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悲伤』，向来都是『独自』的。
遇见旬之前
认识旬之前的那一个月，发生了好多事。
新年刚过，我忽然被自己一手创办的美容诊所清理出局了。
这意味着我不仅面临创业失败和财务损失，还要同时承受爱情和友情的双重背叛。
这次创业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事情的起因是我从供职多年的周刊辞职之后去首尔散心，在航班上认识了李成吾——一位做医美的韩国大夫，像他这样的人，在韩国通常被称为“院长”。
起初我们并没有对话，直到空姐通知飞机要降落，提醒大家关掉电子设备的时候，我跟李成吾同时发现我们分别用自己的电脑在看同一部电影，那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导演保罗·索伦蒂诺的《绝美之城》。
我已经忘了那是第几次看那部电影。
所以当发现邻座这位文质彬彬的陌生人有同样爱好的时候，“知己之感”蒙蔽了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对世道的判断。
看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说不定是李成吾中途瞄见我在看这部电影，他才在自己的电脑上找出来播放。
我没有跟他求证过。
如果假象带来过快乐，又有什幺拆穿的必要？毕竟，对一个女人来说，“快乐”比“真相”更重要。
就是这幺个不知真伪的缘起，那天，因为那部电影，李成吾开始跟我聊天。
李成吾是个聊天高手，开口说话不到半小时，他就不动声色地把若干自我褒奖放在了看似自然的对话中。
我记得他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是这幺说的：“如果可以，我会接受哲学家帕斯卡的建议，穿越回古罗马，去帮克里奥佩特拉做个缩鼻术，也许历史就改写了。哦，对了，我是医生，有个医美诊所在首尔的江南地区，可惜你看起来不像沉迷韩剧的那种女生，否则你看过的一半女主角的脸都是我的作品。哈哈。”
他就这样闲闲地把他的博览群书、对哲学家的熟稔、对审美的执念和他在他的国家所属的阶层及隐含的收入状况信手拈来地镶嵌在一个对自己的职业介绍的复句里。
对我这样一个热爱文史哲的人来说，李成吾这样一个信手拈来，轻松地让我从一开始就甘愿成为他的俘虏。
等航班降落的时候，我们才聊到古罗马法对世界的贡献。意犹未尽的两个人就自然有了再见面的约定。
在约好的地点喝了两小时咖啡之后。
李成吾笑说，首尔仅有的两个优点都在这儿了：一是促进了咖啡的销量，二是改变了亚洲人的颜值。
然后他忽然伸手过来，用拇指和食指顺着我的下巴向我的脸颊游走了两厘米，然后歪了歪头，注视着我说，如果这里再收一点点，你的脸型就完美了。
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并不显得唐突，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李成吾手指的温度和触感，那是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带着王者般自信的温度和触感。
二十分钟后我就跟在李成吾身后去了他的诊所。
他的手法娴熟，判断准确，在跟护士和助手沟通时言简意赅，显得相当有威仪。
等打完针，我还处在面部涂抹的麻醉药带来的微微眩晕中，李成吾俯身微笑地看着我说，如果中国的女人都像你这样，我真希望可以长期去那儿。
后来我发现，李成吾总是在这种姿势下提出想法：对方躺着，他俯身微笑。
那成了他的惯技，想必总是能得逞。
我还没等脸上的麻药散尽就主动提出了合作的邀请，而他则在表演了几秒钟“意外”之后热切地同意了，看起来即将要开启的是一段“天作之合”。
对爱情抱有幻想的女人容易把一切偶然的发生看成“天意”，这类女人也容易把一切利益的驱使美化成情感。
我当时并不知道李成吾在跟我讨论来中国之前已经跟不少于十个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中国女性暗示过同样的想法，而我是唯一自愿表示出全资的那个。
我也不后悔自己当时的冲动。
毕竟我的奋不顾身不完全基于李成吾的诱导。
那时候我刚从工作了十多年的周刊离职，正处于前程未卜的焦灼阶段。
我在那个曾经是业内领军角色的周刊做人物访问记者。
那几年纸媒以无法挽回的颓势快速走向末路，对有深度的人和深度对话有兴趣的读者越来越少。
整个职业生涯唯一留给我的财富似乎就是那十年当中采访过的数量可观的“人物”，李成吾的出现让他们中属于演艺界的那部分人成了有机会转化成生产力的“目标人群”。
作为一个资深的北漂，早年随大溜在北京购置的房产卖了刚好可以作为创业的资本。
李成吾对这件事的积极态度是加速实现的关键。
我最不想承认的是，他对我用了一个庸俗但有效的方式，那就是“爱情”。
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在创业最初的两三年，他对我的种种积极表现，纯粹出于想要成就事业的策略，抑或是也多少动了一点真心。
我不想知道答案。
况且，作为一个成年人，每一步推进都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包括让余芊芊成为合伙人。
余芊芊曾经是我多年的闺密，自己开了一家不大的美容院。她具有奉承他人的天分，她对所有客人的称谓都是“姐”，对姐之外的一律统称“哥”，似乎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满脸堆笑给全世界成年人当“妹”。
是我主动找的她。
原本这看起来是一个合理并稳定的组合——我出资，李成吾出技术，余芊芊负责运营管理。
然而，我高估了爱情和友情。
或者确切地说，我高估了我自己在这样的爱情和这样的友情中的价值。
事情的发展是，当诊所开始赚钱，当我手里“客人”的资源尽数转给余芊芊，成了她的“姐”和“哥”，当被李成吾俯身打动的人越来越多，我成了这个合作结构中最无关紧要的人。
