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时，连狗都嫌，黄皮寡脸，头发稀得打不起一个辫子。头脑迟钝得连过路收破烂的老头都惊奇。最后，母亲也失望了，左看右看都嫌我多余。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斗闹腾无人管，从三峡巫山农村回家，住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事与母亲大吵一顿，发狠说是要回乡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说是行李，也不过是将家里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个星期天，母亲在堂屋里闷坐了好久，突然对大姐说，你要走，那就顺路把六六带回我的老家忠县吧。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她一直尝试着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了，试试我能否讨乡下哪个亲戚喜欢，算是对我降格以求。母亲没有告诉我她的阴谋，但是我感觉到她不要我，因此对离开这家好不好，也全然不当一回事。
那个春末，天气已经暖和了，我跟着大姐坐轮船。那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一直把我们送到江边轮渡口。她的样子很漠然，我不理母亲，大姐也没好脸色。母亲掉头走得很快，大姐拉着我的手走得更快，上渡船过江，然后再去转大轮船。
记得坐的是底舱，铁板地面，机器隆隆，与许多担扁担背东西的人挤在一块。到忠县县城，已是深夜。大姐说已经晚了，最便宜的旅馆我们两人付一个统铺位，花那钱也不值。结果她费了好多口舌，被允许在码头趸船上的凳子上过一夜。我们两人挤在一起，搭了件衣服凑合着到天亮。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坐第一班长途汽车，再赶山路，看着长江在眼前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出现，一直到我腻透了任何风景，才听到村子里的狗吠乱叫，大姐说到了。
大姐把我送到忠县乡下，住了两夜自己就回巫山去了。那时我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在长江边，离得近，大姐会来看我，后来会查地图了才知道很远，她就是把我一个人撂下来狠心走了。大姐当知青那地方，就是著名的巫县小三峡。她落户的地方就是后来作为文物保护的大昌古镇。
母亲的家乡关口有个石寨，在大坡石梯的山丘上，石头砌的，没人说得清是什么时候的建筑。老人说起码明清时就有了，说是张献忠打到过这儿，蛮族女将秦良玉把关，杀得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攻守相持不下。石寨就是秦良玉山寨的岗亭，全由整块大青石而筑，但年久风化，石顶全坍了，前院的石缝里生满野草。村子里用来开露天群众大会或晒粮食什么的，墙沿四角立了不少草人，草人手里还塞了一把芭蕉扇，风一吹，扇子就动，吓唬来偷吃粮食的麻雀。这古老的石寨，在村口池塘边，透过树枝就望得见，算是这个“关口”村的历史见证。后来我恨这地方的一些人，就认为他们都是反动分子秦良玉的后人；再后来我恨这地方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应当是张献忠手下的屠夫留的种。
我先在大舅家落脚，大姐嫁给了大舅的大儿子，大舅同时也是大姐的公公，大舅妈在大饥荒中饿死，大舅一直未娶，他们生有三儿一女。二舅与大舅家的两间平瓦房连在一起，各有草屋和搭的猪圈，猪圈边就是茅房，几根树桩钉在一起，四周是竹篱笆。
我的到来，让这个一向平静的寨子掀起波澜，整个村子的人都来到大舅门前看城里的“小姐”是什么样。这里几乎没有从大城市来的亲戚，倒是有人出去过，比如我母亲当年逃婚，一出去就不再回来。这儿的人到了非出去不可时，那也是天垮下来的绝境，如果数一下村里去过大城市的人，那就是我这两个舅舅，他们在我出生前，抬着重病快死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去重庆交给我母亲，送到了就赶快回转。
那些看稀奇的村里人失望极了：屋子里站着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满头黄毛，眼睛充满恐惧，而且半天都不说一句话，也没有笑脸，穿得几乎和他们一样破旧。也拿不出任何礼包，连农村人走亲戚，都要带自家做的麻花或红糖。可我什么也没有带，母亲只想把我从她身边赶走，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细节。那些人很快就散了。当晚我和小姐姐一起睡。
