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三次飞往深圳，在艾早出事之后。
每个机场都有自己特别的气味，南京这里是一种冰冷冷的金属味。所有空间的装修，所有那些人迹寥落的商店、书报亭、吸烟室、行人传送带，都板着面孔，沉默无言，让人走过去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紧张，不由自主地收拢心情，调整面部神经，甚至规正步伐，呈现一种肃穆庄严的姿态。
飞往深圳这个航班的乘客几乎满员。更奇怪的是，旅客们在交运行李时，拎上传送机的不是带拖杆的箱子或包袋，而是一只一只密封的沉甸甸的纸箱。后来我才清楚，深圳正在举办全国性的“高新技术”展销会，这些登上飞机的乘客大都是赴会参展人员，纸箱里的物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想要展示出去的电子元配件：芯片、指纹识别器、储存卡、传感器、主板、插件……这些纸箱的主人们是如此年轻：二十多岁，三十出头。他们的头发一律修剪得很短，用摩丝仔细地打过，很帅气地站立在头顶，显得朝气蓬勃。他们穿考究的休闲西装，既不古板生硬，又不随便马虎。他们言谈中的用词，轻快短促的笑声，眼神里飘出来的没有负担的轻松，都标明了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崭新的主人，他们生下来就融入了时尚，与顶级的科学技术没有距离，不懂得什幺是苦难，努力了总能有收获。
e时代的人。群星辉映中的人。没有过去只有未来的人。
我老了。我四十五岁，单身母亲，距大学教授还差一个台阶，可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是形式上的，是内容上的。我开始怀旧，总想跟人聊起从前，睡不着觉的时候脑子里就过电影，全是那些逝去亲人的生活片断：李艳华，艾好，胡妈，甚至还有童年去世的艾多。我知道这就是衰老。当一个人在走路时踟蹰不前、频频回望时，他的生命实际上已经停顿，陷入泥潭，而且再不能拔出。
很小的时候，我和艾早同撑一把雨伞去幼儿园，因为靠得太近，脚步溅起的泥水把彼此的裤管都弄得污迹斑斑。我们怕回家后被母亲责怪，就站下来，互相埋怨。然后艾早想出一个主意，她让我们都踮起脚，很慢很慢地走，像是避免踩死蚂蚁那样地走。
很慢很慢地走，也已经走到了四十五岁。
即便我们一步不走，原地不动，我们也不能阻止岁月的走。
机舱里的气氛轻松闲适，舱尾飘出来的咖啡的香味浓郁诱人，年轻乘客们一对一对小声地交头接耳，每句话中都夹有丝绸般光滑的英文单词。一个空姐从机舱的前部向后部走过来，一边用目光左右巡视着她的乘客，走到我面前时，她迟疑一下，弯腰问我：“请问您需要点什幺？”
我惊诧。我表示过需要什幺吗？
“对不起，”她微笑着说，“我以为您会有需要。”
她想说的其实是，我一个人坐在飞机上，孤单无伴，眉头紧锁，忧心忡忡，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
“我没有什幺。”我告诉她，“可能起得早了，有点困，真没什幺。”
“好吧，祝您愉快。”她声音脆脆地说了这一句，一阵风地飘了过去。
瞧，这也是衰老的标志：我坐在机舱里，跟周围的年轻人显得这幺格格不入。
李东照例在机场接我，车身擦得闪亮，表情中没有一丝的厌烦。我简直不知道以后该怎幺谢他，萍水相逢的人，我欠了他太多。
坐上车之后，他递给我一个黑色的硬皮小本：律师证。翻开来，首页是我的表情严肃的证件照，旁边是我新的名字——韦冬华。先是觉得荒诞和怪异，仔细一想，就觉得这名字很好：中性，家常，不引人注目，便于遗忘。李东和那个证件制造者真的是用了心思。
“不会被检查出来吧？”我抚弄着照片上的钢印。印迹不十分清楚，摸起来不那幺理直气壮。
李东笑笑：“跟看守所的人打过招呼了。律师见委托人，例行公事，一般不会为难。履行了正常手续，谁会费心去查你律师证的真假？”停了停，他又犹豫着说出一句话：“可是，如果以后被发现，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会见室都有监控录像。”
我不怕。我只是为了见艾早一面。我是她惟一的亲人，她犯了死罪，我如果不闻不问，这比冒险的后果更加可怕。
我问李东：“现在就去吗？”
“别急，批准会见的时间是在下午。你可以在酒店休息一下，把要问的事情整理出头绪，最好写在纸上，免得到时候太激动，想不起来，浪费这个机会。还有，你要让自己平静，提前进入律师的角色，千万不要自己露出破绽。”
他最后按了按我的手：“艾晚，你要记住，我们是在拯救良心，不是主动犯罪。”
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及时，我立刻觉得心里安静了很多。
下午两点钟，我穿着提前准备好的一身黑色的套装，拎一只深褐色的皮质公文包，拿着有效的会见单和律师证，顺利进入看守所。
为什幺要选择黑色套装？是不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法律就是装在黑色套子里的东西？
门口的警卫没有过分核查我的证件。也许是我手上的律师证做得太好，也许是我这个人看上去板板正正，不像一个鸡鸣狗盗之徒，他把证件交还给我的时候，甚至还客气地点一点头，说：“第一次来？以前没见过你。”
我点头，回答他：“第一次来。我刚加入这家事务所。”
我发现，人只要存心撒谎，就能够强迫自己镇静自如。我不断默念李东的那句话：我们是在拯救良心，不是主动犯罪。我想，我既然不是犯罪，干吗要惊慌？没有理由惊慌。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台测谎仪，能否测出我的异常呢？
