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两个乳房之间，汩汩冒出滚烫的血，染红了无边的大地和天空。】
每扬起一掀谷子，石戈就感觉自己像那些谷粒一样在清风中飞起，均匀地散开，让风吹走碎草、糠皮和灰尘，乾乾净净地落在那堆在阳光下金灿灿闪光的新谷堆上。汗水痒痒地在身上流。太阳暖融融。空气中充满庄稼成熟的香气。他像入了迷一样陶醉在往复的机械动作中，很久没有过这麽愉快的感觉了。
干得不错。他审视着扬起的每一掀谷子。三十年前在这个村插队的时候，全体北京知识青年中只有他能干扬谷子的话。谷子轻，扬重了会被风刮进糠堆，扬轻了又不乾净。当年为了练这门把式，他跟桂枝爹学了整整一秋。
袖珍收音机里传出的二胡曲优婉回旋。他呼吸着乡间空气，内心深深地叹息。是不是该永远这样生活？在这种明朗安宁之中，连苍蝇的嗡鸣都令人感动。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提出了。离开仙人村二十五年，回来了七次，每次来都问，然而每次又都急匆匆地离开，赶回喧嚣忙乱的都市。忙碌被今天的文明视做判定人生价值的标准，人生追求的进步似乎就是不停的变易。忙来忙去，理想却似乎离得更远。身不由己的忙乱不仅产生异化和邪恶，而且剥夺了人和自己内心独处的美德。所有交流功能都用於对外，看、听、说、读，无穷无尽，永无空闲。心灵只是一个泵血机器，人生成了一堆事务的堆砌。到头来一片悲哀的空虚，一无所有，只见稀疏的头发落叶般飘零。
他已经是几下几上了。这麽多年，虽然尽力油滑和玲珑，可在根本的问题上，他几乎总扮演一个唱反调的角色。那些人都叫他“黑乌鸦”。只要他一叫，就有灾难要临头。当他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他那不吉的叫声让人分外恼恨，而事实总是证明“黑乌鸦”比他们高一筹时就更令一些人不能容忍。想打发掉他这只“黑乌鸦”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这次隔离审查就是一个总攻。本来确实打中了要害，连他手下的小乌鸦也可以一块被拔光毛。可他冷不丁打出个总书记，让他们一下缩回手。审查马上就结束了，只做出一个处理──解散十六号机关。虽然出气不够，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不往深问，免得明知总书记是後台却对着干，抢在总书记视察回来前处理完，等总书记过问时就演戏──谁也不知道内幕。这正是石戈希望的，是他“唬”出来的，真请示总书记就会糟糕透顶。他没有保住十六号机关的奢望，只要不连累太多的人就是最好结果。他和机关里每个人最後握一次手，便上了最早一班来山西的火车。
和过去一样，这次仍然住在桂枝家。桂枝爹是当年的生产队长，他是北京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打架打出来的交情，倒成了亲人一样。桂枝爹老了。桂枝妈死了。桂枝以前住在婆家，现在被丈夫赶出了门，回了自己家。这次他住得最长，一晃十几天了。他每天除了帮桂枝家干点农活，就是在附近的田里坡上一个人转，看天，看夕阳，听鸟叫，数南飞的雁。
以往每次下台，用不了多久，上头又会把他召回去。事情往往按照他的预言发展。他所批评的那些喧嚣一时的“热门”方案最终也大都落个难以收拾的结果。许多关口看上去似乎过不去了，所有的办法都使绝了，所有的人都退却了，把他找回来，到最後却总是能解决。这更使他招人恨，但又是不能不重新启用他的原因。他并不期望成为明星，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本身就足以使他满意。开始他总是力图做得最好、最快、最有戏剧性。但逐渐，这种浅薄的虚荣使他厌烦。推动他不得不做下去的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怎麽办？不能眼看货币体系垮台，不能静等抢购浪潮席卷全国，不能任凭企业纷纷倒闭，千百万失业者的孩子嗷嗷待哺。然而现在，他觉得这种责任感也是一种虚假，甚至是犯罪。早期的危机好比让社会在泥沼里陷住腿，只是难以行动。然而帮它拔出腿，却没改变它的方向，它便会继续往泥沼深处走。再陷下去就没到腰。每次拉出它都等於促进它不断往下走，越陷越深，直至没顶。这种责任感和谋杀有什麽区别呢？
