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出别的，就说《都柏林人》是乔伊斯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写的。
奎恩挑不出毛病。我的正面论据不多，但他的反面论据更少。何况，他很欣赏我的新颖。
后来，对于批判现实的好几个作家，我都高举社会主义大旗，而且是屡战屡胜。
伯恩斯教授留过一个关于福克纳的题目：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godown,moses）中，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琳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把祖传的田庄让渡给了自己的堂兄。他是在做好事么？
当然是好事。麦卡斯琳反对奴隶制，不愿意继承这座充满人性悲剧的田产。他勤勉耕作，自食其力，不雇用一个黑人。他深居简出，一心想洗清祖上的罪行。这都不算好人，还有什么人是好人？
而我偏偏不说他做好事，而说麦卡斯琳只悔过，不行动，没有尽力去改变黑人的生活。他的堂兄荒淫无度，田庄里黑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而麦卡斯琳，本来是有机会改变黑人们的境遇的。他的初衷善良，但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善举。
伯恩斯教授也说我新颖。
问题是，这样的新颖又有什么意义？为新颖而新颖，除了耗费时间，还有什么用？
教授布置的论文，有的要求二十多页，有的不过两三页。
长篇评论或涉及作品的主旨、架构、人物、修辞，或涉及作品的时代背景、社会变迁甚至作者的心路历程，需要我们得心应手地驾驭资料，并从资料中提炼并发展观点。
而若是赶上简短的十四行诗，教授却让我们写一篇十几页纸的评论，这时候，难点不在如何挖掘一两个像样的观点，而在如何灌水，让几页纸“水”成十几页纸。
长有长的难处，短有短的麻烦。
短篇评论因为篇幅上的限制，不能天马行空、目指气使，而只能戴着镣铐跳舞。长篇评论，即使有几个自然段甚至一两页都写得比较水，也无伤大雅。而短篇评论，哪怕只是几句话无关主旨或失之偏颇，都会黯然失色。
何况，短篇要求思想缜密、论据清晰、文字干练，不然，很可能篇幅用完了，要表达的内容还没有表达清楚，或讲了半天，却没有进入主题。
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写短文，就像是便秘；写长文，则像是难产。但写得多了，也就有心得了。这就是，写短文，观点很重要，该亮剑的时候就亮剑；写长文，灌水很重要，该胡诌的时候就胡诌。
长此以往，免不了质疑自己的选择。
亚隆sup/sup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群傻子，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堆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从那个地方搬回到原处。他们这样做，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有一天，在他们搬砖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发话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把砖搬过来又搬过去，难道我们是傻子吗？
想到这个故事，我茫无头绪。自己每天写的是同样的无用，重复的是同样的圈圈，而时间就在这样的无谓循环中一点一点地流失了。
英语系，读的书大多无聊，写的论文基本无用，而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无奈。
英语系的这种教法，也是无可奈何。
英语系每学期开20多门专业课，其中，写小说、写诗歌的课，也就三四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作家不是靠课堂教出来的。能成功的，靠天赋者多，靠后天培养者少。就算能培养，也不是一般教授能教的。专职教创作的，只有研究生院的mfa项目，而mfa项目的教授，几乎是大牌作家的代称。就是这样，mfa项目的学生，大部分是毕业即失业。
本科英语系以教创作为辅，就得以教评论为主。况且读书破万卷，著作等身，但又不是作家的，就是评论家了。评论家当教师，自然也只能教评论。
至于怎么教，也是个左右为难的事。
大学水平的课，教授如果还以梳理情节、理解人物为主，肯定会显得太肤浅。为了拔高，他们要么挖掘细节，要么深究立意，这就是所谓的解读。
但美国学生最讨厌填鸭式教法，所以，多数教授不怎么愿意宣扬自己的观点，哪怕言之不详，模棱两可，也不想落得个将观点强加于学生的名声。
于是，新颖的解读，就得靠学生自己挖掘了。教授也知道，名著已经被解读得太多太久了。即使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新见解，何况学生呢？如此，冷门作品和“被遗忘的经典”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教授讲起来，可以无拘无束，挥洒自如；学生写起来，可以见仁见智，自说自话，还充分发挥想象力和表现力。
但英语系的学生，想当评论家的可能并不多。他们中，有人怀着渺茫的作家梦，但更多的，只是想读读有趣的书，练就一番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本事。
结果，都成了图书馆的转圈族了。
眼下转圈不要紧，转圈之后呢？
相对其他专业而言，就业前景是英语专业学生最大的痛。
学计算机的是mc的上流，也是中国学生的首选。只要成绩不错，就是市场上的香饽饽，关键是进不进得了微软、谷歌、苹果。
学数学、统计的紧追其后，进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当分析师不难，而进保险公司当精算师，也是一条路。
学生物、化学的也凑合。就算找不到专业完全对口的工作，一般公司也愿意录用理科思维好的，至少能读读报表，写写报告。