有一天幺姨来关口接我，她离得比较近，翻过两座山越过三条溪沟就到了。幺姨长得不像母亲，五官较小，眯眯眼，个子也小。她没有儿女，丈夫在煤矿挖煤，经济情况比舅舅们好一些，可是她天天提心吊胆，害怕丈夫被炸死，因为这小煤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塌方、瓦斯爆炸事件，死人是经营小煤矿预算的一部分。
幺姨坐下没一会儿，拉着我的手就落泪，我没有办法让她停，就跟着她哭，我哭的是自己被重庆城里的母亲抛弃，一辈子就留在这偏远的农村。我一哭，幺姨就停住哭，带我到小河沟去捉螃蟹。
那天遇见一条大花蛇，我吓坏了，幺姨竟和那蛇对视，而且拾了一颗石子，抛上半空，嘴里念念有词。那蛇身子伸得很高，但费劲地弯过脑袋去看那石子，最后整个身体垮倒在地上，一溜烟不见了。我从惊吓中缓过劲来，问幺姨怎么一回事。她说，遇见那种蛇，就要比高矮，若抛出的石子高到连蛇抬起头都看不见，蛇就会饶了我们。
我在幺姨那儿住了很久，有天表姨来幺姨家，说是有事耽搁，不然早就来接我了。她生得白净，不像风吹日晒的农妇，头发在脑后绾得整整齐齐，穿得也干净。总之，我当时一下就被她的端正模样吸引住了。幺姨舍不得我走，但表姨态度很坚决，说以前我母亲在乡下时与她最要好，现在母亲把她的幺姑娘送到乡下来，能不管吗？不过她们在屋里商量了一天，最后达成协议，我先去她那里，然后再回来。
表姨那儿很远，在长江边的丰都鬼城附近。我们走了一天山路，她走路不快，因为她说小时家里对她期望太高，要嫁个好人家，就缠了脚。她实在受不了，就悄悄放脚，被家里发现，狠狠打了一顿，重新缠脚，但又被她放了。这么折腾过几次，那双脚就不成样子了。我们一路说着话，等到她家天就黑尽了。表姨是第一个打开我话匣子的人，她喜欢问我，我也喜欢问她，关于重庆城里的事，她最感兴趣。
她说很后悔，当初应该跟我母亲一起跑到重庆，哪怕做纱妹，也比在农村强。
我问她为什么不走呢？
她说有些东西丢不下。
问她什么东西。她笑笑，说你是小娃儿，你不懂，有一天你懂了，表姨再讲给你听。
表姨爹已经做好玉米稀饭等我们。比起其他亲戚，表姨家的房子最像模像样：石头房子，屋顶很高，其实就是一个旧时碉堡。解放那阵分田分地时，那个石房子里炸死的国民党士兵太多，邪气太重，没人敢要，就分给了她家。此后，她遇到来村里做石匠的表姨爹，他被招做上门女婿。
表姨告诉我这个故事，说她自己八字大，压得住邪。她的话我相信。在重庆南岸家里的阁楼上，我总看见一个白衣女鬼，家里三个姐姐也都看见过，只是我见到次数最多，所以最有理由害怕。可是在这小石屋里，一次也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也没有听到什么怪声音，看来只要阳气足，鬼屋不是个坏地方。
表姨门前有一棵李子树，我来没几天，这棵李子树就开满花朵。记得天天爬到李树上，远远看表姨爹从村口那个山道回家来，肩上扛着一个布袋，里面是锤头、钻子、剁斧之类的工具，他们抱养了一个孤儿，比我大五岁。十一岁就跟被村里全劳力一样下田。
生产队队部的院子在一个洼地。我们站在山坡上就看得见。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动员表姨去斗地主。表姨说，地主和他的老婆不是土改时已经被枪毙了吗？我不跟魂斗。
生产队长说，不是老地主，是少爷。附近的知青说是国家要搞的。那些知青都跟我大姐一样，是在“文革”前就到农村去的，这么些年生活寡淡无味，终于轮到“革命”的机会了。
少爷？解放那阵子他才四岁，斗他？表姨说。
生产队长说，你以前在他家当过丫环，你最知道他家怎么欺压我们穷人。所以，你一定要斗。
队长走后，表姨很难过。她说，地主一家子对她不错，再说那少爷就是小时看见父亲被敲了沙罐毙掉，吓得半死，变成神经病了。
表姨在家装病，被队长狠狠骂了一顿，不过也拿她没办法，她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出身。
我那天跑下山坡去，队部的院子热热闹闹，天井和堂屋里站着人，坡上也坐了不少人，拖儿带女的。那个地主的少爷被押上来，一个瘦高个青年，衣服又破又脏，头发长得不男不女，但一脸漠然。别人骂他，他笑；别人数他罪状，他笑；有知青上台阶去扇他耳光，他也笑。直到后来把他斗垮在地上，才算收场。
我跑回屋里对表姨讲那里发生的一切。表姨说，我就知道会这样，这个孩子活不长，老天爷，观世音菩萨，行个好吧，让他平安吧！她的样子非常伤心。我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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