昨天，桂枝爹喝着酒说：“你这麽有本事的人，上面保准儿还得让你回去。”
他摇摇头。“这回跟过去不一样。──就算叫我回去，我也说什麽不回了。”
桂枝的眼睛亮闪闪。“你现在这麽说吧。”
“真的。我回去有什麽用？大厦将崩，一木难扶。何况我也不是木，只是根苞米杆。”他觉得自己喝多了，舌头有点硬。
石戈把木掀插在谷堆上。风越来越小，几乎已经静止。收音机里换成了新闻。他靠着谷草堆坐下，卷起一支老旱烟。多年不抽了，一回乡下就开戒。这些天从早到晚，每次报告新闻他都不放过。
播音员一改这些年流行的亲切自然的语调，又像过去那样激昂亢奋起来。头条新闻还是关於暗杀总书记的凶手的。情况已经查清：凶手是三峡工程管理局的公安处副处长李克明。在总书记视察大坝时，凶手从巡逻直升机上用事先藏在机上的手枪杀害了总书记。据调查，凶手是黑龙江省黑河市人，祖父一家六口人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暗杀动机可能是出於对“中日经济合作区”的不满，从凶手逃脱的情况分析，很像是有严密的组织接应。目前已展开全国范围搜捕。举报者可得奖金二千万元。
不在北京，所有内幕他都不清楚，但是陆浩然能这麽顺利地继任总书记，说明这个暗杀不可能像报导的那样简单。“强硬派”路线已经开始全面扭转“温和派”过去的作为。收音机里一条条宣布爆炸性的新决策：废除“中日经济合作区协议”；暂停偿还欠日本债务；要求把中国欠日本的债务与中国过去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联系在一起考虑；取消特区和沿海各省的特殊政策；徵收重赋救援黄河灾区；地方财政一律上缴国家；所有产品实行国家限价；农产品恢复统购统销；材料和能源实行配给制……
在中央高层的斗争中，石戈不属於任何派系，他的十六号机关也一直保持中间色彩。自打改革开放，中国始终在二元状态之间震荡。经济上崛起了一个现代化部分，它的规模远不能吸收整个经济，然而却以种种优势压迫非现代化部分不断瓦解，又以反弹回来的冲击毒害自身。政治上，放松控制和加紧控制交替主导，“温和派”和“强硬派”我上你下，斗争不休。这种二元对立的因素互为破坏地起作用，使社会缺乏稳定和连续，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陷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难境地。照石戈看，在这种二元状态里打转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要麽一元紧，要麽一元松，要麽一元计划经济，要麽一元市场经济，要麽一元自力更生，要麽一元开放门户，要麽一元公有制，要麽一元私有制。结合二者优点而去掉其缺点的中间选择是没有的，只能生出集二者缺点之大成的怪胎。而本质上，共产党不可一元松，只可能一元紧。这是它维持自身独裁的根本前提决定的。所以“温和派”不可能彻底温和，也不可能解决矛盾。共产党的最终发展必然是到今天这步，一元紧──即全面的法西斯统治。
桂枝带着空口袋回来了。石戈把扬好的谷子装进口袋。两个人不用说话，谁该干什麽都很清楚。桂枝跟他挨得很近，脸不时被她的头发磨得痒痒的。她每一弯腰，半月形向下弯曲的裤腰便微微张开，似乎偏一个角度就能看见里面什麽。石戈抬起眼。隔着低洼的平地，远处就是那片山坡。当年那里有茂密的青草，如芬芳软床，有浓密的树荫，遮挡骄阳。现在，无树无草，一片焦黄。水土流失使它变成一片破碎的土林，如无数向天崛起的乾枯阳具。
当年就是在那，桂枝给了他第一次。她尚未完成发育的身子倚在垂满绿草的坡坎上，叉着白嫩双腿。她只有十五岁，却充满热狂和期待，紧紧抱住晕眩的他，用粗糙的小手在行地将他们引导在一起。
为当年那些日复一日的恣意欢乐，为那些阳光、山坡和树草之间的迷醉，他感谢桂枝。每当他想起仙人村，就有青春的慾望在那里荡漾，就有在他上大学时桂枝那泪如洗面的影子，如同在泉水里波动。他回来七次，每次桂枝都从几十里外的婆家赶回来见上一面，或是相对无语，或是像生人那样一问一答。他不想提过去。他想在脑子里永远留着个十五岁的桂枝。可这次……
“哪个死狗藏在那，还不滚出来！”桂枝向谷垛後面喊。
锁柱咧着嘴走出来。
“我看你和石哥干啥哩，别把你们搅了。”
“搅啥？我撕你的狗嘴！”
“哎哎，二姐，石哥可是大干部了，看不来粗的……”