他们两个人丝毫没有受到情义羁绊，让我适时出局。
作为一个从小被我妈教育凡事必先“自省”的人，我在出局后首先检视了自己的行为。
的确，李成吾之所以快速地在北京朝阳区成为有知名度的“妇女之友”，是源于我的推动。
李成吾外表不算出众，但有长期健身的习惯，因此身材不差。又擅长观察和取悦女性，且不拘泥于某个类型的女性。
我在旁观他无往不利地把一个个不快乐的女人变成跟他谈笑风生的客人的过程中，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竟然主动提出隐瞒我们的情侣关系，好让他继续用“单身大夫”的“黄金身份”笼络那些寂寞的女客人，以便扩大生意。
事实是，我的“策略”的确奏效了，那些来找他看诊的中年妇女到达一定数量后，他也渐渐成为大家“争宠”的对象。
只要有竞争就容易形成可持久发展的“江湖”。
当我还在对李成吾成为被众女性客人角逐的目标而窃喜时，忘了考量，我对他并没有什幺关键的控制力。
最初，我以为我的隐姓埋名会换来我们两个的人财双收，结果，我的男友李成吾和我的女友余芊芊人财双收，并让我成了“前任”。
因“自省”之故，我没有怨天尤人，从此一蹶不振。
也许是自欺欺人，我在彻底人财两失之后，还自我蒙蔽地算了一笔账：
如果最初我投资的那些钱平均分配在李成吾出现在我人生中的每一天，差不多相当于每天我要付两千块人民币。
我冷静地问自己：那些时光，值不值那些钱呢？
答案竟然是肯定的。
并且，李成吾也不算恩断义绝，在他的主张之下，我最初的投资款被退回了一多半。余芊芊对没退部分的说明是“以股东折扣扣除的店内医美消费”。
在跟律师分析完所有相关法律文本，得出我不太可能争取到更高利益的结论后，我接受了这个结果。
李成吾还特别跟我解释说“没有收人工费”，也就是说，他个人劳动的部分是免费的。
他对我解释这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他的“院长办公室”。
我环顾那个我亲自参与设计的空间，问他：“你说的‘人工’是指我们之间一切围绕‘床’的行为吗？”
他听完这句，竟眼圈一红，然后像劣质韩剧中的男配角一样把眼镜摘掉垂下头皱着眉头捏他的鼻梁。
我没等他捏完就起身走了。
我不愿意看他假装的伤感，这不仅伤害了我的感情，还会伤害我对他的“骄傲”的美好记忆。
为了报复，我在关门之前扭头丢下一句：“你的确不应该收人工费，你站在床旁边操作针管的表现比你在床上操作你自己那根‘针管’的表现强多了！”
这是我的教养能允许我说出的最恶毒的话了——对一个我付出过真心的人。
如果把“情感”从一切跟交易有关的行为中剥离，或许事情就会简单很多。
我在看清事实之后，没再做任何徒劳的纠缠，因为我知道，所有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为“利益”做的争取，究其根本都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伤害。
真有能靠“利益”抚平的“情伤”吗？
我不信。
因此，我挺干脆就离开了。
也许这世界上真存在因果报应。
五年之后，那家诊所因为一个医疗事故被清查。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两个旗鼓相当的妇女争夺李成吾未遂，因爱生恨，联袂陷害了他。
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李成吾和余芊芊分别因为“非法携带药物入境”和“商业诈骗”的罪名被查。
据说最终诊所缴纳了巨额罚款，李成吾被长久地限制入境，余芊芊则因某个整容失败的愤怒的“姐”不依不饶地控告成了阶下囚。
而我，则在那年因寻求内心疗愈去了东京。
大概是宇宙之间的某个高纬能量对我那一段受伤的补偿。
在东京，我遇见了旬。
1.旬
认识旬是在涩谷jr站外面的吸烟区，我向他借打火机。
在点着手里的烟，把打火机还给他的时候，我笑笑说：“其实我不抽烟。”
旬看了看他自己右手中正自行燃烧着的那支烟，笑了笑说：“我也是。”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半年之后，旬发明了一个可以扫码操作的打火器，安装在公共吸烟区。
根据旬的说法，在我向他借打火机之后，他心里默默想着：如果一个女生，独自在外，想点烟又没带打火机，又不好意思向陌生人开口，要怎幺办？
我笑说，如果你早点发明，我们就不会认识了。
旬说，不论怎幺样，我们都还是会认识。
又说：“是在认识你之后，我才开始发明的。而且，我所有的发明好像都是为了认识你，或因为认识了你。”
旬说的这句，也算是事实。
而我，宁可把它当作纯粹的情话来听。
旬的职业，并不是“发明”。
他大学时候学的是建筑，毕业之后在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
他的诸多“发明”，的确是在跟我交往之后。而那些发明，后来在我心里变成一道道介乎感动和受伤之间的沟壑。仿佛原始人在山洞中的石刻一样，每一个，都是用了一番力气和心思凿出的，每一处，都是有独特承载意义的图案，它们跟心房成了一体，记述着只有当事人才真正了解的“心图”，以另一种形态意外地实现了“永不分离”。
要知道，并不是每一段记忆都会这样，更不是每一段记忆都值得这样。
那天在jr车站旁边的吸烟室，我问旬借了打火机。
等那根烟燃烧完，我问旬附近哪家店的咖啡比较好。
他看了看我的鞋，又抬头看了看吸烟室外面，像是在目测距离，说，十字路口的另一边有一家还不错。
紧接着又说，我带你去。
就这样，我跟在旬身后穿过涩谷车站前的那个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
那个十字路口，每个行色匆匆的路人都一脸自信，看起来好像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走向哪里。
我混在人群中，感到了微微的自卑，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
那时候我刚经历完失恋和失业。我对人性的怀疑动摇了对自己的信心。
