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宿舍，我就给安德烈发了邮件，先把自己骂了一顿，然后请他原谅我，给我一次补考机会吧。
安德烈没有回信。第二天，我在他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晃荡，终于“碰到”了他。
“卷子的事么？”他注视着我，嘴角似笑非笑，“你全对。放松点好不好？”
他没有再提推荐信的事，我也没敢再问。
当我因为深陷gpa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也可以想想其他gpa控们的故事来聊以自慰。
学姐硕硕比较胖，也比较懒，体育课却报了爵士舞。班上的同学，大都是舞蹈队的半专业选手。而等她发现时，已经过了退课的期限。
硕硕身体胖，但脑袋很好使。一拍脑门，便有了锦囊妙计。
于是，在无声无息中，硕硕成了班上的勤杂工。每节课，她都是第一个到场，帮老师调试音响，摆放乐器。舞蹈队有练习，她也是准时到场，不是端茶倒水，就是打扫场地。
学期结束的时候，一半的舞蹈队员拿到的是asup-/sup，而硕硕拿到的是a。
学妹菲菲想上医学院，生物课却一直不太开窍。每次去请教达伦教授，问完问题就在走廊里溜达。有别的同学来问问题时，她也跟着进出，站在旁边，听着教授的解答。时间一长，达伦心软了，就在办公室里加了一把椅子。
两重天
于是，一拨又一拨的美国同学来，都能看到这个中国姑娘雷打不动地坐着专座，就像被达伦收养了似的。
暴风雪，学校停课。
达伦回办公室取东西，发现菲菲坐在门口的地板上，一地的书和草稿纸，简直像是要占领办公楼似的。
菲菲说，她在这儿学习很有灵感。
达伦叹着气，将她领进门，又开了半天小灶。
期末，菲菲考了全班最高分。
当然，她在生物课上也开窍了。
美国同学对gpa的态度因人而异，虽然也有和我们一样，对gpa很是在意的，但相对而言，要少一些执念，少一些坚守。
索菲是英语系的学霸，四年里，差不多所有功课都是a。她重视成绩，但从不会为了gpa而放弃爱好，或是讨好教授。课上，她每有不同意见都会发表，以至有位教授曾被她气得跑出教室，去图书馆找书求证，却灰溜溜地回来，承认自己确实记错了。
这教授有点记仇，之后总挑刁钻古怪的问题折腾索菲，弄得索菲苦不堪言。但挨过了那个学期，索菲依旧故我。她讲，这么极品的教授，我都应付过来了，还怕别人么？
索菲学习时争分夺秒，但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少。她是学校赛艇队的主力。每到夏天，很早就要开始训练，看到水面上日出时，会平生“自己用双桨托起太阳”的豪气。冬天，湖面结冰，无法训练，她穿上冰鞋，翩翩起舞。但冰不够厚，她刚做完一个大跳，着陆点就开裂，她打着趔趄滑进水里。
好在那里离岸近，水又不深，她冻得哆哆嗦嗦，自己爬上了岸。回到宿舍，她冲了澡，缓过气来，不管刚刚把湖面封锁的校警是否要找她谈话，就跑到学校的后山去滑雪了。
周末，附近的城市有她感兴趣的讲座，她跳上大巴就去赶场，去时一路读书，回时一路写作业。到了学校，她还要写博客，把讲座点评一番。
我读过索菲的博客，有些很是犀利，甚至带着王者之风。有些却平淡无奇，几乎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索菲的法宝，就是宁做风风火火的行动党，不做谨言慎行的服从派；宁可犯错，也要尝试；宁可冒犯老师，也要发言。当我的美国朋友和我客套，夸我的英语地道时，只有索菲和我坦言，指出我哪些词的发音总是有口音。索菲和我讲，有口音，就更要多说，否则问题永远都会存在。
美国同学中，也有把gpa当笑话的。
安娜和我一起上过两个学期地质课，但一直到第二学期期末，我才注意到有她这么一个人。每学期的课，她至少会翘掉一半以上，即使来，也会改改妆容，换换发型，让人认不出来。
她唯一一次提前来到教室，是为了在大屏幕上放自己用手机拍的视频。拍摄地是麻省中部的伍斯特市，示威人群效仿占领华尔街的英雄们，打出了占领伍斯特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向市政厅进发。直到警察出马，逮捕了几个领头的，人群才四散而逃。
正放到一半，教室外传来了清嗓子的声音。教授到了。
“你是我们班的么？”教授问。
安娜按了暂停。
“是的，教授。我正想向您讨教，我要是把这个挂到youtube上，政府会找我麻烦吧？”
“不会。”
问者面不改色，答者波澜不惊。
课上到一半，安娜就拎起书包，从后门溜了出去，不见了踪影。
估计她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比起板块构造学，占领伍斯特要重要得多。
但地质课的野外活动，她不会缺席。
我们在康涅狄格河边找恐龙脚印和冰川遗迹时，安娜一马当先，比谁都跑得快。我们出海研究水质时，安娜最先量好了数据，就独自去了船尾，帮着渔夫撒网捕鱼。看着她熟练地抓起螃蟹，捧起滑溜溜的石斑鱼，我不由得寻思她是不是渔家女出身。
回来的校车上，我恰好坐在她身边，对她说：“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你很酷。”
她摆着手，“哪儿的话。这门课，我又要ungrade（不计成绩）了。”