当年锁柱还是个抹鼻涕的脏小子，现在又高又壮，满脸黑胡茬。上个月他领头把徵粮的乡干部打断了腿，又把前来抓人的县公安局警车翻了个儿，村里老少就选他当了村长。
打闹一阵儿，锁柱做出村长的严肃相。
“二姐啊，你们得抓紧打场，赶快把粮食入库。昨天灾民把八里堡抢了，场院上的粮食一颗不剩。咱们也得防备着。你说呢，石哥？”
“哪来的灾民？”石戈问。
“嘿，也说不上是哪的，叫他们灾民就是了，其实跟土匪没啥两样。哪来的都有，聚起一帮人就抢。仗着人多，谁拿他们也没招。行，你们抓紧，我还得去商量联防的事。”
锁柱走了。为了防止灾民抢劫，周围几个村联合成立了保乡团，由各村青壮男子组成，哪个村有情况就互相支援。这些天各村铁匠炉打了不少大刀长矛。藏了不知多少年的老炮铳子、火药枪也找出来。还用粮食在黑市换了几支八八式手枪，锁柱裤腰上就掖着一支。
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人大常委会刚公布的反囤积法。如此多的法律措施同时出笼，少说也得有半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只有军委那套班子有这个能力。虽然迄今为止出头露面的全是文职政府，但石戈却时时能感觉军队的巨大身影站在後面。没有铁腕，想做这样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权威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用以维系统治的核心。丧失权威就是丧失统治的力量。这种古老结构在现代世界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权威越强大社会肌体就越无活力，而国家也就越衰弱。现代世界是个经济世界，政治可以靠权威稳定，经济却只能被权威扼杀。世界大潮的驱使和盼望“黄金国”的英雄梦使权威者推行改革，而改革的本质就是削弱权威，从而才能释放活力，刺激经济。晚清朝廷的改革比各朝代的改革加一块还多，却成了它垮台的致命原因。那次权威的丧失造成了其後数十年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靠着蒋介石、毛泽东一类的英才和奸雄，加上几千万条人命才使权威重建。至少从统治的角度来讲，共产党的短视在於它曾把保住权威放在了发展经济之下。不管是出於自大还是出於冒进（二者都是它的老病），权威在“改革开放”之中遭到的损害不比满清王朝覆灭前更小。那时只是政权的崩溃，现在则是权威在每个人心理结构中的丧失。前者出了个毛泽东又可以重建万众一心的铁桶江山，而几千年积淀成型的对权威的天然崇拜来难去易，一旦丧失就是覆水难收。这时重新乞灵於权威，除了枪杆子再没有别的。掌握枪杆子的军队就成了唯一的权威。
假如未曾松过的话，紧可能确实会使中国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一些。然而曾有过的松是瓶里的魔鬼。改革开放在中国产生出的不可控制力量已经太多了，能量太大了。整个社会正在向山下势不可挡地轰轰滚去。阻挡的力量越大，产生的震荡越强，二者势必共同粉碎。而如果不阻挡，下面就是万丈悬崖。已经在劫难逃──不管是松是紧，是一元是二元，结果都将是灭亡。
那个“大的”越走越近了。这些年，他时常感觉到它。开始只是在梦里，後来白天它也光顾，而且越来越频繁。它无形，但是它巨大，大得没边才无形。它无脚，但是在逼近，近得太近才看不见脚。它一步一步，无声无息，却地动山摇。他觉得它的呼吸像风一样。它无形的眼睛像深长的山洞，里面奔腾着无数龙蛇虎豹，全张着血盆大口。
“石哥，”桂枝摇了他一把。“你咋了？”
“没什麽。”“大的”消失了。村庄笼罩着炊烟。
“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再干会儿。饭好了喊我一声。”
“我可背不动这袋谷子了。”
石戈看桂枝一眼。平时从未听过她说这种话，年轻时比得上小伙子，现在扛个一二百斤也可以走得跟风一样。和桂枝的眼睛一接触，他心里火辣辣地灼了一下。那眼里燃烧的火似乎能把他烧化。
他要扛起谷子，桂枝又不让。
“你帮我扶着点就行。”她总怕累着他，可是他硬抢过来。
收音机里一个男播音员针对全国性的拒绝交售公粮发表评论。他的口气不容置疑：粮食和空气、阳光一样，是全社会所有人生存所必需的。耕种者占有土地、生产粮食是社会分工不同。这种分工不仅不代表权利，而且只能代表义务。所以任何一个耕种者都没有拒绝与社会全体成员分享粮食的权利，只有提供粮食的义务。