学经济的比较苦。金融危机，就业市场缩水，投几十份简历，也不见得有回复。
幸运的能拿到电话面试，然后是skype视频面试，最后是卡脖子的实地面试。学姐媛媛的最后一个学年，基本上是空中飞人，一会儿是芝加哥、达拉斯，一会儿是洛杉矶、旧金山、盐湖城。飞了一年，终于进了高盛。
文科专业，出路就更差了。
心理系的某位高人，毕业5年后，上了校报。校报说，她五年来做了多少个小时的义工，帮助了多少孤独症患儿，拿了多少国家级奖金，但最希望的，还是回到mc，为母校做点事。
我看来看去，总觉得这应该是优秀毕业生5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恳请母校惠予帮助。
而英语系最惨。上一届成绩很棒的两个学姐，一个在尼日利亚教小学，一个在家管妹妹。问起未来的打算，两位倒都很乐观，说是目前在体验生活而已，明年打算申请英语博士。她们的毕业论文都曾拿到荣誉奖，但写论文却耽误了她们找工作、申请学校。
我的处境也是半斤八两：我在写挣不到稿费，而且只有教授一个读者的小说时，理科生同学也可能在写文章，但人家写的是5000美元研究经费的申请。我在为论文纠结，或是在校园里转圈的时候，毕业班的同胞也在赶路，但人家是在赶往面试的写字楼。
如此，出路何在？
转圈一年后，我终于有了两个决定：
一是小圈转得没劲，要转，就转个大圈。而大圈，就是早点修够学分，早点离开学校。
二是把英语当作工具，而不是职业。于是，我又回到了起点，必须重新为自己找一个专业。
毕业一个月后，英语系在网上做了个匿名调查。95%的毕业生参加了调查，结果，综合满意度4分。
4分，在众口难调的英语系，应说是一个很不错的评价。
那么，当年牢骚满天的转圈族，都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说好听的，但知道自己作为转圈族的一员，讲好话却是心甘情愿。
这是因为，痛定思痛，会发现过去的痛，也没有什么。
英语系教不出几个评论家，也教不出几个作家，但这并不是英语系的问题。文科专业的毕业生中，将来能从事与专业对口的职业的，绝对是少数。历史系能出多少个历史学家？哲学系能出多少个哲学家？但尽管如此，每一个专业，都必须用专业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就是干不了本职，也必须经受专业的训练。
而这种训练，体现在专业能力上，更体现在综合素养上。当不上评论家的英语生，苦练了四年，虽然不见得满腹经纶、博学多才，但一定不是胸无点墨，身无长技。
我读的书中，不乏无聊的书。读的时候，有过不耐烦，读完了也是该忘就忘，但积淀下来的，是读书的速度。若是只挑自己喜欢的书，免不了细嚼慢咽、咬文嚼字，阅读速度很难有大的提高。但几年的磨炼，不知不觉中，已经练就了一目十行、瞬间提取重要信息的能力。
与速度比肩的是读书的习惯。四年下来，手中没有英语书的时候，总会感觉少了点什么。读书成了习惯，便不再是负担，而是享受。这种享受，就是自由地穿越时空与古往今来的人物对话，受到感染、得到激励或者抚慰；就是随意步入五彩斑斓的思想丛林，体验足不出户而尽知天下事的幸福和快乐。
天天游走于历史、传记、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之间，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或显赫或卑微的人物，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或著名或隐秘的事件，感受了许许多多的或深信或怀疑的观念，自觉多了一些世故，也多了一些宽容。知晓了心怀天下、悲悯苍生的难能可贵，也知晓了淡泊名利、乐观豁达的逍遥自在。清楚了见善如渴的愉悦，也清楚了闻恶如聋的伤感……而这些，都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
我们写的文章，其中不少是无用之文。写的时候天天转圈，写完了也是直接进垃圾筒。但几年下来，不知不觉中，居然写了几百篇观点各异的文章。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虽然还谈不上信手拈来，但无论对于什么话题都无所畏惧。也就在这个时候，自己才明白，写作这条路没有侥幸，更没什么灵感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唯一的路径就是写，经常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
英语系的文章，很少有顺顺当当过关的。无论是得a的论文，还是得b的论文，都会被教授们挑出一堆毛病。受过这样的训练，再写文章的时候，即使给出了200%的付出，而收到的只有20%的回报，也不会怨天尤人。即使被贬得一无是处，也能安之若素。因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学会忍受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即使这样的不完美是别人强加的。何况慢慢地，自己已经感悟到，写作，也不尽是无奈或者无助，至少还有倾诉的快乐，还有思考的印记，还有自己这个读者。
英语系的毕业生，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成了教师、记者、图书管理员、公务员，有的进了商学院、法学院，还有的嫁入豪门专职写作。但无论是走向职场，还是留在学校，都离不开读书写字。何况，经典的书，糟糕的书，我们都曾经读过；深刻的评论，练手的小说，我们都曾经写过；体贴的上司，黑心的老大，我们都在书中见识过。
如此，谁能说我们不名一钱，身无长物？
如此，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flanneryo'connor），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言人。
欧文·亚隆（irvinyalom），当今世界上最著名、著作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治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