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小长大的街区是过去的法租界，与淮海路相邻。我住的那条弄堂，曾经住满旧俄人家，然后陆续回国。与我家住同一层楼的旧俄女子，我们叫她丽丽，他的丈夫是犹太人，叫“马甲”（沪语发音，也许是迈克的译音？），他曾在淮海路开着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珠宝店。但我的父母和邻居一概把他们称为罗宋人。
经过“文革”，这些人或事，有一种隔世的遥远。
白俄当年穷困潦倒，上海人把他们称为罗宋人其实带有歧视。弄堂对面有一家卖油盐酱醋廉价酒的小店，上海人称糟坊，这糟坊每个街区都有。糟坊有高高的木制柜台，很像今日酒吧间的吧台。罗宋男人在糟坊买一两（50克）廉价白酒，斜倚在高高的柜台旁，一条腿是弯曲的，手肘搁在油迹斑斑的台面上，手里握着酒杯，就像靠在吧台旁。这就是罗宋人，喝着劣质酒穿着破西装，有时还小偷小摸，却把糟坊柜台站成了酒吧吧台。那条充满往昔回忆正在衰败的街道，衬着旧俄贵族浪迹天涯的身影，有一股伤感的浪漫，我要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正是时代变迁时被放逐的一群，身世故事都是生离死别的大悲哀。
后来上海开了多少间酒吧，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上海男人可以像罗宋男人那般帅气地斜倚在吧台旁喝酒。
因为罗宋人家，我们的走廊终日漂浮着很异国的气味，那是羊牛肉夹杂洋葱和狐臭及香水味。生活困窘的白俄邻居，仍不放弃周末派对。来的多是同胞，他们喝酒放唱片跳舞，然后摔酒瓶打架，歌声变成哭声，一些人互相搀扶着离去。妈妈全部的努力是把我和妹妹阻止在她家房门外一公尺，她不要我们看到这些情景，那样一种放浪形骸跟整个时代的严峻是多么不相称。不过，我也是现在回想当年，才有这样一种惊异，比起那些落魄的白俄流浪者，我父母那一代上海人，才是那个年代更不快乐的人群。
在八〇年代的出国潮中，我那条街区走了太多人。然后，直到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几乎每天晚上有电话进来，他们是这十多年来陆续去海外留学或移民的故人，在我那条街区多年不露面的邻居，却在纽约地下铁甚至长岛的小镇上邂逅，其中有一些，家族全部成员都已出来，上海的房子都被没收了。他们已很多年未回去，那一口上海话，有些词语上海已经不用，却让我感受道地的上海气氛，那种在今天的上海正在稀薄的气氛。
多年的美国奋斗，现在的他们都有一份高学历，住在东部或西部郊区的house，周末时在自己的花园修剪草坪。他们费尽周折远离家园时就希望过这样一种生活，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还要有尊严隐私，不再被暴力威胁并且可以以自己的意愿说“不”的人生。很多人与家人一别十年，甚至失去家庭，就是为了从这样一个人生开始。
以今天上海人的价值观，他们不可谓不成功，但在与他们邂逅的瞬间，我怎么突然记起很久以前的旧俄邻居来？令我感慨的是，比起苏维埃时代的流亡者，今天寄居他乡的上海人的生活，是要优渥稳定得多，可快乐的感觉为何仍然握不住？他们脸上那样一种落寞，是我在美国的任何地区都能辨别的我的同乡特有的神情。
说起上海，他们脸上有一种遥远的憧憬，和一些迫切的小愿望，回忆着只有我们自己懂得，住在同一街区经历过同一时代的人才会有的往事。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回去了，他们宁愿一边回忆着自己的城市，一边在他乡漂泊，过去的记忆太深刻了，深刻到成了生命的全部真实，眼前这一个急速变化的上海，却更像个梦幻。
二
约翰·厄普代克曾说：“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视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两半，在你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的那一刻，你就减弱了对体验的感受力。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时，你是如此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这多少解释了为何我故事里的人物总是带着年少岁月的刻痕。
我的“双城系列”小说《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再版之际，我去走了一趟从小生活的街区，在我住过的弄堂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离开这条街区很多年，我竟然没有要去拍一下旧居的念头，事实上，我总是下意识地远离它。
我的这三部长篇，便是以我年少成长的街区为重要场景，更准确地说，是在创作过程中作为虚构世界的背景，在记忆和想象中，它已经从真实世界抽离。因此，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经试图通过肉身的远离获得精神世界的空间。
我出生时就住的这条弄堂叫“环龙里”，在南昌路上，南昌路从前就叫“环龙路”。“环龙”是法国飞行员的名字，上个世纪初，这位法国飞机员因为飞行表演摔死在上海，这条马路为纪念他而命名。
环龙里的房子建筑风格属新式里弄，有煤气和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和浴缸（当时上海人称抽水马桶为小卫生，浴缸是大卫生），每层一套，这煤卫设备很具有租界特色，因为传统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并不安装煤气和卫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