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诺又说，班长和淘气包聊天的那一段，太简约了。淘气包在结尾死掉了，而读者对淘气包过去的生活，了解还不够多。于是，我在延长对话之外，又加上淘气包泡在水里时，对过去生活的大段回忆。
再过几周，萨维诺想起，地震的场景描写不够详细。重大事件，怎么就几句话概括？于是，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儿，把网上能搜到的地震视频都看了一遍。
都要定稿了，他左右审视，觉得我把班主任写得太坏了。他把淘气包关在办公室，是有责任的。淘气包死了，他就一点不难过么？我说，那么多学生都失踪了，人家早就麻木了。萨维诺说，把这个写上。
每一次重读我的故事，他都能发现新的问题。到最后，没有一个段落没有修改过，而篇幅也从15页变成了39页。
我从他的小灶里，一共出炉了十多个短篇，每个短篇都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几十次手术。
语言上的小手术就更多了。而且，原先经他认可的语句，经常会因内容的大手术而被删掉。骨头都没了，皮肤更得重新做。
我的一个形容词用得不好，他会翻出字典，找到同义词，一个一个做试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句话还是不要用形容词为妙。
我的句子写得太啰唆，他会让我当场拿笔重写，然后读给他听，直到顺畅为止。拿着笔，人更会三思之后才动手。打字省力，删起来容易，会让人肆无忌惮，废话连篇。
我的比喻用得俗，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他的原则是，宁愿不用修辞手法，也不能落入俗套。他对“俗”的界定又太宽泛了，基本上我会用的，差不多都挺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无论他纠正多少次，我的功底还是不够的。
我在小灶里，又读了很多萨维诺推荐的小说。每一篇，他都会从头到尾，画出那些最值得我学习的词、句式和修辞手法。一本本的新书都变得满篇红线，到处圈圈点点。他给我读他最喜欢的段落，问我哪儿写得好，也问我如果要描述同样的场景，容易犯什么错误。
他像是教小学生一样，掰开了揉碎了给我讲，却希望我成为大作家。
获奖后，我去感谢他，但同样的话已经讲了太多遍。我问：“怎么才能感谢您呢？给我个机会，让我也为您做点什么吧。”
萨维诺装着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要是成名了，可别忘了我。”
有萨维诺确定的成名目标，我也是胆子越来越大，什么都敢写。
我写退役运动员为生活所迫而干出的奇事。萨维诺夸我想象力丰富。其实，那是国内媒体上出现过的类似报道。
我写贪官污吏的故事。他说我涉世未深就有这般老练，难得。其实，随便看过几套央视的官场剧、帝王剧，或是地方卫视的后宫戏，就有思路了。
我写军阀混战中的事。他不知中国历史，看不到其中的各种硬伤。
我写破绽百出的伤痕文学。他没有读过这样的文章，还以为我走在揭露黑幕的前沿。
整整一年。每周五下了最后一节课，我都会在图书馆的咖啡店买上两杯茶。大杯是萨维诺喜欢的豆蔻奶茶，小杯是我喝的茉莉花茶。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由日头西沉变为繁星点点。有时，我们的讨论声太大，引得隔壁神经质的希腊语老教授来敲门投诉。有时，安安静静一个小时，我写下灵感，他判起作业。
只要没有急事，他都会问问我写的某个故事背后的故事。我没有必要保密，就大谈自己小时候的大闹天宫。我跑题了，他却眼前一亮，说，这件事你也可以写写嘛。
我讲过了头，他会看看表，说：“我该回家了。噢，对了……”
一句“对了”，意味着他和他太太的烛光晚餐又要泡汤了。
他的新书发布会，我自然要去助威。
这一去不要紧。
我读了他刚出版的小说集中的两个短篇，理论上都应该是他的得意之作。
第一个讲一个天主教士与小妞偷情的事。
第二个讲一个失业青年喝止咳糖浆上瘾，一直想戒却屡屡失败。
离开发布会，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店里所有能找到的萨维诺的书全部买了一本，把网上能查到的书评全都读了一遍。他的用词很考究，修饰很得体，结构很完美，但总觉得缺点意境，欠点深度。没有信手拈来的灵动，而是靠反复的雕琢，才制造出人工的完美。
班里同学对萨维诺的苛责，也许不全是空穴来风。而萨维诺对我的另眼相看，是不是误判，我不愿细想。
他的小灶，是为我私人定制的。我的作品，也是为他私人定制的。跟着这样的师傅，今天有小灶，明天就怕没饭吃。
过了暑假，萨维诺问我，什么时候再开小灶。我问他能不能缓一缓，等下学期。我得转变思路，才能有突破。
他洞若观火：“你是不是不想写了？”
“这学期的其他课太难。我怕我的时间排不开。”我推脱。
“你不用写新的，”他宽宏大量，“你把之前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挑最喜欢的，再好好改改，改到可以发表的程度。”