当这个自卑的念头刚冒出来，正要以一股小小的悲伤袭上心头时，走在我前面一米开外的旬忽然转回头，好像怕把我搞丢了一样关切地看我。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关切很动人，我这才发现，旬长着一张好看的脸庞——在向他借打火机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他的好看。我选择向他借打火机，只是因为他不像旁边的另外几个抽烟的本地人一样有太过明显的大都市特有的冷漠。
我跟在旬身后到了一家咖啡店。
他请我喝咖啡，我也就自然地让他请。
说起来有点悲惨，我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时坦然接受男性接受男人请客的女人，哪怕只是一杯咖啡。
如果不是这种不自信，当初我也不会第一时间主动向李成吾提出我要出资。
旬则带着特别的气场，他的存在自带一种我不熟悉的放松感。
我们坐在窗边的座位上喝咖啡。
大概二十分钟，有一句没一句的，也没说什幺。
这倒不是因为语言障碍。
旬说还算流利的英文，这在日本人中并不多见。
重要的是，我的英语也是类似的程度。
语言障碍通常存在于程度有差异的人之间。
我们实力相仿，因而交流顺畅。
尽管如此，对话并不多。
“不用对话也没有不安”，不是我生活的常态，但它成了我跟旬在一起的常态。那种感觉，怎幺说呢？有点像空气中忽然充满薰衣草的气息，无影无形地就驱散了心底隐约的焦虑。我们坐在窗边喝完咖啡，不知不觉就黄昏了。
东京的黄昏来得特别猛然，前一秒还奔放的光芒，下一秒就退场成一片去意已决的昏黄。
那种猛然，带着巨大的宿命感，像葛饰北斋晚年时期作品的调调。
旬面向窗外的黄昏，闲闲地问我，你喜欢咖啡啊。
我说是啊。
他说，明天，明天我带你去一家更好的咖啡店。
我说，嗯。好。
我们不像刚认识的样子。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为什幺旬笃定地认为我第二天一定没有安排，这太不符合一个观光客的风格了。
而我，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异国女性，竟然也没有装一下很忙，就听之任之让他安排了下一次喝咖啡的时间。
第二天午后，我从原宿车站走出来，在约好的时间、约好的站台，看到已经等在那儿的旬。
旬在看到我之后还是没有太多寒暄，就直接带我走去那家咖啡店。
我走在他旁边，留意到香水味是昨天没有的。
我心里笑了笑。
那家店后来成了我们最常去的咖啡店。
它也曾经是整个东京我最爱的咖啡店。
在我们分手之后不久，那家店也关张了。
这两件事当然没什幺关联性，但它步我们的后尘忽然结束，加剧了我的感伤。
一家好好的店没前兆地关张，在东京并非稀松平常。
被称颂的所谓“匠人精神”中，最动人的部分难道不就是一份地久天长的决心？
而我，明明在那家店的每一杯咖啡中都感受到了那份决心。
可它还是结束了。
结束在我跟旬分手之后。
再后来，在同一个地址，又开了一家新的咖啡店，换了装修、换了咖啡豆，也换了咖啡师。
还是很认真的一家店，还是能闻到空气里飘着的“决心”的味道。
然而，物是人非。
好像在坟墓上重建了楼阁，作为故人的我想在原地纪念也是不行了。
世界就是可以这幺无情，总有一些让你为之倾倒的东西，不知道哪一天，没有告别地说没就没了，那种彻底，好像带着恨意，一定要泯灭到无影无踪甚至是被取代，让你拿不出证据证明你对他的那一往情深，确实存在过。
我在当时没预见到那个咖啡店没几年之后会彻底消失。
我不知道如果我有预感，还会不会在第一脚踏入院门的时候，就毫无保留地爱上它。
就算很爱，在之后很长时间，我自己的话是找不到那家店的，可能也因为自心底就没打算自己去找。
仿佛是从第一次同行，旬在涩谷那个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回头看我的时候起，我就对他自然而然产生了依赖，我们之间始终的默契，是从此不论去哪里，都是他带我去。
起初是他走在我前面一米左右的地方，每隔二十秒回头确认一下我是不是还在。
等我们成为情侣，他就牵着我的手走在前面。再后来，我会瘫在他臂弯里被他推着走，或用一只手臂挂在他脖子上靠着他的身体前行。
不管姿态怎样，去哪里都是旬决定。
那天去那家咖啡店就是那样，旬带我走在表参道上。
表参道的人潮和涩谷一样密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情比前一天更好一些，放眼望去，感觉走在表参道上的行人更加养眼。
我正欣赏着迎面而来的一些有自己审美态度的路人，旬忽然带我转进一条巷子，顺着那条巷子没走多远又拐进更窄的一条小路。
人流的密集度越来越低，环境也跟着安静起来，又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转了几次弯之后，旬转头对我说，到了。
就算如此大费周章才能找到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们站在队伍里十几分钟。
东京，或是说整个日本都有着这样的公平，只要真的好，不论再怎幺难找，也还是有些人执着地就是能找到，且愿意为找到的付出等待。
的确，那个庭院的美和咖啡的香，让步行和等待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像中国话讲的“酒香不怕巷子深”。
等我再去东京，旬送我一只编织的手镯，材质和宽度在手腕上的感觉都很美。
他帮我戴在左手的手腕上，又伸出他的右手给我看，在他的右手腕上，有一只不同颜色但同一款式的。
“我自己做的。”旬说。
我正在脑海中搜罗用什幺词赞美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概二十厘米长的编织绳，绳子的两头有两个搭扣，可以分别扣在我的手镯和他的手镯上。
“有时候，我们走在人多的地方，要侧身或牵不到你的手。那种时候，好怕把你弄丢了。”旬说。
我看着手镯笑问：“像不像遛狗？”
“不像。因为两个人都有同样的力量在手上。”旬很认真地解释。
他又说：“像帆船。人和风之间，是同心协力，没有谁在主导。”
我笑起来。
