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图书馆，不是为了看视频，就是为了打游戏。
我没有和她一起上过课，也曾好奇她上的是什么专业。刚开始，学经济的人说，她是经济系的，因为宏微观、博弈论和概率论，她都学了。后来，我们怀疑她要么是学了德语，要么是学了工程。不然，她怎么能在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找到暑期实习？
冬冬也是戈德教授的门生。出师后，她义无反顾，主修了历史，但她的研究重心不在东亚，而在欧洲。大四的时候，她住我隔壁的宿舍。
学年的最后一天，早上八点半，冬冬敲开了我的房门。她左手一盒茶叶，右手一大包零食。
“给你，”她眨巴着熬红的眼睛说，“打包装不下了。”
还有三个小时，就是所有考试和论文的最后期限，也是宿舍楼的大部分住户必须搬出的期限。
我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她点头称谢。
注意到我房门上的标示，她问：“你可以再住一个星期？”
“对。”
我在联盟校选的一门课，还没有考试，所以得到特许。
“好啊！”我一说完，她的精神就亢奋起来。
她的打包工程，顿时简化了许多。
她从家当中挑出必需品，塞进行李箱，然后把满屋子的杂物，连踢带搬地挪到了我的宿舍。
于是，宿舍里连我都没有了落脚的地方，被子、枕头和衣服堆成了一座大山，冰箱、微波炉和热水壶堆成了一座小山，大山和小山的周边是书堆起来的一个个山包。
冬冬背靠大山，在键盘上敲着论文。她说，还有两篇15页的论文，不过，只差“一点点”了。
“要延期了么？”
“亨特教授又给了24个小时，到明天中午。劳伦斯教授还没有回复，按他的脾气，应该不是问题。”
“还是去找一下劳伦斯吧！”
“也对。正好还有法语考试，拐个弯就是他办公室。”
都这个时辰了，居然还有考试。
冬冬去考试了。我从她的杂物山里把脏衣服挑出来，放进筐里，正要下楼去洗，她来了电话。
原来，劳伦斯教授不在办公室。
给劳伦斯的论文，只能赶紧提交。好在把字体换大号的，把行距拉长点，就够15页。
她的电脑还开着。扫视桌面上那篇讲拉丁美洲学生运动的文章，还真不像是熬夜赶出来的。
我帮她修正了几个笔误，用她的名义，给劳伦斯写了邮件：已经不需要延期了，谢谢您。
洗衣房里，洗衣机、烘干机都在嗡嗡叫。几个同学盘腿坐在地上一边敲电脑，一边排队。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正塞着衣服，冬冬发来短信：“《残酷金星下》。我考完了就要。”
她是不是躲到厕所里发的信息？这时候，考试应该已经开始了。
我来到图书馆。管理员看我这个时候还要借书，满脸的悲天悯人。
《残酷金星下》讲的是纳粹统治下的捷克，而冬冬还没有完成的论文就是关于纳粹大屠杀的。
十一点半，冬冬提前交卷，回到宿舍。
我问她考得如何？
“不难。”
她顾不得细说，就一屁股坐下，把《残酷金星下》里可以引用的史料都敲到她的电脑里。
午餐的时候，我们一起下到楼下的食堂。她边吃，边念叨书中的片段，顾不上理我。
我回到宿舍，继续帮她收拾。她则去了图书馆，接着查资料。
她回来的时候，已经快6点了。
楼下响起了轻轻的喇叭声，应该是冬冬的朋友来接她了。她要到纽约，坐晚上12点的飞机去法国，到里昂的一家博物馆实习。
她把电脑收好，和我拥抱，笑着说：“这年头，有护照和信用卡就可以走遍全世界了。”
她走了，留下了冰箱、微波炉、台灯、枕头、被子、几堆书，还有刚在洗衣机里转过圈的衣服。
早上还只有陈茶叶、破零食的待遇，下午却成了她全部家当的继承人。
一个星期后，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太贵的，我姑且帮她存着。
剩下的，估计又得便宜楼下的捐赠屋了。
晚上10点，我给冬冬打了一个电话，问她情况如何。
她正在肯尼迪机场的候机厅，继续她的论文大业。她不敢多说，因为她把手机充电器落在我的房间了。
而且，不光手机，她电脑和ipad的充电器，也被遗忘在电器山里面了。
电脑没电了，她用ipad写。
ipad没电了，她用手机写。
她坐的航班，可以使用电子设备，所以她整夜都在写。
第二天早上，她在伦敦转机的时候，我的微信不断地跳信息。
是她在发论文，一段接一段。
论文后面还有一条指示：帮我拼接一下，打印出来，送给亨特教授。他不收电子版。
我马上照办。
后来，她寄来了一大盒马卡龙，作为谢意。她告诉我，她在里昂的实习非常顺利，现在已经被达特茅斯和西北大学录取，正纠结读哪个学校的研究生。
冬冬是个拖延派，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手，时间越是紧迫，才思越是泉涌。
mc是个宽容拖延派的地方。很多作业，时间上都有弹性，在规定的时间里做不完，还可以申请延期。
mc的活动，很多安排在平日的晚上，也让人有理由把正事推到周末。周末再有别的安排，就拖到下周。