“ungrade”是学校给学生补救gpa的选择。四年共有四次机会。如果学生觉得某门课是无可救药了，就可以选择在成绩单上写“ungrade”，如此，这门课的成绩就可以不算入gpa。不过，这样做的效果也很有限。懂行的人，看到好端端的一门课后面没有成绩，往往会朝最坏的方面想。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使用这个选项的学生，多少还是关注gpa的。
我正无话可说，却听安娜念叨道：“我下学期恐怕要转学了。因为学校的ungrade已经被我用完了。”
我既没有索菲的实力，又没有安娜的勇气，估计整个学生年代，都难以超然于gpa之外。
gpa上的纠结，自然是有代价的。
在摩尔那里，我失去了一个第一印象。在勃朗宁那里，我失去了一次做研究的机会。在施密特那里，我失去了他的友谊。在安德烈那里，我失去了一封推荐信。
厚着脸皮，我也可以说自己的损失不大。摩尔我后来都没有见过，她可能根本不记得我。勃朗宁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感兴趣，因为读一学期的中世纪英语足矣。施密特这位老顽童，对我友好，也是他自我欣赏的一部分。安德烈的推荐信我不缺，因为他不写，别的教授也会写。
我在四个教授面前的表现不佳，是因为我的时间得用在刀刃上。而其他教授给我的关照和机会，足够我用了。
但是，我毕竟丢份儿了。
丢份儿的事还有不少。
大一的时候，我很想上一节新闻课。授课教授是mc唯一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因为听说他打分很严，我盘算着，等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一些，再报名上他的课。可等我自以为准备充分了，教授也退休了。
大三的时候，英语系有不少去英国交换的机会。我却没有申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自己不适应环境，会影响gpa。但当学霸索菲在伦敦交换一年回来，告诉我她不仅玩遍了欧洲，还得到了bbc的实习机会，我悔之不及。
gpa控制了我的生活，也限制了我的视野。
和已经工作的学姐聊天，我听到的，大多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而是“假如当初没有活在gpa之中，就好了”。
她们说，对gpa的追逐，边际收益递减。也许，花10个小时就能得80分的人，为了得90分，可能还需要再花上20个小时；为了95分，可能还得花上40个小时；而即使再花上60个小时，也不见得能得100分。多付出的精力，本可以做很多更有价值的事。
离开学校后，我到处穷游，过了半年没有gpa的日子。
穷游的日子里，听了一个心理学教授的讲座。讲到gpa时，教授说：“很多学生有抑郁倾向，其实都是小题大做。比方说，我得了个b：哎呀，我要当流浪汉了。”
听众们哄堂大笑。
“可不是么？我这个暑期的实习泡汤了。现在找不到实习，将来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还不起助学贷款。交不起房租，就有可能当流浪汉了。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不知道。我倒是知道，很多老板，上学时都不那么在意自己的成绩。而很多a等生，一辈子都在给当年的c等生打工。所以，如果你念念不忘的是你的gpa，那么，你不用担心会不会成为流浪汉的问题，而应该担心自己怎么给c等生打工的问题。”
掌声响彻云霄。
教授的话，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为gpa而狂是可笑的；二是为gpa而狂是影响前途的。
第一点好理解。我们读书，是为了学东西，而不是为了分。在走向目标的路上，gpa只是我们身体在阳光下的倒影。我们应该盯的是前路，而不是倒影。
第二点很残酷。努力拼分的a等生，却有可能给嘻嘻哈哈的c等生打工，公平吗？
为了gpa，a等生低着头，绷着劲儿往前冲。某个时点，回头看看，发现刚开始落在后面的同学，有的早已另辟蹊径，开上了直升机。
如果时光倒流，我也许还会找勃朗宁问考试范围，还会猜施密特的心思。一点代价，一份安心，值了。但为了gpa，让摩尔教授伤心，让安德烈教授失望，则是我的不是。
gpa并非一无是处。没有gpa，学校靠什么来区分申请者，靠什么来引导学生？对学生而言，良好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和成长的潜力比gpa都重要。但这些重要性，没有体现学校的特质。gpa有很多缺陷，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东西比gpa能更好地评价学生。也许，这样的表述更为合适：争取gpa，不唯gpa。
作为学生，我们需要为gpa做一切该做的事。但别的事，也得做。好成绩，不一定是满腹经纶，不一定是前途光明。上学时最散漫的那一个，可能潜力最强，若干年后可能是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上学时最捣蛋的那一个，可能智商最高，未来可能会成为财富榜上最耀眼的明星。
gpa是馅饼，会给我们带来机会。gpa也是陷阱，会让我们忘记常识。我们需要gpa，但不能因为gpa而错过人生中的其他风景。直面gpa，就应该有a等生的执着、c等生的豁达，更应该在gpa和生活之间有一种均衡。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