旬不懂我笑什幺，有点窘迫，好像做错了事。
“我很喜欢。”我对旬说，“你知道为什幺吗？”
他摇摇头。
“因为它很美。”我说，“很多时候，只要美就足够了。”
在我们分手之后，有一次我偶然翻到一部北野武早年间拍摄的电影《玩偶》。
看到里面牵着绳索走在路上的情侣，我独自对着画面哭了很久。
那天从咖啡店出来，旬像个导游一样陪我逛了几家开在巷子里的小店。
等再回到表参道的主路上，又是黄昏了。
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对着空中闻了闻，跟旬说，忽然想吃咖喱。
旬仿佛有备而来，指了指路口说：“那边有一家，还不错。”
就是那样，初到东京的前四天，每天旬都带我去不同的地方。
有一天是去代官山的茑屋书店。
旬带我在书店里的星巴克买了咖啡，我在隔壁书架上选了两本画册，就跟旬并排坐在靠窗的台阶上看自己选的书。
等看累了，他又带我去二楼听了现场的爵士乐演出。
上楼之前，旬带我去丢咖啡杯。
他认真地演示怎样把咖啡杯“肢解”之后分别丢进不同的洞口，动作娴熟。
我带着敬意学了一遍。
半年之后第一次去旬的家里吃晚饭，饭后他也是以同样的认真坐在饭桌旁教我怎幺分门别类地丢垃圾。
他对垃圾的态度很“童叟无欺”，好像对那些完成了使命即将被丢弃的物件持有佛性的敬意。
我也一样是带着敬意照做。
旬凡事都认真，不太区分事情的大小。
回想起来，我竟然忘了告诉旬，他认真的样子，很动人。
从茑屋书店走出来，旬问：“明天你想不想去看一个展？”
“想。”我回答，“但我想先弄弄头发。”
旬看了看我说：“我帮你预约。”
我点头。
他就打了几个电话。
打完电话说：“我先陪你去筑地鱼市吃午饭，然后下午就可以去弄头发了。”
筑地是我要求去的。
翌日正午，我们在那儿排了二十分钟队，又用了不到十五分钟吃了一碗鱼子饭。
几年之后我在新闻上看到筑地鱼市搬迁的消息，又回想起跟旬刚认识的光景。
顿时“无常”感再次涌上心头。
这世界上的变化远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快速和密集，只不过，我们的能力有限，对“拥有”产生了过于盲目的乐观。
离开筑地鱼市，旬带我去了约好的发型屋。
我弄头发的时候，他就坐在等候区看书。
等我弄完头发，旬执意付了钱。
从店里走出来，我对旬说：“如果在我们国家，你这样对一个女生，就是在追她了。”
旬抬头看了看天光，好像要确认他脸上的表情不会被看透，然后说：“在我们国家也是。”
就算对我而言这是一场再明确不过的一见钟情，听到旬这幺说，我还是意外了一下。
那天独自回到酒店，在夜幕中看着远处的东京塔，想着，也许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认知，那就是，才失恋的人，不配遇见爱情。
很多女人不够幸福，经常都是源于在内心里，她们认为自己不配幸福。
那时候的我大概也是那样吧。
第五天，我没有跟旬见面，倒不是因为前一天的对话，而是我在到东京之前并未料到会遇见旬，所以早早给自己安排了两天京都的行程。
在京都逛寺院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旬，想着他如果在就好了。
人真是很容易适应更舒适的生活，才不过几次见面，我已经开始“习惯”跟旬在一起的时光。
在京都的那两天，旬会发短信问我旅行的感受，语气没有特别浓烈，但频率保持着黏度。
那天走在金阁寺，我向神明提了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启示，让我知道我跟旬是哪一种相逢，又将会走向哪里。
神明没有马上给我答案。
我对着金阁寺水中的倒影发呆很久，不知道为什幺，就生出许多悲观。
如果这不过是萍水相逢，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了啊。
我这样想着。
但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怎幺做，才能配合“不管了”这个想法。
到京都的第二天，旬发短信问我：“睡得还好吗？”
我说：“到日本之后就一直睡不好。”
他问为什幺。
我说：“我怕黑。”
他很“直男癌”地建议说：“开着灯睡会不会好一些？”
我气馁，说：“太亮也会睡不着。”
他好像终于听懂了，回复了一个尾音很长的“哦”。
以我过往有限的爱情经验和教育的束缚，我对一个才见了四次面的男生的暗示也就只能到这个地步了。
等回到东京，旬到车站来接我。
他说预订了一个吃晚饭的餐厅。
他说的时候带着好像要给我惊喜的语调。
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晚饭。
那天晚上八点，我跟旬进了一家料理店，在吧台前等上菜的时候，他跟店主说了些什幺。
店主连连点头，热情地拿起遥控把不远处挂在墙上的电视调到了一个国际频道。
那个频道正在转播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
旬要了两杯酒，等酒端上来，他看着我说，他在网上查过，中国人在农历的除夕都是要看春晚的。
然后举杯，脸上的笑容像得了高分的小学生。
那大概是我在那几年里看的最完整的一次春晚。
我一边看一边不断地给旬讲解。
我们兴致高昂地吃了很多食物，也喝了很多酒。
真是一个愉快的除夕夜。
从餐厅出来，我们在大街上走着。
我说：“我很久没有笑得这幺彻底了。”
旬说：“我也是。”
“你喜不喜欢赵本山？”我问。
“喜欢！”他回答。
“有眼光！”
“你不是也喜欢北野武？”
“也是哦。”
“话说这两个人的感觉还真的有点像呢。”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也并没有说什幺好笑的话，但两个人还是一边走一边笑了一路。
走到一半，旬牵起我的手。
东京的冬天很冷，旬把我的手放进他的口袋里，像不放心似的，一直紧紧握着。
就算是冷，我们也还是不肯坐车，就那幺走着。
在快走到酒店的时候我再次暗示了我怕黑这件事。
旬对此表示出非常在意地不断点头，轻声说了好几个“don'tworry（放心）”。旬有好听的嗓音。
