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登记时，一撸袖子，碰歪了一个纪念品水瓶。塑料水瓶轻薄，重心不稳，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连倒了好几个。
我红着脸一一扶起。
皮夹克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帮帮我的意思。似乎他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迎候我，而是为了观察我。
哥大供应的，都是简餐。早上是咖啡、鸡蛋饼，中午是三明治加沙拉，晚饭很像下午茶。虽说清爽可口，但实在比不上芝大的花样繁多：早餐是好几家面包房的强强联手，而正餐从粤菜的干炒牛河，到西班牙风的海鲜烩饭，再到当地的特色深盘比萨，无所不有。
哥大的会场，都是刚上完课的学生腾空的。有位女生抱着两本大部头的教材走出来，迷迷瞪瞪，一头撞上了我，似乎好几天没有睡过觉。而陪我们聊天吃饭的哥大学姐，对母校虽然是满怀热爱之情，说到一半，也要伸手挡住直打呵欠的嘴。她去洗手间时，我们悄声议论，不知自己一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接待我住宿的北京人露露，住在月租1000美金的公寓。她的窗户对着楼中的天井，收得到一点苍白的亮度，收不到日光的暖度。而凯蒂和珍妮的公寓是同等价位，却望得见密歇根湖的沙滩，听得见湖滨骑行族的车铃声。
清早，我躺在客厅中的气垫床上发呆。我清楚，凭自己三天内看到的信息来决定三年的生活，肯定太片面。芝大招待会的饭菜更诱人，但等我们交了学费，就不可能有顿顿的宴请。芝大的招生办体贴入微，但等开学后，我们基本见不到招生办的人影。芝大的同学似乎更加精力充沛，但我若是湮没在社交达人中，只会更加孤独。
然而，毕竟是新生活动，再怎么说都是加过修饰的。如果哥大呈现给我们看到的一面，都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那它的现实，会不会更堪忧？
露露也刚醒来，正在她的卧室里打电话。公寓隔音效果不佳，连电话那头的占线声，我都能听见。
她预订了周五晚上的音乐会门票，也订购了一束花，送给教会中拿到升职加薪的阿姨。她和她在哈莱姆贫民窟的辅导对象——一个黑人高中生——确定了下一次的见面时间，又和国内的商界参观团敲定了一篇演讲稿翻译件的最终版。最后，她和男友问了早安，商量着生日要不要去麦迪逊公园附近的那家餐厅。她的男友，是她通过哥大在北京的校友会认识的，现在在华尔街上班。
这钟点，芝加哥应该还在沉睡中。
北漂们住郊区的胶囊公寓，挤两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却赖着不走，不是盲目跟风，而是斟酌损益后做出的决定。而两年前同样面临选择的露露，倾向了纽约，也从没有后悔过。
哥大也有秀，那就是jd毕业生的工资。超过16万美元的平均起薪，使它在法学院排行榜上位列第一。
哥大职业发展中心主管说，这个数据，是对哥大超值教育的肯定。职业中心的人列出了全年的活动安排：从性格测试开始，以帮助学生发现适合自己的路线，规划职业生涯；到申请工作时的免费模拟面试，有纽约的律师志愿者在百忙中抽空，亲自来学校扮演面试官。主管还说，哥大教授的教法，也非纸上谈兵，而是处处从实际出发。哥大的校友网络在律师界也是最强大的，对于同等条件下的求职者，他们难免偏爱自己的年轻校友，而不是哈佛耶鲁的毕业生。
职业中心希望学生过得好，但也希望他们做好事。对从事公益事业的学生，年收入只要小于5万，学院会帮着他们还清全部助学贷款。收入在5万到8万之间的，也会得到一定比例的补助。
主管的讲座结束，一位年轻校友上了台，讲自己以4万5的低收入，在纽约如何生活。他就职的公益机构，致力于为弱者鸣不平，主要靠产品质量问题的集体诉讼官司盈利。比起他的同学，他在吃穿用度上必须克制自己，但在工作上的满足感，是人人羡慕的。机构给他的空间很大，机会很多。当他的同学在为老板跑腿打杂时，他一个人在全国到处飞，调查、取证、采访当事人。当他同年级的学霸为能和客户打个照面就欢天喜地时，他已经在庭上为几百个药品受害者争得了权益。刚毕业几年，就被众多家庭奉为大救星，多亏了学院能帮他还贷。
午餐的时候，也有位教授坐到了我们这桌。他开门见山，自报了家门，然后请全桌人轮流说：家在哪儿，本科上的哪儿？
大家一一照办。
对于每个本科，他都会有几句回应。
要么是他有个熟人在那儿教书，问学生认识不认识。
要么是他之前在那一带住过，问学生爬没爬过某座山。
要么就是他久闻那个学校的某个专业特别出众，问学生上没上过那方面的课。
轮到我时，教授听说我是北京来的，立马问：“哪个中学的？”
来美国4年了，从来只有中国同学问这个问题。
我惊讶作答。他彬彬有礼地说：“领袖的摇篮啊。”
我的中国同学们，都没几个知道这一点。
比起芭比娃娃教授，这个对我自然更受用。
下午，法学院安排了模拟课堂。我选的是民法课，教授讲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真实案件。被告是个癫痫病患者，常年服药。某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发病失控，将车开进了一个自行车店，撞倒了老板娘。原告，也就是店老板，起诉被告，要求赔偿医药费、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