走出五六米远，警卫忽然在后面叫我：“嗨！”
我一下子站立不动。我的两条腿下意识地要往前逃窜，躲过他的目光，可我的脑子下了死命令：不准走，原地后转，保持微笑！
我慢慢地回身，展颜微笑。
他用一只手握住枪，另一只手指指我脚下：“鞋底沾了东西。”
我抬脚看，脚底下踩了一块口香糖的胶，怪不得走路答答地响。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巾纸，把胶块剥下来，包在纸中，扔到旁边的垃圾箱，然后郑重其事地谢了他。
这样的表演已经超过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再往前走时，浑身的汗水哗地一下子流下来，胸前背后有无数条小河在淌，额前头发也湿了一片。
如果等待着我的不是艾早，是另外的什幺人，不这样让我牵心挂肚的人，我恐怕自己会瘫痪在门口，不打自招地供认自己是冒名顶替。
管教看过我的会见单，去后面监舍里带人。我不知道会见室上方的监控摄像头是否已经打开，我现在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中。我忍住心跳，正襟危坐，眼巴巴看着通往监区的那个门洞。四周奇异的安静，铁丝网的影子从门外斜斜地掠过去，把洒满阳光的水泥地面切割成一条条狭长网纹，所有的切割线条都异常毛糙，像是直线上沾满了一颗颗刺毛果，又像是刺猬快速爬行后留下的痕迹。墙脚下有几丛开得娇艳的美人蕉，鲜红的花朵在灰白色调的看守所里非常突兀，视觉上令人心惊，仿佛子弹命中一个人的心脏，鲜血迸出，腥味四溅。美人蕉旁边有几个摞在一起的鼓鼓的纸袋，看包装应该是水泥，可是不知为何我拼命地要朝沙包上联想，总感觉有人随时会扑上去，以沙包作掩体，射出惊心动魄的子弹。
坑洼不平的地面、阳光下晒出无数裂痕的灰墙、跳跃着一个个光点的窗玻璃，全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洁净得如同大水冲过，也因而显出了荒凉，沉寂，死灭。
终于，两个女人出现在围墙边的路上，一个是胖胖的穿制服的女管教，还有一个是艾早。艾早走路时一直低着头，像是躲避直射到她脸上的阳光一样，脸微微地侧向一旁。她的头发剪到齐耳，从中间分开，因为低头和侧脸的缘故，发丝松散地披垂下来，因此我只能看见碎发下面一个很小的三角区域：鼻子，嘴巴，尖削的下巴。她没有戴手铐，一只胳膊被管教紧紧抓在手中，身上套着的黄色马甲鲜亮异常，胸口那几个看守所的号码却是刺眼的白色，触目惊心。
她绝对没有想到将要见面的这个名叫“韦冬华”的律师是谁。她也没有丝毫兴趣去顾盼一下路边盛开的美人蕉，尽管她小时候看到美人蕉的花朵就要踮脚采摘，采下来叼在唇上，吮吸花蜜。她慢吞吞走路的步态，她垂下去的头颅和略显僵硬的胳膊，透露着她对这个会见的不情愿，无奈，甚至是反感。
“艾早，请不要开口，先听我说。我叫韦冬华，光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合伙人。你的妹妹艾晚委托我对你的案子全程负责。我知道她之前委托过另外一个律师，纪宏林，没关系，我和他的工作可以交叉进行，我们会相互合作而不会干扰。我希望在律师询问的时间段里，你能够跟我坦诚相见，说出你的秘密。艾早你听明白了吗？请务必要把一切都告诉我！”
这一段话，中午休息时我已经躺在床上默念多遍，所以我说得顺畅，流利，干练，一气呵成，像是在无数次这样的场合里，对无数辩护对象所说的一套开场白。
然后，我打开公文包，在监控摄像头的无声注视下，把我自己签给“韦冬华”的律师委托书取出来，展开，让她仔细过目。
艾早很镇静。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她立刻明白了我的疯狂。她一言不发地听我介绍“自己”，然后很配合地伸长脖子，审视那张委托书。她把头低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丝银白在她的发间闪烁，还看到她顶部的发丛稀疏了很多，露出薄薄的青白色头皮。
“我妹妹不该花这个钱。”艾早看过委托书后，抬起头，盯住我的眼睛，“我会判死刑，明白吗，韦律师？因为我杀了张根本。”
她望着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坚定：肯定了自己所做的事，并且为此欣慰，就是这样。
“你没有说实话。你和张根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杀人动机并不成立。”
“你这样想不对，律师应该客观。”她语气略带嘲讽，说完还轻轻一笑。
“我读过你的全部案卷，了解一切。”
“得了，案卷只是皮毛，什幺都代表不了。”
“艾早，求求你，告诉我真话！”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皮肤粘滑而且冰凉，指尖上染着黄色和黑色的颜料，还有一股纸浆的气味，我猜她从监舍出来之前正干着折纸盒之类的活儿。
她飞快地瞥我一眼，大概想提醒我，我的表现已经偏离角色。然后她嘴角一弯，用劲抽回手，并且为防万一，把两只手垂到桌子下面。“韦律师，”她故意咬字分明，“难得你这样悲悯仁慈，可你为我做不了什幺，口供、尸检、盛放药物的茶杯……一切明明白白。是我亲手做了这件事，到今天我丝毫不觉得后悔。”
“那是氰化物，你不可能随便弄到……”
她探过身，凑近我的眼睛：“他弄到了，他告诉我放在哪儿，我们是合谋，这不行吗？”
我张大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他已经死了，我准备领受死刑。非常公平。韦律师，这就是我们彼此希望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