被阳光晒热的谷子舒适地压在肩上，桂枝笑盈盈地走在一旁。今年收成还算不错。每家农户都算了又算，尽可能多存一些粮食。这些年连年歉收，搞得人心惶惶。黄河水灾离这上千里，大饥荒的传闻却早就过来了。农民既为将来保全家老小的肚子，也看准了粮价飞涨的势头越来越强。粮食攥在自己手里时间越长，发的财就能越大。
在传统社会里，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勒紧肚皮，消耗最少的资源供养一个穷奢极欲的上层。安於“穷命”的底层意识和贫困保证的死亡率使那种社会与资源的关系可以保持相当稳定和平衡的状态。而社会主义培养起了全民平等的意识，改革开放又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贫困变成了商品社会对平等暴发的追求，每人对资源的需求顿时要乘上一个巨大的倍数。当十亿农民全力以赴地投身到这场索取的比赛中时，中国的资源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敲起了丧钟。虽然已经离开了注视这类宏观问题的位置，可想到这里，石戈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沉重。
“爹，该吃晌饭了。”路过打寨墙的人们，桂枝向她爹喊。
桂枝爹正在指挥施工。“做好饭再叫我。”他连头也没回。
过去为了防土匪，仙人村建起一圈又高又厚的土寨墙。共产党掌权以後，几十年没土匪了，寨墙也塌得差不多。现在，为了防备灾民抢劫，村里各家又派工摊钱地重把寨墙修起来。
村比过去大多了。许多家都搬到了寨墙外面。桂枝家最远，紧靠公路。寨墙修好後，所有家都搬进寨子，至少先把这段风头躲过去。公路上空空荡荡。近来治安越来越乱，几乎没有敢单个跑长途的司机。远处山梁上，一队卡车像玩具模型一样从公路尽头向这边驶来，拖着细小的烟尘。司机们相互结伴壮胆。公路上要麽没车，要麽一过就是几十辆，上百辆。
桂枝帮石戈把谷袋放下，转身反挂上仓库门。仓房里黑乎乎的，只有通气孔射进一束阳光，照在黄澄澄的玉米上。
“石哥，我可想你了。”桂枝抱住他，把脸靠在他肩上。
桂枝的头发还是那样乌黑，散发着阳光和乾草的香气。粗糙的手跟当年一样刺激他，好似一片电流在神经网络里酥痒地放射。他本来不想再迈过这一步。桂枝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个野花一样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结过三次婚而且现在还有丈夫的农村妇女。可是昨天晚上，可能是酒喝多了，桂枝的眼泪终於融化了他。打来的第一天，他就看出桂枝在等着，从欢乐变成孤苦，变成偷偷哭泣，直到昨夜他抓住她的手，她才捶打着他哭诉：“我恨你，我恨你……”桂枝结实的双乳像插着红枣的白馍在刚打开的笼屉中散发热量。她的腹部平滑光亮。劳动使她没有城里女人的脂肪和赘肉。从未生育使她被三个丈夫抛弃，又使她不像农村妇女那样早衰。黑暗的仓房，金黄的玉米，温热的谷袋，正照在桂枝乳房上的那束阳光，这一切都远比软床、香水和带流苏的窗帘更使石戈沉醉。
是不是该永远这样生活？他又在想。一个遥远的呼唤悠悠回旋，在一片怒海般的激情中，那麽纤细，又那麽清晰，从最底层飘渺升起，侵入飞扬的灵魂。
当他们最终瘫倒在玉米中间喘息的时候，突然听到汽车在很近的地方停下。一连串人从卡车上跳下的“扑通”声，像砸在心上，扩散出一种不祥的感觉。
“快穿衣服！”他低声对桂枝说。
“老乡！老乡！”外面喊起来。人很多。脚步声走近。“家里没人。”一个声音说。“打开谷仓。”另一个声音命令。
桂枝推开仓房的门。
“你们要干啥？”
门外是十多个穿工作服、戴安全盔的工人，每人都持着枪。老式的帆布子弹袋上印着“工人民兵师”字样。卡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分别停在不同的农家门口，跳下成群的武装工人。
“大嫂，”戴红头盔的头头说。刚才命令打开谷仓的就是他。“我们是来买粮的。”
“我们的粮不卖。”桂枝用身子挡住仓房门口。
看来头儿知道多费唇舌也没用，他微微叹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