mc的图书馆，周五10点关门，但周日和期末考前，却通宵开放，还免费提供夜宵。
校方有意无意地鼓励，使得拖延派们潇潇洒洒，无所顾忌。
上课前15分钟，美国同学劳拉哼着歌跑进教室，然后是一目十行，扫一眼教授要讲的内容。
就是这15分钟，让劳拉的课堂表现很是出彩。
最过分的一次，她问我教授要讲什么书，因为她还没买。我回答后，她立马跑到图书馆去借。结果，课上的第一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就她回答得最好。因为，她刚刚读完教科书的前言和后记。
她上课时还算认真，下了课，则是完全的运动控。每周，只要天气允许，她都要跑一次马，打一次高尔夫球。周末，则更不知道到哪儿野去了。
当作家是她的梦想。隔上一周，她都要叫上几个好友，听她讲她新写的小说。她写的东西五花八门，这个月，是一个日本女孩爱上了一个美国男孩，但两人生活情趣相距甚远。下个月则是某个苏联的历史人物穿越到“9·11”时期的美国，想帮忙，但总是添乱。有一天晚上，她来找我，说想听听我对她的新作的意见。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电脑，说：明天要交萨维诺的作业，才刚刚写了开头。
她惊呼：什么题目来着？
劳拉的兴趣很广泛，学什么都像是在玩乐。
她也上了戈德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有时，她会和我讨论她感兴趣的一些历史人物，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讲起这些人物的是是非非，她一副指点江山的派头，几乎无视我的存在。
但我还是喜欢和她讨论中国历史，一方面，一个美国女孩喜欢中国历史，本身就很有意思。另一方面，她看问题的视角和我不一样。比如，她讲，林则徐对中国有过，却被视为民族英雄；李鸿章对中国有功，却被视为历史罪人；曾国藩本来能改变历史，却无所作为。你想一想，如果没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鸦片战争会不会发生？曾国藩如果当了皇帝，中国会不会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她的假设接连不断，弄得我没有脾气，只好告诫她：历史，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她说，历史是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但有了这些假设，才能加深理解。
戈德指定的一些书，她没有读，反而读了一些不在戈德书单上的书。
我问她，为什么不读戈德指定的书？
她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听戈德的？
每周五晚上，图书馆总是一片寂寥。但到了周日夜里，却是一片欢腾：大桌子一占，比萨饼和饮料铺开，大家或是在看经济学教材，或是在讨论数学题，补上积压多日的阅读和作业，直到凌晨。
纸版的论文若是12点交，中午前后，最好避开办公楼的走廊，因为这时候，走廊里会突然多冒出好多狂奔之人。而在期末论文的截止日期，登上学校的提交页面，会发现一些很久不见的同学，原来并没有转学或者休学。
这里就有劳拉。平时都是随心所欲，到了关键时刻才突然发力。
逆其道而行之的，也有。
超超学的是生化。因为专业不同，我和她学习时不会相互干扰，便成了图书馆的泡友。因为生活没有交集，我们互相八卦教授和同学，更是无所顾忌。
写戈德论文的那个期末，超超一直坐在我的桌子对面。第二天的有机化学考试，她感觉已经准备好，可以和我一起去转湖了。
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看见我的桌前又多出了一个咖啡纸杯，摇了摇头。
她一开口，我就哼哼道：“你等会儿。”
她说，你真能拖。本想和你散步聊天的，既然如此，我只好先走了。
我熬到了半夜，才写完戈德布置的论文。
第二天，超超和我聊起熬夜的事。
她说，她体质不太好，不敢熬夜，所以，除非万不得已，她总是按点儿睡觉。
在mc想按点儿睡觉，就得有绝招。超超的绝招是一到期末，就给教授们发邮件，问下学期用什么样的教科书。
有的时候，教授会回复。更多的时候，教授的应对是不理不睬。
超超去向学校书店的店长请教：下学期，这几位教授都预定了什么书？这些书，我都要了！
店长很殷勤，赶紧给她从库里找，从别处调。
寒假里，当我读烹饪杂志的时候，她正在看分子生物学。
她抬头问我：为什么不提前读读课本？
我说：“我读书不愁，主要是写论文慢。”
超超说：“你现在做点读书笔记，到时不就快了。”
说罢，她拍了拍她记下来的两大本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