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需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时，必须制造出一颗政治明星。】
今天的天气似乎是吉兆。黄士可站在省长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天空。这些年大气脏得连沿海地区都难见天日，晴天就是雾浊浊的灰白天空透出一个边缘朦胧的太阳。然而今天却一反常态露出了蓝天，太阳也像被擦乾净了一样亮得清清楚楚。好天气给他信心，紧张感却没减轻。心脏像被乱糟糟的绳索勒着，神经紧梆梆，一点风吹草动都会麻酥酥地震颤，敏感得痛苦。
昨天，他签发了最後一道代省长令。命令全省银行解冻所有个人人民币存款和外汇存款，储户自由提取，银行必须兑现。这道命令向全省发布一小时之後，他在电视上向全省人民告别。他的谈话包含感情。他说他的内心一直在痛苦地斗争。做为一个政府官员，他应当执行中央命令，可面对福建的父老乡亲，他又怎能忍心将他们的血汗掠夺一空？他始终拖延上缴福建冻结的存款。北京连续五十四次催逼，一次比一次严厉。他已经不能不做最终抉择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若仅是自己的父母，他可以为效忠国家而牺牲他们。但父母是六千万福建人民，他就只能尽孝而不能尽忠了。他擅自发布解冻令，已经成了国家罪人。因此，他辞去代理省长职务，赴北京请罪，无论国法怎样制裁他都毫无怨言。为国死，为民死，死得其所。
银行系统已做好准备，通宵达旦兑付。刚刚报上来的数字，截止到今晨六时，93％的储户已提出存款，其余的两小时之内也就可以兑付完毕。上万亿人民币和十数亿外币流入了民间。
这个决定事先争论很激烈。许多人认为自治後需大量资金建立货币储备，维持地方财政，调整和发展经济。如果发生战争，钱就用得更多。地方现有的资金远远不够。利用北京的冻结令正好把庞大的民间资金抓到手中，还无需自治政府担干系，主动放弃这笔钱太失算。但黄士可坚持人心比钱更重要。不给人民好处，自治就成了政客的独角戏。
一个福建钱再多也没有中央钱多，最终只能失败。而有了人民支持，现在散出去的钱将来会回来，甚至可能更多。他说服了多数人。他坚信这是一个正确战略，也知道这是一个使自己成为明星的时机。需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时，必须制造出一颗明星。政治纲领对人民是说不清道不白的，而明星却能使万众仰望和跟随。由於七省市联盟原来的基础只是地方性舞台，难以产生有足够资历、高度名望和广泛社会基础的领袖人物，因此就得制造一个。在当今这个工业社会，一切都可以制造出来，明星也不例外──从洗衣粉、泡泡糖、流行歌手，直到政治领袖。历史的必然和偶然结合在一起，已经把他推在中心位置。新阵营的明星非他莫属。赞成自治的各方力量全看好了他。七省市联盟也自然而然以他为盟主。工商界高薪雇来制造明星的一群广告专家和公关专家这些天紧随他左右，研究他，设计他，指导他，从风度、仪表、说话的音调到电视讲话的稿子。他们是运用传播媒介操纵公众的魔术师。从昨天他在电视里一露面，“推销”攻势就开始了。现在，电视里正在第十五遍重播他的讲话。街上的广告牌写着他的语录。天上的气球挂着他的画像。电的、光的、声的、印刷的，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围绕的核心都是他。从昨天到今天，他的名字在公众面前被提到的次数比以前一生的总和还多。他升起的速度使他想起倒着栽向天空的流星。
“黄省长，到时间了。”公共形象策划助理进来。
一群专家随後进来，最後一遍检查他的衣服、头发、钢笔插的位置、旅行皮包提在手里的姿态──