“不用了，谢谢您的好意。”
“为什么呀？你今天不给我个理由，就别想走了。”
我迟疑了半天，终于说道：“我那些故事都什么结尾啊？这个小孩死了，那个老头跳楼了，这位先生疯了，那位太太杀人了。我光是读读，就要得心理疾病了。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净写这样的东西，传递一堆负能量。可不写悲剧，写喜剧，一个人的逗乐能力又太渺小，不如集思广益效率高。”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萨维诺并不介意。
“我承认，你不是什么阳光好少年。但要是作家们个个都是微笑大使，我们就只剩宣传片，没有名著了。”
“您说的那些大作家，哪个不是身世悲惨，一生颠沛流离的？孤儿率很高，贫困率很高，酗酒率很高，自杀率很高，不然也没那么多创作素材。我没那么苦，还要写苦事，和真正的苦人比苦，何苦呢？”
“那你是该出去吃点苦了，”他朗声说，“到墨西哥的农场打工，有点生活经历，再回来写。”
我铁心辩论到底，“我的生活经历真是太少。除了想象，没什么素材来源。天天对着电脑屏幕，瞎编些贪官的对话、刺客的心理、精神病的怪癖……您不觉得假，我还觉得假呢。”
“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写。难道等着贪官话廉洁，刺客写自传，精神病人写反思？多查点史料，多读读名著，你就能写得更真实了。”
我拿出了撒手锏，“不管真实不真实，我干吗要把自己的国家写得那么差劲呢？本来，美国人对中国就印象不佳，我干吗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呢？”
他看着我，缓缓说，“你知道我不是这么想的。”
“您不是。可很多人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破事就幸灾乐祸，看到正面的东西就说政府演戏。我干吗要迎合那些人？”
“我认输了，爱国者。”他做了个“嘘”的手势。沉吟片刻，他又抬起头来，莞尔一笑：“你的口语进步真大。”
当然，我始终没有告诉萨维诺，他可能是高估了我。他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他的写作思路和教学方法，或许真的有些狭隘。
创作，本身就是不能靠教的。大作家的才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算有的技巧可以被学习，但从它被发现的第一次起，就像是仿造的玉、人工的钻，失去了本来的韵味。干这一行，若是天资不够，不论付出多大努力，最多也只能成为工匠，成不了大师。
不过，萨维诺给我的东西，一直都用得上。
从上中学起，我一直就有个困惑，为什么我的记叙文，越写分越低？
老师给的命题，我经常没有真实事件可以往上套，只能编。编的时候，又心虚，总怕被看出来，免不了挨批。写作，是要有生活积淀，要有真情实感的。我一个学生，又有多少生活积淀？
而在萨维诺这里，我的工作就是编：编一个主角的家庭背景，琢磨官宦世家和将门之子哪一个更合适；编一个配角长相上的小缺陷，在鹰钩鼻和雀斑脸之间摇摆。
故事编久了，我就发现，所谓真情实感，不需要看事件本身，而要看怎么写。真实的事情写不好，读着可能比瞎编还假。而编得有技术的，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会显得很真实。
故事是记叙文的一个变体，要体现出普适性的价值，就不要在乎有没有发生过。每个人看到的事情，都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每件发生过的事，成为文字，都掺入了写者的理解。与其还原那些不可能被还原的真实，还不如让故事情节跟着自己的感情走。
但真情实感怎么写呢？
我的文字不够优美，但萨维诺告诉我，如果不是自然的优美，那么宁要简洁，也不要复制修辞；宁要白话一篇，也不要为了标榜自己而引经据典。
我的思维比较跳跃，会在无意间省略不少内容，但萨维诺告诉我，要相信读者的智商。井井有条很重要，但惜字如金更重要。
我的写作速度不够快。但萨维诺问我，快餐和慢炖，你喜欢哪一个？
他的理论，就是只有把自己的风格发扬好，才能写得好。发扬不好的，宁可保持本色，也不要千篇一律地模仿。
这个教我编故事的人，其实一直都在教我怎样写记叙文。
法学院面试的时候，三场面试的面试官都注意到了我的那个小说奖，问我写小说有什么收获？
法律圈的人普遍比较保守，对作家们一贯的我行我素也是颇有微词。所以，我着重讲了我修稿8次的过程，说自己脸皮很厚，挨多少次骂都能接着干活儿，纠正错误，不断完善和提高。
三个面试官都表示赞同。
我给萨维诺讲了自己的面试。他灵光一现，说：“你将来当了律师，就会有很多素材，不用搜肠刮肚地瞎编了，对吧？”
我语塞。
他乘胜追击，说：“而且，你要是在美国工作，写美国的黑幕，就不用毁了自己的爱国者大名，是不是？”
他还说，如果我将来出小说集，他愿意当我的编辑。
他是mc的教授，也是一家出版社的小说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