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身材微胖的同学的聊天室。每次活动，都有同学带着自制的健康点心来，要么低脂，要么无糖。但低脂蛋糕，让我口干得想咳嗽，无糖树莓派，则酸得我牙疼。
“越野长跑队”，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其实并不是越野，而是在人行道上跑。队长有幽默基因，讲话很逗乐。当我们围着学校边的小墓地跑时，她说，我们在用脚步声演奏《骨头园狂想曲》（boneparkrhapsody）。沿着湖滨跑时，她把白鹅调戏得扑翅乱叫。而当我们穿过居民区，看到有小妹妹在自家院子里卖柠檬汁，她冲小妹妹笑了笑，然后留下电影《终结者》（theterminator）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会回来的（i'llbeback）。”
跑完预定行程后，我们真的回来了。生意萧条的小妹妹兴奋道：“我长大了，也要上mc。”
跑了一年，队长毕业了，长跑队也就解散了。因为，队里就我们两个人。
我于是参加了种族对话小组。
不曾想，这是个白人忏悔小组。
尽管组长多方招募，但除了我，组里全是白人。
每次聚会，总是以纪录片开始。有民权运动时的血腥暴力，警察用高压水枪和催泪弹对付示威的黑人；也有筑路华工的窘境，以及早年法规中的那一条：妓女和华人不得成为公民。
白人同学很受教育，个个举手，哭诉自己上的中小学太差，现在长这么大了，才知道自己的父辈们那么差劲。
她们都对我很友善，每次看完片子，都有意无意地接近我，用歉疚的口吻和我搭讪。这种歉意，我实在受不起。没受过种族歧视之苦的人，怎么能代表那些被屈辱过的同胞呢？这些同学分明是把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混为一谈了。
离开种族对话小组后，我进了冰雪俱乐部。俱乐部最有人气的活动，就是去佛蒙特州的滑雪胜地。每一次，都是主席开着自家的suv来接我们，去她家的林间木屋。大家白天爬山滑雪，晚上在空地上搭起篝火，用竹签烤着棉花糖。棉花糖快熔化的时候，夹在两片饼干里，温润软糯的夹心饼干就成了。活动本身无可挑剔，就是参加的人太多，车子总是超载，滑雪板也总是不够用，而到了晚上，不少人只能在木屋的门厅挤睡袋，冻得集体感冒。
我还打过马术队的主意。学校的马术队，得过全美大学杯冠军。想要入队，先得参加训练课。
我报了马术训练课的名，去管学姐妮可借服装，也顺便打听下情况。
我问：“学好了，入队难么？”
妮可答：“不难。只要你不从马上摔下来，基本上就能被选上。”
围场内外
“摔的人多么？”
“每个班，也就几个人吧。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个骨折，一个脑震荡，剩下的只是摔青了而已。”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摔过么？”
“没有。不过，我看见身旁的同学被甩下去后，就赶紧跑了。”
我俩相视而笑。
妮可说：“要不，你来我们辩论队吧。”
但我感觉已经玩够了。
从此，我的休息时间，主要就干一件事：在健身房一边踩着跑步机，一边看电视。
跑步机的小电视上，有60多个频道。美食频道的配方，自然比当年的健康烹饪社要专业。体育频道的马术表演，也是只有风度，没有风险。而喜剧频道的美剧，更是让我边跑，边笑得摇头晃脑，时不时把耳机都给甩掉了。
在美国的朋友，羡慕我们无组织的自由，我则羡慕他们有组织的自在。
弗吉尼亚大学的珊珊来邮件说，他们正在筹划去华盛顿迎接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我这个村姑，看到邮件，才知道主席要来美国了。四下一问，mc的中国人，都是浑然不觉。
弗大的华人会，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山西老乡办吃面大赛，河南老乡办三国杀比赛，广东老乡办粤语歌大赛。过春节，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甚至学舞狮。
mc呢？中秋节聚会用的蛋黄莲蓉月饼，还是华人会的几位学姐各自卷在行李箱的衣服里违规带进美国的。月饼数量有限，一个小饼，通常要切成八份分。聚会的跳舞节目，是在聚会开始前临时排练的。至于唱歌的，靠的是爹妈给的天赋和多年前练就的童子功，没有人会事先吊嗓子。
倒不是mc的中国人不会办事，不愿办事。其原因一在mc人不多，中国人更少，二在mc本身，就没有大办活动的传统。
mc的180周年校庆，只是校园里多了一群互相拥抱的老校友，食堂在晚餐时摆上了蜡烛，多上了几道菜。至于开学典礼，则更是简单，校长对着坐在草地上的学生讲个话，就算结束了。
在mc，也没有一项活动是学生必须参加的。以至于我忙起来的时候，只读教授的邮件，而见到校方的邮件，第一反应就是删除。所以，对于发毕业文凭这样的大事，学校发邮件，都要用大写注明“很重要！请阅读！”（important！pleaseread！）由此可见，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
mc没有大办活动的传统，也没有大办活动的条件。
原因种种，最重要的，当属mc太偏了，进出就要花上大把的时间，机会成本太高。
我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很喜欢看喜剧中心频道（comedycentral）的脱口秀节目《科尔伯特报告》（colbertreport）。一次随意调台，却发现科尔伯特正在耶鲁做现场表演。
