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再也不敢了，老总您抬抬手……”
“别废话，你这是经济罪。扛上米，跟我们走一趟。”
“行啊，老孙，上班路上还让你逮了个经济犯。正好今天所长出院上班，真露脸啊。”巡警小方一边说着，一边掏出香烟递给身边的孙警官。
“说啥呢小方，这不是咱们哥儿俩一块抓住的吗？”孙警官笑眯眯地接过香烟。
“孙哥，说实话，自打兄弟到这个所里当差，就你对我最好。兄弟年轻，跑得快，有的是机会。这一次，就算你一个人的吧。”
“这不大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办吧。”
小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进了派出所的大院，他就冲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喊道：“王副局长，孙警官抓了一个经济犯。”
霍胜被孙警官勒令蹲在廊前，双手抱着柱子铐在一起。他看到一个岁数大一些、胖胖的家伙从办公室里伸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了回去。其他的警察则仿佛当他不存在一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小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拦住另一个警察。
“吴警官，局长是不是今天上班？”
“应该是吧，医院的大夫说昨天下午就应该出院了啊。”
霍胜把这个人的面孔也牢牢记住了。
“局长好！”八点整，霍胜终于听到大院门口有人喊道。和副局长正相反，走过来的这家伙倒是一个瘦子。警察们从几个房间里涌出来围着他嘘寒问暖。局长拉着一张长脸，郁郁地点着头进了屋。
几分钟后，小方和孙警官等几个巡警扎着腰带、别着警棍，晃晃荡荡地出了大门。几个人在路口就分别前往各自的巡逻地段。孙警官不知道，当他孤身一人的时候，身后已经有一辆轿车远远地跟了上来。
“老总，老总！”一俟小方等人出了派出所的大门，霍胜就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你鬼喊什么？”从一间屋子里走出来一个警察。
“俺肚子疼，俺要拉屎。”
那家伙取了钥匙，打开了霍胜的手铐，押着他往厕所走了过去。一路上，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
进了厕所，霍胜环顾了一下，看到里面没有任何人，就扭头冲外面说道：“长官，麻烦你进来一下。”
“怎么，还让老子给你擦屁股？”那警察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
“那倒不敢，不过我觉得你这人心眼不咋的，心眼不好的人会遭报应啊。”
“浑蛋！还他妈反了你了。”警察抬手一记耳光就抽了过来。
霍胜左手闪电般伸出去，准确地握住对方的四根手指往下用力一压。不等他的惨叫声喊出喉咙，右手已经如铁钳般牢牢扼住他的咽喉。经验告诉霍胜，至少要三分钟对方才能够因窒息而死亡。他等不及了，干脆在对方失去力气后，“咔嚓”一声扭断了他的脖子。
他三下五除二剥下了他的警服给自己穿上，又伏在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确认没有人朝这个方向走来之后，他才登上分隔蹲位的矮墙扒上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根横梁。他的手在上面摸索了几下，很快就找到了两支用电工胶布粘在上面的驳壳枪。
他跳下来，抬起手来看了看那两支枪。这是两支712速射型的，每支都插着容弹量二十发的弹匣。手枪保养得很好，枪身擦得锃明瓦亮，闪烁着蓝幽幽的光芒。他把扳机左侧上方的一个旋钮转到连发状态，然后就背着双手出了厕所。昨天晚上，霍胜已经详细地了解了警察局的地形。除了藏枪的位置，他还知道这个警察局配备了一台小型发电机。发电用的燃油就存放在大门右手第二间屋子里。他明白，小方刚才所做的是要提醒他记住局长、副局长和吴警官的面孔。他们是必须要解决掉的。但是小方还不了解霍胜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活口都不会留下的。
那天上午，驻守在樊阳城内的日本宪兵部队以及建立不久的汉奸组织侦缉队忙了个焦头烂额、不可开交。早晨八点二十分左右，位于城西的城隍庙街一带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并且很快就燃起了大火。等他们风驰电掣地赶过去，城北的北大街又打来电话求救，说遭到一伙歹徒的攻击。对方人数不详，使用手枪和手榴弹，目前已经有数名警察殉职。