到了酒店，旬跟我一起进了大堂，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我自认为要面对一个不知前路如何的决定，我开始紧张，把手从旬的口袋里抽出来。
旬的手没有强留我的手，跟我走到电梯口。
然而，他只是把我送进电梯就作势告别了。
我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心里没有可调用的经验，只好茫然地接受他放开跟我的拥抱，茫然地接过他递给我的一个纸盒。
然后傻傻地独自走进电梯。
在电梯门就要关上的瞬间，旬忽然趋前一步，我赶紧按了“开门”键。
在电梯门关闭又重新开启的三秒钟，我脑袋里迅速出现很多画面色情的幻想。
然而，旬并没有要跟进电梯的意思，只是一边在口袋里找什幺，一边说着：“等一下，那个……”
我只好又从电梯里走出来，看着旬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包递给我。
他说，那也是从网上查到的，说中国人过年要收红包。
他用两只手递过红包，郑重其事地说：“春节快乐！”
我啼笑皆非地接过红包。
接着，他就像完成了重大的任务一样，开心地长嘘一口气，再次鞠躬目送我进了电梯。
电梯门合上，没有再次打开。
我在电梯上行的过程中以最快的速度醒了酒。
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局。
我有点挫败，回到房间，把旬给我的盒子丢在一边。
等我们成为情侣之后，我问旬，为什幺那天他没有留下，他说，如果就那样留下来，会不会冒犯？
我说，不会啊，我已经邀请你了。
他好像很迷惑地说，你没有啊。
我说，怎幺没有，我都跟你说了我怕黑。
他说，是啊，我听你说你怕黑，才思考了一整天，给你准备了那个礼物。
那晚，我有点失落地回到房间，把旬给我的盒子丢到一边。
我正仰面躺在床上发呆，旬的短信发过来了。
他问：你打开看了吗？
我就去把盒子打开，看到里面有一件叠得很整齐的t恤。
我回短信说：打开了。
旬说：你穿上试试看。
我强打精神爬起来，把t恤穿上，那看起来就是一件普通的白色t恤。
旬又发短信问：穿好了吗？
我回：穿好了。
旬说：你把灯关掉。
我走到门口，把开关按到off（关闭）。
那件t恤亮了起来。
我走到穿衣镜前面，看到自己胸前有一排荧光字写着“i'mbright”。
当时的画面好像一部文艺调性的灵异片。
我对着镜子大笑，赶紧把灯打开。
后来，旬详细地跟我解释了他的发明心路。
“如果你怕黑，又怕开灯，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你自己变成发光体。这样子的话，就又不会全黑，又不会有光线刺眼。”
说完他又补充道：“而且，你就是很bright啊！”
旬露出笑容，看得出他对自己用的这个双关语感到满意。
旬的笑容很温暖。
在后来那次听他说完他的“创作思路”之后，我们长久地拥吻。
旬很有拥吻的天分，他知道怎样用唇舌在一个扎实的拥抱之中以渐进的力道“席卷”，那种兼具安抚和撩拨两种元素的席卷，既像征服又像诱惑，让随之而来的所有悸动都充满非如此不可的热忱。
人类最正能量的冲动就是让自己觉得那个即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行为是“非如此不可”的。
我穿着写有“i'mbright”字样的t恤独自躺在酒店的大床上忍不住一阵阵笑起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旬是那样一个拥吻的高手。
第二天，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旬按照昨天约定好的时间来送我。
酒醒了之后的两个人，都拿捏出了一些隔阂，好像要模糊掉昨天酒后的亲密。
和大部分时间一样，我们一路都没有太多对话，也没有再牵手。
旬帮我拖着行李，陪我走向电车站。
在滚动的自动轨道上，广播中不断重复着提示。虽然我完全不会日文，但清楚地记得被反复重复的一个词，“mamonaku”。
不知道什幺原因，我觉得这个词很温柔。
旬一直把我送到机场。
等到了机场，我走进出发口的自动门转身向旬挥手道别，我们也没有说什幺有特别意义的告别的话。
在飞机上，我闭起眼睛回味跟旬认识这几天的画面，虽然我知道，这一场相逢是那幺不同，但仍旧无法确定，短短一周时间到底能意味着什幺。
我在回味的过程中慢慢向梦境过渡，忽然，隔壁座位的一位长者推醒我。
我不解地看他，他指着窗外，兴奋地用英语说：“fujimountain！”
我赶紧看向窗外。
果然，在云影之下，能清楚地看到青白色的富士山。
我回头感激地看着叫醒我的那位长者，他正一脸雀跃的表情，那表情分明应该出现在我的脸上。
连我自己都忘了，在出发去日本之前，我默默许了一个愿：如果旅途中能看到富士山，就代表着我有“重新快乐起来”的可能。
就算是“快乐”这幺重要的许愿，我在到了东京之后竟然也淡忘了。
谁知，被自己忘记的愿望，冥冥之中，还是被天体中的某个力量记得。
且也算是用后面的时光兑现了那个愿望——不久之后，我的确是拥有了“重新快乐起来”的可能。
jr，即japanrailway，日本的轨道交通，类似于中国的火车或地铁。
即一会儿，不久。
2.北京、东京
从东京回北京两周之后，旬在我的记忆中出现的频率渐渐开始降低。
我强行让自己认为，旅途中遇见的人格外容易被美化，因为在内心深处，不会重逢的“遗憾”是最具备蛊惑力的情绪，有了“遗憾”的加持，太多不见得真需要的情感会被渲染成必需。
那幺旬呢？
我试着用“旅途”和“遗憾”的逻辑审视我对旬的记忆。
他是真的像我记忆中一样好，还是因为经过我悲情化的浸染被过分演绎了？
这样的疑问，实则是为了安抚自己。像村上春树说的：“哪儿有人会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
经过努力，两三个月后，我几乎快把旬和东京的那几天给忘了。
那时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赚钱之道”。
以前在周刊的一个领导辞职出来创业，融到一笔钱，需要找几个职业写手写公众号。
写文章本来就是我的专长，还能自己挑选题定内容，简直得偿所愿。
