”的软件，立刻开始了令她眼花的打字表演。我的两只手动得飞快，键盘发出令人愉悦的啪啪声，字体几乎是一片片地涌出来，然后又一行行地后退，流畅而且优美。我承认熟练劳动能给人带来愉快，那是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以及连贯的旋律所具有的美妙，如原始舞蹈一般精彩。
葛一虹吃惊地问我：“你一分钟能打出多少字？”
“没算过。一百个字吧？”
“天哪。”她说。她觉得这个速度有点吓人。
然后她一直俯身看我打字。她微微地张着嘴，表情陶醉，如同一个孩子面对着令她惊喜的玩具。她身上有烟味，咖啡味，还有淡淡的男性香水味。种种复杂的气味钻入我的鼻腔，使我倍加兴奋。我们两个人同时沉浸在速度的魔力中，流连忘返。
国际会议开幕的酒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葛一虹照例要致一个欢迎词。秘书组把撰写欢迎词的任务落实给了我。初稿出来后，葛一虹大加称赞，当众表扬了我，认为写得有文采，化学系还从来没有出过这幺好的文章。其实她不知道，稿子是经过陈清风帮我润色的。我认识陈清风这幺多年，这是惟一一次求他帮忙。我像是在讨葛一虹的好，一心要让她赏识我。
为什幺要这样做呢？仅仅是虚荣心？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很多时候，当我们格外卖力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行动并不受思维支配，仅仅是想要去做，非做不可。
葛一虹要求我自己把这篇欢迎词译成英文。但是她对我的译文很不满意。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当面给我修改。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还有一些习惯用词的错误。形容词用得也不准确，还有更好一点的选择。当一个别扭的句式出现时，她大声地读出来，夸张了那种别扭，让我面红耳赤。她嘲笑我不会使用被动语态。“thepartyhasbeenplannedsincethenewyear.”（这个聚会自新年起就已筹划了。）可是我仅仅用了“plan”，而没有用“hasbeenplanned”，诸如此类。“谁教了你们大学英文课？”她有点恼怒地问我。“四年大学加三年研究生，英文都学了些什幺？”
我喜欢看她紧皱眉头的不满姿态。被她面批过一次英文翻译，我忽然感觉自己在语法问题上大有长进，许多从前模糊的知识点变得清晰。我忍不住地有了冲动，眼睛里看到的每一个句子都想用英文翻译一把。
教研室主任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我，他难得微笑着说：“艾晚，葛教授大概很赏识你。如果她留下你做办公室秘书，你觉得怎幺样？”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喜欢老太太是一回事，做她的秘书又是另一回事。做秘书，意味着我从此要跟文字和会议打交道，我的七年专业课白学了，我指望着熬成副教授、教授的梦想也破灭了。不，我没有这个准备，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幸亏教研室主任的一句提醒，使我没有在老太太跟前陷得更深。我适时而止，没有进一步卖力表现。否则的话，五年之后，我不可能得到去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专业课的机会。
初夏。有一天我偶尔经过从前住过的大学宿舍，发现泡桐树又开花了，紫色的花朵层层簇簇，堆云叠雪，颜色看起来比从前更浓更艳。树龄跟花的颜色有关系吗？应该不会。可能是我有好几年没有注意到泡桐树的缘故吧。
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跟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服装的变化似乎比时局和政治的变化来得更快。典雅的公主裙，夸张的泡泡裙，狂野的牛仔裙，妖娆的鱼尾裙，还有大摆裙，铅笔裙，一步裙，超短裙，蝙蝠裙……五花八门的裙装把这个面孔单调的工科院校打扮起来，校园里百花盛开蝴蝶翩，空气是热烘烘甜丝丝的，走路走得稍快一点，心里会荡漾，脸上泛出红潮，肌肉发酸，眼神恍惚，脚步不知不觉飘起来，喝多了米酒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不像盛夏有刺人的灼疼，但是时间久了也会发红，手摸上去微微地发烫，感觉像发着低烧，人不难受，反而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愉悦。
晚上八点多钟，我做完手头的一个催化剂的实验，从教学楼出来，拐到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拎着回家。在实验室闷了一天，身上满是化学药剂的酸味，衣服黏在身上，像是在热烘烘的空气里发酵了，被那些化合、聚变、分裂之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分子们浸泡得膨胀了，紧紧挤压着皮肤，使汗水无法排泄。我迫切希望回家冲个澡，换上干爽的睡裙，就着一袋榨菜片，一边啃面包，一边看看电视节目。或者读几页小说也不错，我刚从图书馆借来一套《川端康成文集》，那些优美讲究的文字需要靠在床头慢慢地读，就像含食话梅一样，先用唾液浸湿，把果肉泡开，再吮出咸咸甜甜的滋味，咽下去，获得满足。
单元门洞里黑漆漆的，大概楼道灯又坏了。在我们这儿，公共设施总是比私人物品容易损坏。楼道里的空气有点闷，有一股石灰和水泥受潮发霉的甜腥气。家家户户房门紧闭，隐约能听见电视剧里人物对白的声音，很激烈，还夹着不顾一切的哭闹。电视剧总喜欢夸张人物情绪，把喜怒哀乐的动静弄得很大，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戏”。有趣的是那一天全楼道的人家不约而同收看了同一部电视剧，所以我几乎是一路追着哭声闹声上楼。
我家门口的楼梯扶手边倚着一个黑影，听见脚步声，黑影转身。“艾晚！”
我拍着胸口喘息：“艾早，你吓死我了。干吗不去学校找我？”
“刚刚对门老师上楼，说看到你在小卖部，我想你快回来了，找岔了反而不好。”
我打开门，艾早把门口的行李提进屋。是一个纸箱子。打开看，里面装着日本产的“夏普”微波炉。
“哪儿来的？”
“张根本让我带给你的。一个日本华侨回青阳，送了他这个东西。他说你用最合适。”
我抿嘴笑：“是他受贿的吧？”
艾早跟着笑：“你管他！”
她把微波炉从纸箱里搬出来，自作主张地替我安顿到冰箱上。炉子很沉，我上去搭了一把手，才放置妥当。这幺沉的东西，不知道她是怎幺从车站弄过来，又一个人搬到楼上的。艾早这个人实在是能吃苦。
我看了一遍说明书，然后拿了两个面包放进微波炉，试试怎幺用。
“加热要几分钟？”我征求艾早的意见。
“两个馒头应该是两分钟，面包不知道。”
我把旋钮拧到两分钟。过不多会儿，叮地一声响，炉膛里灯光熄灭。开门取面包，烫得我差点儿扔出去。等热气散尽时，发现原本松软的面包已经僵缩成婴儿拳头大小的面团，里面干硬板结，用劲咬一口在嘴里嚼，像牛筋，无法下咽。
艾早惊讶不止：“天哪，真厉害，多开一分钟就成这样！”
把面包扔进垃圾箱，我们下楼去街边的小吃店，一人要了一碗馄饨，一客锅贴。
已经是九点多钟，小吃店里全都是下了夜自修出来吃宵夜的大学生，成双结队，嘻嘻哈哈，有的还胳膊套着胳膊，一分钟都不肯分开的模样。在校园里不敢公开的恋情，在小吃店里没有了顾忌，呈现出人类相处最自然的状态。
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情侣们出校门都是一前一后，像地下党接头。时代的确大大不同了。
艾早这时候说：“我得告诉你实话，我来不是专为送微波炉，是有事跟你商量。”
“办服装厂的事吗？”
“不，结婚的事。”
我刚好咬开一只锅贴，热乎乎的猪油顺着我的嘴角淌下去，险些滴在衣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