宪兵队长当时就判断出北大街也不是敌人的真正目的。但是急切之间，他只能兵分两路前往救援。果然，九点钟，他接到消息，位于樊阳城西南角的齐府惨遭灭门之祸。齐府的主人齐寿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扶持起来的维持会长。此人原来也是军统人员，日军的情报组织也早就得到过军统计划除掉此人的情报。对手毒辣狠绝的手段，完全符合军统对待叛徒的行事风格。同时也可以断定此前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声东击西之计的前奏。更没有任何人怀疑齐府灭门案和警察局杀人纵火案之间的主次关系。
对方的准备非常充分，来得突然，撤得迅速，查了半天也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线索。日本人也明白，不可能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完全是这些中国人愿不愿意说出来的问题。他们把悬赏的价码一再往上提，但没有一个人来领这份赏钱。无奈，除了加强城内各个出口的检查，他们只得选择最笨的办法——展开了一番地毯式的搜查。
但是军统南京站直属的樊阳分站一直把隐蔽工作做得很好。霍胜等人此时已经躲进了一个备用的地下密室。日本人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做不到将偌大的樊阳城挖地三尺。再加上原本几部活跃的电台霎时间全部停止工作、销声匿迹，搜查工作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绝境。
日军驻樊阳的特务机构也插手了。两天之后，他们获得一个线索。警察局在出事前曾经扣押过一个经济犯，但是经过现场清理并没有发现此人的尸体。所有的尸体经检验都是在起火之前被驳壳枪近距离射杀的。由此可以判定凶手是从内部突然开始袭击的。那个经济犯的嫌疑最大。几个外出巡逻的巡警都证明这个人是一个姓孙的警官抓获的。可奇怪的是，案发后孙警官也彻底消失了。在找到这两个人之前，案子暂定为内外勾结，这两个人的画像也被贴满了全城。
军统樊阳分站的负责人从街上回来后告诉霍胜，短时间内他是出不了城了，只好在这委屈一段时间。
由于电台不能使用，所以他们派了一个上了岁数的老特务，待最紧的风头过去，才毫不引人注意地出了城，去了一趟南京。等王汉亭发出行动顺利的电报已经是五天之后的事情了。
只有一个人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就看出来些门道，那就是远在南京的寺尾谦一。这份案情通报里面的“城隍庙街”这几个字一下子就让他警觉起来。他快速地浏览了一遍案情，感到这一切似乎就是做给他一个人看的。那个姓孙的巡警无疑是个关键人物，寺尾相信找到他下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也真心希望永远都找不到这个人。可以想见，在他要求樊阳特务机关寻找老住户确认石碑日期的时候，对方也在搜寻这样的人，孙警官或许就是他们安插在城隍庙街的内线。极有可能的情况是，那里的老住户找到了，定时炸弹的爆炸进入了倒计时。于是在孙警官的里应外合之下，一个杀人灭口的行动被干净利落地实施了。寺尾谦一不希望抓到孙警官的原因，就是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切都和那个人有关。
两个小时之后，就到了和重庆联络的时间。他很满意高桥松的调查进度，当然没有发出召他返回南京的指令。最后，他觉得再次软禁那个人恐怕会引起更多人的猜测。于是他给石井幸雄下令：首先，不得让他参与任何重要性的工作；其次，要派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监视。
4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否则这笔账，我是要算在‘更夫’头上的。”“老板”读过电报后，把电报拍在了桌子上。这个计划的原始动机来自“更夫”本人，他要求曲国才所做的就是派人找到樊阳的巡警小方，赶在局长汇报防空壕事情之前将知情的三个人灭口，将派出所的笔录彻底销毁。但是具体行动计划却是曲国才和王汉亭两个人周密设计的。
“他怎么会在樊阳留下破绽？谁让他去的樊阳？”
“这我怎么晓得？”苗副官无奈地摊开手掌，“当初他离开重庆的路线里也没有樊阳这个地方啊。”
“‘更夫’对这件事是怎么解释的？”
“他不肯对曲国才做出解释。”
“不肯？他想干什么？他以为我管不了他了？”
“不管怎么说，效果还是很好的嘛。如果不是为了修补‘更夫’的这个破绽，我们在樊阳的人到现在还下不了除掉齐寿生的决心呢。这也算得上一箭双雕了吧。”顾知非在一旁劝解道。
“我是怕这件事瞒不过寺尾谦一那个老狐狸。高桥松和南京联络了吗？他有什么反应？”
“昨天联络过一次。现在，他正在指挥李建勋调阅第一辎汽团三营的历史出车记录。”
“看来，他是想从汽车兵身上找到突破口，他的调查方向正确吗？”
“完全正确，当年为‘铁拳’的阵地提供保障的汽车兵只有一个叫艾守成的还活着，现在在昆明执行任务。我已经和昆明站取得联系，可巧艾守成正在往回赶呢。”
“哼，如果不是因为樊阳的事横插了这一杠子，我敢说寺尾谦一在昨天的电报里就会下令把那个高桥松调回南京了。”
顾知非点了点头，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老板”的判断。因为南京发来的电文里证实，寺尾谦一在调查了多多的口供之后，本来已经把‘更夫’等三个被软禁的人释放了出来了。