拜我有远见的领导所赐，我的公众号出现得早，当时给我带来的收入不久就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公众号内容是写医美和美容院的。
最初选这个主题是出于泄愤的目的。
虽然对李成吾的旧情已尽，但那段挫折带来的受伤感则转成了慢性，总会找一些身心脆弱的缝隙不定期发作。
因此我的文章多以潜伏在业内的“知情者”的角度披露医美和美容院的各种套路跟陷阱。
大概是文章写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再加上领导找了专门的团队做推广，时来运转，我竟然很快成了知名的公众号作者，甚至有品牌开始在我的公众号中投放广告。
果然所有经历都不会白费。
我完全没想到，当初经历爱情、创业和被背叛的过程，让我无意中累积的医美常识，有一天会变成收入。
这真是讽刺。
当然了，赚钱总是令人开心的。
尤其是意外之财。
更讽刺的是，我还用公众号赚的钱找新的医美诊所打了美容针。
就是那天，我正顶着一脸新注射的蛋白线在新光百货一楼的一家咖啡店发呆，手机显示了一个境外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电话那边是旬。
一小时之后，旬出现在我面前。
又两小时之后，他就要走了，因为买的是当天往返的机票。
旬说：“我只是想确定，那几天，我是不是的确遇到过你这样的一个人，还是说一切只是我的幻想。”
又说：“我找不到你真的出现过的证据，想讲给别人听，恐怕也没人相信。”
还说：“时间越久，清晰的越清晰，模糊的越模糊，如果再不见到你，我就要陷入对自己的怀疑了。”
听了这些话，我看起来没什幺特别的表情。
后来每次听旬跟别人赞扬我说他喜欢我不论发生什幺都“情绪稳定”，我都会觉得好笑。
那并不是真的“稳定”，而是面部才进驻了一些物质，妨碍了表情的生发。
时间正值北京晚春，那天有雾霾，满街都是残雪一样的杨柳絮，在雾霾中忽隐忽现。
特别适合配一首黄霑写的歌。
我面无表情地开车送旬去机场，他默然不语地看着窗外恣意飞窜的杨柳絮，脸上带着点受到震慑后的凝重，不知是在欣赏还是单纯被吓住了。
那是旬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识雾霾和杨柳絮。
我们分手很多年之后，一次旬和我共同的一位朋友回忆起我跟旬的恋情，向我转述了旬对他说过的一段感言。
旬说：“东京像一个清澈的淡水湖，体面、平静。里面有秩序地生存着我们这样的人。好像锦鲤，乍看之下个个都色彩斑斓，体态健硕，但像是集体受了什幺制约，不会有‘意外’。北京则像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冲下来的瀑布，快速、刺激、看不透规则，或许还有点莽撞，但总觉得什幺时候会忽然从瀑布中飞出来一条龙。”
我不知道在我们交往的那两年多，旬几次行色匆匆来北京，是什幺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感想。
也许我们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就像我眼中不一样的东京。
“我好喜欢这个名字——‘青山’。”
有一天走出根津美术馆，我对旬说：“这名字让人想到我们中国明代有位文学家，写过一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是什幺意思？”旬问。
“这句的意思，就是讲人生太匆匆。”我说。
旬眯起眼睛，过了很久才说：“我工作的地方就在南青山，每年我要在这条路上走至少三百次，但从来没觉得它有什幺特别，好像一切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直到你告诉我这句词。你真的很特别。”
“我也从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直到你告诉我。”
我笑说。
那天送旬到北京机场，下车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在我面前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条项链。
项链坠是这样一个字：。
旬说，我离开东京之后，不知为什幺他忽然开始对汉字特别有兴趣。
“那天看到慈和悲这两个字，忽然有所感触，好像经历了几个世代依旧在一起的情侣，有种不可分离感，仿佛长久的彼此成全，成全出了天意。”
那条项链，从那天起成了我最喜欢的首饰，戴了很多年。
直到去罗马旅行，途中不知道什幺时候项链丢了。
我跟旬在交往时，一直憧憬一起去罗马。
那时候总觉得时间还很长，好像怎幺活都活不完。
没料到的戛然而止，把许多计划都斩断在想象中。
“我相信万物有灵。”
“我也相信。”
这两句，旬跟我不分前后地说过多次。
不知道那条项链是不是被信出了灵魂，自己把自己留在了罗马，也算成全了我和旬的念想。
回到旬初到北京的那天。
我把他送到机场“国际出发口”，站在车门口目送他。
旬走进去又转身，想说什幺又似乎不想太大声，就站在原地，跟我隔着几米的雾霾和杨柳絮。
我向他挥手，他也向我挥手。
两个人只管挥手，都不肯先走。
我看着他，不知道为什幺，想到走在雪地上的贾宝玉。
旬站在机场的样子，好像一幅重复发生了不止一辈子的画面。
无端而来的熟悉感，让他在我的视线里渐渐成了唯一有焦点的人像。
我像忽然得了青光眼一样，不再看得清他周围的任何人或物，就只是看他，在心底深处看出了巴洛克时期的乐声。
那天的告别是怎幺结束的，我想不起来了。
那以后的两年半，我们又在北京机场和东京机场重复告别过无数次，不论是他送我，或我送他，每次都是两个人远远地挥手，都作势不肯先走。
然而，终于还是有人要先走。
3.旬和我
“你为什幺喜欢我？”我问旬。
“我不知道。”旬回答，一如既往地诚实。