我的哲学教授，对素食主义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很是欣赏，更把辛格的著作列为我们的读物。而我们去哈佛法学院参观的时候，恰好见到辛格在学生餐厅里宣扬他的思想。
这样的餐桌演讲，哈佛、耶鲁应该差不多天天有。各路高僧，自备旅费和午饭过去，学校还得精挑细选。
不仅是常春藤，就是排名很普通的大学，只要交通方便，也会有不少成功人士过去，边介绍自己的创业经验，边做招聘广告。同一座城市或附近就职的校友，方便时来学校溜达一下，做一个讲座，带几个学生做做实习，也是司空见惯。
而我在mc的几年里，最有名的演讲者之一，是1995年奥斯卡电影《小猪宝贝》（babe）里饰演农夫的詹姆斯·克伦威尔（jamescromwell）。克伦威尔演讲那天，学校大礼堂里人满为患，我一个挤过北京地铁的人，硬没挤进去。
mc的毕业生中，读研究生上名校的不少；毕业后直接在社会上打拼的，也不乏成功人士。而且，校友们热心肠，不少人在学校校友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表示愿意接待在自家附近参加工作面试或短期实习的学妹。经常给学校捐款的校友，更是为数众多，不然mc怎能在文理学院捐款榜上名列前茅。
哎，捐钱的校友们，却没时间回来看看。
也是因为位置偏远，mc的学生，找零工和找实习都多一重困难。在大城市上学，可以去餐馆、电影院、商场打工。但在mc，想干活儿也没得干。学校食堂刷盘子的职位，只给大一新生。高年级的学姐找活儿，想帮教授带孩子看狗，没车的还不收。
算起来，我在mc期间，一共只挣过两笔钱。一笔是给地理教授当助教，辅导低一届的学妹，一个小时八美元。另一笔钱，是给教授翻译资料，挣了一两千美元。这些收入，比起学费，实在是杯水车薪。
打不了工，问题是暂时的。但找不到实习的机会，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无论继续升学，还是走向职场，实习经历，都是人事部、招生办要参考的重要因素。
镇上没有实习的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找，但有含金量的实习，付工资的并不多。如此，不仅要倒贴房租，而且要自掏钱包支付旅行费用。结果，只是简历上多了一笔。
我在健身房一边跑步，一边看旅游频道主持人唐·维尔德曼（donwildman）的节目。悲怆一号来电话说，维尔德曼上周刚在她们学院做过演讲。不过，她想谈的不是维尔德曼，而是转学问题。她的学院，排名高mc一些，状况却和mc挺类似。
她出国，原本是为了见世面，却被困在乡下。即使有钱买车，也没有时间跑路。想丰富课外生活，但学院的学生社团，还不如国内高中的气势浩大。
她出国，也想要钓个金龟婿。可现在别说金龟婿，连铁龟婿都没有。靠谱男们全都名草有主。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因此，有了转学的想法。
她问我，你不是也说过，要转到城里的大u么？
是的，刚到美国，我是有过转学的念头。mc很偏，进个城都要跑几十公里；mc很小，小得选择课经常没得可选，小到不认识的教授看起来都很眼熟；mc很老，曾经如日东升，但现在却成了江河日下。
但我和一号讲，mc是偏，但生活品质，却是千金难买的；mc很小，但自由清静，却是难能可贵的；mc很老，但教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更是当下的名校难以比拟的。
一号叹了口气，挂了电话。她转学的事，也没了下文。
4月初，我正在西海岸游荡的时候，学校来了邮件，通知我这个提前毕业离校的学生，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典礼在下个月举行。
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mc三个月了。
看到邮件，我想到的是宿舍楼里洗衣房中的柠檬清香，食堂里垒成小山的曲奇饼，教室中的围着一圈同学的圆桌，图书馆里午夜12点的免费咖啡，还有那丛丛的薰衣草、簌簌的落叶、松松的白雪。
我想到教文学基础的菲利斯，教写作的萨维诺，教浪漫主义的科恩，教历史的戈德，还有“关系户”史蒂文斯。时至今日，他们也是当天之内必回我的邮件。
我想起了同屋过的艾琳，同班过的劳拉，一起爬山的凯西，还有冬冬、超超、典典。在茶余饭后，这些人都曾和我埋怨过mc。劳拉说过，mc把都市女孩变成村姑打扮，把乡下小妹变成大妈模样。但不论村姑还是大妈，都学得满口女权，回到家连爹娘都认不出自己。而凯西曾说，在mc念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忘掉了不少生活技能。可自己又不是大小姐出身，被坑了。
但同样是这群人，刚毕业就开始给学校捐款，哪怕手头只剩下几十块。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学校。当初，我是那么急迫地想早点离开，而且没离校就规划好了行程。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回到北京了。
但是，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无论是走在熟悉的路上，还是陌生的路上，mc都已经把我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围起来，让我再也走不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