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前整条弄堂住着白俄人。他们在相邻的淮海路开了一些小商铺，五十年代后逐渐搬迁回欧洲，最后离开应该在六十年代前期，但七十年代仍能在南昌路上看到一位衣裙褴褛的白俄老太太。也有白俄和上海人通婚，我朋友中便有中俄混血的女生。
南昌路曾经不通机动车，马路窄房子矮，法国梧桐站在两边，夏天，便是一条绿色的林荫道，它象征了今日上海渐渐消匿的街区，有最典型的上海市民生活图景。我一位弄堂邻居，八十年代去美国嫁了华人医生，住在山林边高尚社区，夜晚通向她家的车路漆黑一片，路灯开关由她家掌控。她不习惯只见动物不见人的环境，怀念弄堂旺盛的人气，婚后多次换房，从独栋房搬到排屋，再从排屋搬到城中心的公寓房，当然社区的阶层也越来越低，但她并不在乎，后来索性搬回上海。
无疑的，弄堂承载了许多故事，留在记忆里的欢乐多在童年。前些年在美国时，我曾向一位美国医生太太描述弄堂场景：如同公共大客厅的空间，紧密的人际关系，日常里的热闹。她那般羡慕向往，她家住树林边，美景是真，但没有人影。事实上，弄堂这个场景早已远离我自己的生活。
当然，弄堂热闹是表象，童年欢乐很短暂，许多故事渐渐从弄堂深处浮现，或正在发生。
南昌路在七十年代便被本街区人自傲为引领淮海路时尚。当时的美女没有时装和化妆品，但留在记忆里翩若惊鸿的身姿却让我追怀了很多年，遇上一起长大的旧邻居总要互相打听一番。相近的几条弄堂都有自己的佳丽，风情各异，似乎个个完胜当时电影上的女主角。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洗尽铅华的美貌是多么赏心悦目。
群星拱月，可以称为月亮的那一位住在隔壁弄堂，喜欢穿一身蓝，藏蓝棉布裤和罩衫，脚上是黑布鞋，走起路来十分缓慢并盈盈摇摆，有人说她的脚微跛，可女生们却在人背后学她的行姿。她并非一直穿蓝，偶尔也会一套白色，当然是舶来品的白，那份华贵雍容令路人驻足赞叹，那已经是“文革”后，亲戚可以从香港寄来衣物。她是幸运的，没有离开过家，可她的大弟却在黑龙江农场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当场砸死，她的小弟与我同班。
美女们渐次消失。有一位皮肤雪白性情孤傲，也去了黑龙江。听说她后来是直接从东北坐火车去香港和早已定居在港的母亲会面，初夏她还穿着臃肿的黑棉裤，母亲在罗湖桥抱住她大哭。她弟弟也是我同学，高考恢复后曾报考大学英语系，政审未通过。他不久去了香港，却在那里跳楼自杀。
那些年的某一天我们在上学路上，看见一家屋前簇拥着行人。在临街天井，一位美丽的中年妇人穿着有折痕的旧旗袍，抱着枕头当作舞伴在跳交谊舞。天井留着大字报的残骸，天井的雕花铁栏隔开的窗内，有一位青年的侧影，他正对着墙呆滞地笑着。人们说，这家人家只剩两个疯子了，男主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杀，接着老婆错乱，后来儿子也傻了。妇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羊毛衫裙子、高跟鞋，手肘上挽着精巧的手袋，在她的已被卸去铁门的天井抱着枕头跳舞。我们不明白的是，她怎么敢穿得这么漂亮？她怎么敢跳舞厅舞？然后又突然意识到她只是个疯子。
那时候，我们常常无聊却无比耐心地站在她的天井前，像观剧一般看着她从房间里换出一套又一套衣服，那些陈旧的也是摩登的衣服。她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模特儿从后台出来，而我们的神情却渐渐呆滞，我们比她更像梦游人。
这些年常常离开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出发。
我在阅读和写作中感悟，唯有通过文学人物，去打捞被时代洪流淹没的个体生命。马塞尔·普鲁斯特早就指出：“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和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学。”
二〇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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