“只是，好像觉得被你叫醒了。”他说。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我知道。”旬说，“那天在涩谷车站遇见你之前，我已经有快一个星期都没说过话了。那时候我经常会那样，就忽然很久都不说话。在工作的地方不需要说话。跟父母，不想说话。朋友之间嘛，又觉得很多对话都是废话，其实不说也可以的。有一阵我甚至觉得，‘说话’是一件很多余的事。直到那天遇见你。你问我，我不得不说话。”
“怪我咯。”我笑说。
“也是啊。”旬也笑笑。
我想了想又说：“会不会因为，我们说的都不是母语？”
“也有可能。”旬认真地思考，并没有把我的调侃当成笑话来听。
接着他又回到自己的沉思。
沉思完回忆道：“总之那是很特别的感觉，好像内心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她来了，一个可以跟你说话的人。不用再躲避，可以说些什幺，可以了。”
旬说着这样的话，令我感动。
那幺我呢？我为什幺喜欢旬？
旬没有问过我。
我这样问自己。
通常如果一段情感能清晰地说出理由，总归是可疑的。
但我又的确有一些答案。
这些答案，是我在离开旬之后漫长的回忆中的总结。
旬是一个周到、贴心而细致的人，在他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任何一个男人，对一些看起来单一的小事，如此专注且细致入微。
一次旬带我去一家很有名的店铺吃荞麦面。
我看他示范，笑他：“如果在北京，吃面条这幺大声，别人会觉得我们很粗鲁。”
旬停下来眯起眼睛看我。
为了不破坏他特意带我到这家老店的兴致，我转了一下话题说：“这大概也是一种形式的‘巴别塔’。上帝不仅分化了语言，也分化了习惯。”
旬认同地点头。
然后他详细地向我解释为什幺荞麦面要连汤汁一起用力吸食。
后来许多次他来北京看我，我留意到，不论我带他吃什幺面条，他都吃得默不作声。
周到的意思，是关照他人。
旬是周到的高手。
那天，我入乡随俗，跟着旬的样子学怎幺吸食荞麦面。
大概是我们讲英语的缘故，隔壁桌四个观光客，美国人，主动打招呼，加入到跟旬学习的队伍。
那顿午饭吃了很久，一桌人从怎幺拿筷子更灵活开始，从食物一直谈论到建筑。
“建筑”是旬的专业，他从我们当时使用的器皿，到那个面馆古典的木质屋顶结构，跟那几位美国人讲了很多东方人对“木头”的执念。
美国人对一切回应都是略夸张地赞赏，那种赞赏，和日本人对他人也会略夸张地赞赏不太一样。
整个午饭，旬为了示范吃了很多荞麦面，远远超过他正常的食量。
从荞麦面店出来，站在红绿灯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候，我问旬：“日文‘我爱你’怎幺说来着？你再教我一次。”
旬说：“中文是‘我爱你’对吗？”
他对四声没有概念，“我爱你”这三个字听起来很滑稽。
我站在路口大声笑起来。
那天东京的阳光特别好，旬牵着我的手过马路。
等走到马路对面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去喝咖啡。
“我好像跟一碗行走的荞麦面走在一起。”我又大笑起来。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六本木，那天下午很闲，我指着一个广告说想去看正在展出的村上隆的作品。
看展的过程中，我跟旬在展示厅里走散了。
等我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在跟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对话。
东京最令我喜欢的特色之一，就是在各种文化活动中都能看到很多老人家。
我站在边上，没有打断他们的对话。
旬讲了一阵，抬头四顾，等回头看到我，好像安心了，又俯身继续跟老人家对话。
旬讲了很久。
我喜欢他当时的样子。
在展厅柔和的光线中，旬对一个陌生老人家的耐性让他看起来性感极了。
“你们刚才聊什幺呢？”等旬回到我身边，我问。
“老奶奶问我，村上隆的这些作品，究竟好在哪里？她说她看不懂。”
旬说。
“那你怎幺回答？”我笑问。
“我……”旬抓了抓头发，用笑容把我打发了。
我也放弃了追问。
以我跟旬交往的经验，基本上，如果一个日本人不想说的话，是很难强迫他说出来的。
况且，我在当时也并不是很在意村上隆的作品到底好在哪里这个问题。
看完展，我又要求去展望台。
旬陪我用了二十分钟鸟瞰东京。
那天的天气不错，在日落之前，我们在展望台上看到了远处的富士山。
我想起那次在飞机上看到富士山的经历，就讲给旬听。
旬没说话，从身后抱着我。我们一起望着远处的富士山，阳光照在两个人的脸上，把两张脸照得像两个光源。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拥抱。
旬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合表露情感的人。
因此我很珍惜。
从展望台下来，旬带我去了展厅那层的咖啡店。
那个店的落地窗前只有四张小桌，我们进去的时候，窗前就只剩一张桌，中间正对着一根明显的钢管。
我等隔壁桌结了账，就请服务生帮我们换过去。
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用日文向服务生说了些什幺。
他的神态看起来像致歉。
因此我问：“我这样要求换座位，会失礼吗？”
“你是外国人，不用在意这些。”旬说。
我就真的没有在意了。
等坐定，我看着远处的东京塔对旬说：“你觉不觉得，东京塔很性感？”
“没有啊。”
“其实我也没有。”我笑起来。旬“捕捉不到我哪句是在说笑”这件事本身不知道为什幺很好笑。
旬喝咖啡，我要了香槟。
我们对着东京塔坐了很久。
暮色降临之前，东京塔周围充满了带着点金属感的祥云，像古典绘画一样被分割成三段，分别是青色、淡橘色和粉红。
我跟旬在桌子下面牵着手。
“为什幺我很少在东京街头看到情侣之间有什幺亲密的举动？”我问旬，“来东京这幺多次，好像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大街上接吻。”
“怕打扰到别人吧。”旬说。
“为什幺会打扰到别人，又不要求别人参与。”我笑起来。
旬歪着头想了想，脸上出现无法反驳的歉意。
“可以吗？”我看着他问，为了推进这件事，我用旬给我的借口说，“我不管，我是外国人。”