是明星还是流星？生来第一次有这麽多专家为他的形象团团转，他却没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宣布脱离北京实施自治的日子提前了。准备工作远远没有做好。但做好那乱麻一样千头万绪的准备永无止境，很大意义上只是迟迟不举事的藉口。如果北京始终没有反应的话，他倒宁愿这样一天一天拖下去。新省长被群众痛殴成植物人後，北京异乎寻常地容忍了福建省人大推举他担任代省长。他曾以为北京对七省市联盟尚未察觉，两天前得到的情报却发现北京对一切了如指掌，只是因为广州军区倒戈和南京军区中立才没采取断然行动。北京故意用不断催交冻结存款做迷惑，好像对其他事都不关心，实际暗中调动成都、兰州和济南军区的部队，正在进行军事部署。情报透露北京的方案是尽量避免军队之间发生军事对抗，临时组建起七个高度机动的突袭队，正准备同时突袭七省市首府，猝不及防地将各省市领导人绑架到北京。七省市群龙无首，就无法将自治变成实际行动，南京军区的中立就失去意义，广州军区也就会识时务地重新效忠北京。到那时再接管政权，进行清洗整肃，军队换防，委任新领导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制服南方。这两天七省市领导人像鬼魂一样到处躲藏，一夜换几个睡觉的地方。福州是北京突袭的重点，黄士可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仅仅躲藏过日子是出路吗？只有立刻揭竿而起，宣告七省市脱离北京，自治才能形成事实，才能把所有力量动员起来，使军队分裂公开化，或许那样还能保全自己，否则，无论如何也逃不脱死路一条。
起事定在今天。解冻存款和昨天的电视告别都是序幕。
专家们从小门退出去了。办公室又剩下他自己。他窗口的灯光通宵未熄，吸引了无数百姓聚集在政府大楼之下。他们的好省长彻夜不眠，太阳升起便将悄然离去。机票在臂上的风衣口袋里，是用他自己的工资买的。他将向北京交出自己，做为全省百姓拿回存款的代价。
“黄省长要走了！”正像那位导演交代的，他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一个声音悲戚地高喊。
省政府大楼顿时沸腾起来。没到上班时间，可几乎所有人都来了。都是为了等他。人们拥挤在走廊里，默默地，自动为他闪开一条道。女人们含着眼泪，男人们的目光敬仰而悲伤。这些被机关的毒汁泡透了的男女平日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终日口里流言蜚语，心里幸灾乐祸，能流露如此真挚的感情，不能不使他有点感动。他的眼睛湿润了，挨个与人们握手。他看见了百灵，站在众人身後，崇拜地看他。她知道这是演戏。昨天他给她看了瑞士银行的存款证明和洛杉矶一处房产的文件，上面都是他的名字。她淡淡地把那两份价值五百万美元的纸片放在一边，只说一句即使他上断头台她也跟着他。此刻他和她的眼光就像诀别一样悲壮和深情。进入角色了，他想起那位导演的术语。
等在一层门厅里的几十名外国记者包围了他。自从排北暴乱和打伤省长的事件发生後，福州成了外国通讯社关注的重点。昨天解冻存款又成了特大新闻。黄士可不懂外语，连那些洋腔洋调的汉语也装成听不明白。不回答任何问题。但他心里赞叹外国记者的敏感，多数问题都一针见血，连他们的政府也缺乏这麽准确的认识。这一段七省市联盟与西方各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联系，结果大失所望。西方虽然对北京的路线变化深为担忧，却无意把宝押给企图自治的一方。任何政府都是既现实又势利的，口头同情人权、自由、民主，实际却总是和强大的一方握手言欢，没有一家打算支持一个看不出成功希望的自治联盟而跟北京闹翻。连跟广东唇齿相依的香港也拒绝有所表示。虽然广东可以断香港的水电，比起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後弥漫的散伙气氛，港府还是更怕卷入与北京的对抗将使香港更加动荡与不可收拾。台湾自民进党上台後实行与大陆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别说参与什麽，连理睬的表示都没有。七省市联盟起事只有靠自己。成功了自然就有“朋友”。眼下只能寄希望於西方的公众舆论。用舆论压迫各国政府。黄士可按照专家嘱咐保持着事先反覆演习的表情姿态。对西方公众，一个好的电视或照片上的形象是争得同情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黄士可给了外国记者充分的时间拍摄自己，又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节奏摆脱他们的包围，走出政府大楼。他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憾。