法院的判决结果，原告败诉。
教授问，这样的结果，你们不觉得违背常理么？原告无辜地坐在自家的店铺里，让被告撞成重伤，为什么一分钱拿不到呢？
有几个同学做了回答，涉及“为什么”的一个个侧面。
教授总结道，这是因为被告没有做错。他有病，但一直遵循医嘱，按时吃药。车管局了解他的情况，但从没有禁止他驾车。驾车时发病是小概率事件，他开车上下班的理由又很充分，并无不当。这个事故是在他的控制能力之外的。
那原告也没有错，为什么要他来承担损失呢？因为经济生活中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谁赶上了不幸，如果不是责任事故，就像是被闪电击中，被洪水冲走一样，只能自认倒霉。
但并不是所有“无过失”事故的受害者，都会求助无门。一些由产品质量导致的事故，比如可乐瓶子在手中爆炸、电视机在正常观看时着火，即使原告不能证明生产商有疏忽，也有可能拿到赔偿。这是因为，厂家生产不合格的产品造成的安全隐患，影响范围大，社会关注度高。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法律会把责任门槛设定得比较低。
另外，生产商一般都有保险。保险公司，又是靠许许多多的投保人来营生的。所以，如果生产商的产品在“无过失”的情况下伤害了消费者，其赔偿金，其实是分摊到许多人的头上。
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公共利益，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利益的集合，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分担公共利益的成本。
这个案例的被告，没法像生产商那样分摊成本。所以，将成本强加于他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整节课，我的笔记基本没有停过。偶尔停下一次，四下瞧瞧，发现大家也都差不多，要么在举手，要么在奋笔疾书。很难想象，这只是用来作秀的模拟课堂。
离开哥大的时候，我们各走各的，没有正式的告别，也没有煽情之语。
芝大秀，虽然夸大，却值得回味。
芝大法学院排名第五，处境有点尴尬。法学院排名，第六名是个坎。前六和六后，不论学生平均分，还是录取率，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多数情况下，就算实力雄厚、野心勃勃的学生，申学校时，也会把前六都带上。
于是，芝大录取的许多人，心都比芝大高。
芝大最想抓住的，是超过自己平均录取水平的潜力股。毕竟，芝大不是经常能培养出法官、州长、参议员；也不是合伙人遍地。
芝大法学院不愿承认：自己的学术不如耶鲁，名气不如哈佛，校园不如斯坦福，就业市场不如哥大。但它清楚，拿前面的任意一点作秀，都很难打动知根知底的学生。于是，它竖起了开心愉悦的大旗。
把最卖力的招生官、最友善的教授和最热情的学生凑到一起，就是为了告诉你，未来三年，是这样的人和你朝夕相伴。哈佛常出大法官和总统，可你能见到几回呢？
的确，有人被打动了。一个二年级的学姐曾告诉我，她来芝大，一是为了它的全额奖学金，二是因为芝大比哈佛对她客气多了。
但是，即使对没有被打动的人，芝大的付出也没有浪费。
参加芝大秀的那个耶鲁男离开礼堂时，故意落在后面，悄悄照了张自己和讲坛的自拍。没准，这是他的无声誓言：将来出名了，要来芝大讲学。
而那个哈佛妹，即使最初是抱着公费旅游的心态来的，也要和新朋友一醉方休。还要一一留下芝大同学的联系方式。倘若她能成为律所的大佬，这些人是不是也能沾点光？
而芝大目前的院长、教授，还有来演讲的学者、律师中，大部分都不是芝大出身。20多年前，他们中，有多少来看过芝大秀？
哥大秀，没有芝大的精致文饰，但也不是没有经过包装。
哥大着力宣传的“学生收入位列全美法学院第一”，是事实。但事实的背后，是毕业生大多在纽约就职。纽约的生活成本，也是全美领先。工资高，不一定意味着生活品质高。
哥大承诺，帮收入低的毕业生还清助学贷款，也是言出必行。但实际上，前十四的法学院，几乎家家都有这类还贷政策，对申请者来说早已不是新闻。
哥大在选择完学生后，也要面对学生的选择。但它自尊心很强：对于高出自己的学生，不会踮着脚尖去够；对于本该属于自己的学生，也不会放下身段去请。
因为，它最大的法宝，还是纽约。纽约是哥大最鲜活的广告，也是最有力量的支撑。该来的人，总归会来，为纽约的声音和色彩，为哥大的机会和舞台。
哥大秀之后，我给芝大发了封道歉信，说芝大秀让我念念不忘，但我害怕自己受不了芝加哥的冷。
回复还是希尔先生来的。他说，很遗憾，今年秋天见不到你了。但明年，不是还有秋天吗？
斯坦福：加莱义民
美国的法律教育置于大学本科教育之后，学制三年的jd（jurisdoctor，法律博士）教育是法学院教育的主体，也是律师职业的基础学历。除了jd学位，法学院授予的学位还有（masteroflaws，法学硕士）和ll.d（doctoroflaws，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