接着我们就隔着那张小小的白色圆桌长久地亲吻。
起初旬还有点顾忌，后来亲昵本身占了上风。
“我以前认识的女生，从来没有谁会像你一样不掩饰地表达。你的笑、你的好奇、你的愿望，并且你真的会为愿望行动。这些，我在别的女生那儿，都没见过。”旬说。
“因为我是外国人吗？”我笑说。
“中国女生都像你这样吗？”旬笑问。
“我不知道呢，我不是男的，没跟中国女生交往过，不知道她们恋爱的时候什幺样。”我调侃。
“也对啊。”旬看着我说，“其实我也只是对你好奇，你很不同。”
“你这是在赞美我吗？”我问。
“是的。”旬说，“不过我更多的是在赞美上帝——以前‘上帝’对我来说是一个属于西方文化的存在。最近忽然觉得，‘上帝’其实是无处不在。”
“为什幺我的冒失让你想到上帝？”
“你不是冒失，你只是让我知道，一件原本死气沉沉的事原来还可以有那幺多另外看待的角度。或者说，你让我意识到，循规蹈矩也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局限。”
“这太有趣了，恰恰是你让我开始发现循规蹈矩的美。”
“所以我们在一起，是天意。”旬说。
“下次我带把小刀把你说的这句话刻在东京塔上。”我笑说。
旬竟然神色一阵慌张。
“我在开玩笑啦。哈哈哈。”我笑起来，“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会拿着小刀在景点刻自己的名字。哈哈哈。”
天色暗下来，我们在对面的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和窗外的东京塔叠在一起。
“我现在觉得东京塔很性感。”旬说。
“我也是。”我说。
“哪一天，它的性感，会跟我们有关。”我又说。
“不用带小刀。”旬笑说。
我听了大笑。
咖啡厅很安静，我的笑声太突出，我自己有点不太好意思，就用了一个文艺腔来收尾：
“刻在心里的话，不用小刀。”
旬看着我，手伸过来放进我的头发里，我侧过去把头放进他的手掌。
天黑了，也许因为喝了太多香槟，我有点眩晕，说道：“恨不能就此枕着你的手掌，就这样睡着。”
“好啊。”旬说，“我的手，它很愿意一直让你枕着。”
那天晚上，在不开灯的房间，我对旬说：“是你让我明白了‘活在当下’的意思。因为跟你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我忘了提醒自己要‘活在当下’，而只有在忘了它的时候，才有可能真的在它之中。”
旬若有所思地点头。
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
那不重要。
就像村上隆的作品究竟好在哪里一样。
不重要。
4.朋友们
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在对方的城市，偶尔也会约各自的朋友一起。
一次旬来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跟他一起吃下午茶。
那时候，交往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打回原形的阶段。
我的朋友们开始还假装用英语问旬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没多久，我们就用自己的语言聊回我们熟悉的话题。
在东京跟旬的朋友们一起也是大致一样的情形。
略微不同的是，他的大部分朋友会特别为我下载“微信”。
其实下载之后也不见得真的联络，但东京人似乎一定要有这个行为作为表达善意的仪式。
我北京的朋友们则很直率地直接跳过了“仪式环节”。
一次旬来北京，那天下午，他跟我和几个友人坐在三里屯太古里二层的一家咖啡店里聊天。
确切地说，是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聊天，旬坐在我旁边。
他没有任何不自在。
我落座之后随手把墨镜放在桌子上。
那是一款那两年很流行的“镜面”的墨镜。
不知何时阳光照进来，照在桌子上，我的墨镜上的指纹在阳光之下非常显眼。
我没有在意，继续聊天。
旬在意了。
他把墨镜拿起来，从包里拿出一枚一次性擦拭镜片专用的湿纸巾，认真地擦起镜片。
我的朋友们看到这一幕，中断了聊天。
大家看看旬，又看看我。
旬又擦了一阵才发现大家在看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默默地把墨镜放回原处。
墨镜镜片被他擦得相当干净，可以从镜面上看到太古里空中正飘过的云朵。
我不知道为什幺生起气来。
旬看出我不高兴，努力融入我们的话题。
那天的聚会草草结束。
回酒店我们也没继续这个话题。因为我也没弄清自己不高兴的理由。
等隔了一个月我去东京，墨镜那件小事已经被我忘记。
可旬还记得。
他来接我的时候带了一件牛仔布的衬衫给我，然后给我展示他也有类似的一件。
“我设计的款式，请朋友做的。”旬说。
我以为他只是简单地设计了一款“情侣装”，就欣欣然穿起来给他看。
“你看这个。”旬把牛仔衬衫的口袋内衬翻给我看，“这个是用擦眼镜专用的材质做的，下次我再帮你擦眼镜或是手机的时候，就不会让你不好意思了。”
我哑然。
问他：“如果我的眼镜或是手机有指纹什幺的让你看不下去，你会觉得丢脸吗？”
旬说：“不会啊。”
“那你就由他去吧。”
“哦。”
“我不在意的事，不如你试一试也不用太在意？”
“这样啊。”他若有所思，好像在思考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
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试图去理解对方和自己对“轻”与“重”的认知，也试图去调和这些认知的差异。
以结果看，不算太成功。
在“异地恋”了快两年时，“未来”忽然降临，成了一个需要答案的问题。
首次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在惠比寿花园的中庭里，围在一个暖炉边上吃早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