他知道会来百姓，会来许多。策划部门的人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这一夜不断报告外面的百姓人数在增加。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想到会来这麽多人。无论哪个方向，全挤满黑压压的人群。除了他现在站的台阶，没有一块空地，连周围的建筑物，每个阳台、每个窗口、甚至许多房顶，全都挤满了人。人群沉寂无声，所有的眼睛都在仰望他。这麽多人不可能全是组织的。他们有的已经在外面站了一夜。无数只手拿着他的照片。挽留他的标语被人们举成一片海洋。随着提出存款的人数增加，拥戴他的口号在福州城里越来越响，此刻他的出现使人们安静下来。从千万双汇集到他身上的眼中，他看到了人民真心的感激。当了这麽多年官还第一次看到。
“黄省长，你不能走啊！”一个看上去像有一百岁了的农村老人在两个孙子搀扶下走上台阶。黄士可猜不出策划部门从哪找出这样一个形象。瘦脱了相的脸上皱纹又深又密，稀疏的胡须垂到胸前，没有一颗牙的嘴像个黑洞，说起话来倒还声音洪亮。他用一双骨头般的老手颤巍巍地捧着一叠钞票。“黄省长，我一家九口靠着种地养猪，省吃俭用，十一年才攒出这点钱。北京一下令冻结，我那老太婆连急带气吐血死了，我也不想活了。黄省长，现在你把钱还给我们全家，自己去北京受刑，我说什麽不能让！我把钱退回银行，你可不能去北京呀！”
说完，他哆哆嗦嗦地把钱举过头顶递给黄士可。
黄士可伸出双手挡住他。老头的台词稍嫌生硬，但表演到这种程度已属难能可贵。
“老阿公，我一个人不算什麽，只要父老乡亲们不受苦受难，我黄士可千刀万剐也心甘情愿！”他抬起头看着无际的沉默人群。“乡亲们，好自为之吧。”
他的声音不大，没有扩音设备，再喊也不会有多少人听见。然而事先把位置设计在这块楼前平台上，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能让所有人看清。不用听，人们的眼睛理解每一个动作。
他转身欲离。
“黄省长，你不能走！”老头一把拉住他。“朝里出了秦桧，他们要害你啊！”
黄士可好似有千言万语不知怎麽说，只是感慨万千地搀住老头踉跄的身体。“老阿公，让我走吧。”
“黄省长！”老头令人心碎地喊了一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身後两个孙子跟着跪下。
像一片波浪，沉默的人群一个接一个跪下，台阶周围，至少跪倒几百人。
黄士可原本觉得下跪太古老了，和今天的时代过份不和谐。专家们追求摄影机前的戏剧效果，非要在他周围安插几十个人跟着跪下，谁也没想到一下带动这麽一大片。黄士可被深深地震憾和感动。自发跪下的比导演的多得多。这是当年人民挽留林则徐的场面啊！外国记者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方式的场面，像一个古老神话突然呈现在眼前，一个个激动得难以自制。摄像机、摄影机、照相机转成一片。一个记者因为中间没了胶卷气得把照相机砸在地上。黄士可事前曾担心不能按导演要求流出眼泪，然而此刻根本不需要特地学那些技巧，眼泪便夺眶而出，想止都止不住。按设计他本应在镜头前面去搀扶那老头，可他怕控制不住自己，哭得太厉害影响效果，只能哽咽地说出：“宁可国家负我，我不能负国家！”转身跨上在一旁等待的汽车。
“去机场！”他吩咐司机。妻子已在车里。虽然事先向她交过底，她也是哭得满面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