等顾知非和苗副官离开办公室后，“老板”一个人坐在椅子里沉思了很久。蓦然惊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拧亮台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铃声响了很久对方才接通了电话。
“喂？”一个年轻女人慵懒而又甜蜜的声音问道。
“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
“人家洗澡呢。刚下班回来，外面又起了一整天的雾，脏死了。”
“过来陪陪我吧，我叫司机去总机大院门口等着你。”
“我很累……”
“我也累，我们都需要放松放松。我会开一瓶红酒，坐在壁炉边等你的。”
“只喝酒吗？”对方发出哧哧的笑声。
电话那头的女子名叫李桃，今年二十五岁，是军委会总机班的接线员，“老板”和她认识已经两年了。
蓦然间，他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南京明瓦廊那个烟雾缭绕的大会议室里，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坐在会议桌的尾端，极力压抑着欣喜若狂的心情。因为同样坐在桌子周围的，都是一些历届黄埔生中最最杰出的精英人物。他的目光从这些人的脸上依次扫过，贺衷寒、曾扩情、邓文仪、胡宗南、丰悌……唯一站立着慷慨陈词的，是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滕杰。他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发起者。
那时候，法西斯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而是作为贫弱国家走向强盛的灵丹妙药被他们这些党内右翼顶礼膜拜的。复兴社就是仿照纳粹的组织纲领得到领袖的默许而成立的。作为最早的元老级人物，“老板”的身份无疑是最卑微的一个。他职务最低，名声也不太好，没有带过兵，更缺乏组织能力。他不能像别人，一站起来就能出口成章、侃侃而谈，而只能在角落里默默注视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但是他的内心并不自卑，他深知自己身上拥有的能力这些人并不见得拥有。常年的底层生活使他锻炼出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等种种本领。他没有留学德国、日本的经历，但在浪荡困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中国底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青帮头目、无业游民、盗窃犯、变节者……他熟悉这些人，知道在穷街陋巷、贫民窟、码头、赌场里照样有藏龙卧虎之辈。他觉得，真实的中国并没有被眼前这帮书生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他不但不自卑，反而常常有些自傲。因为他知道，从本质上讲，领袖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每一个人在会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理想。有人要做中国的约翰·里宾特洛甫，有人要做中国的鲁道夫·赫斯，还有人要做中国的赫尔曼·戈林。他的心中也有一个目标，但他当时没有说。
后来，滕杰因病早逝；丰悌因为长沙城的一把大火糊里糊涂地做了替死鬼；贺衷寒和邓文仪因为在西安事变中坚持使用武力解决而遭到了领袖的记恨，黯然失势。只有自己，在西安事变这个巨大的政治旋涡里审时度势、果断出手，毅然追随蒋夫人和国舅宋子文深入险境，与领袖同生共死、共赴苦难。从飞机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实现了自己当年的理想——成了当之无愧中国的希姆莱。正如一位国民党元老曾经说过的，复兴社最终成就的只是他一人。
那次会议的最后一项，是通过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老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最后有这么几条：不得贪赃枉法；不得吸食鸦片；不得赌博；不得娶妾。此外，那些担任高级职务的社员每月最多留下200元生活费，其余的薪水全部上交充公。
今天，他随随便便一顿晚饭就要花去200元；他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到处都有别墅和公馆；他没有娶过妾，甚至在原配死去之后，至今还是一个独身男人，但是他玩儿过的女人多得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他不知道那份《纪律条例》现在躺在哪个故纸堆里。
他出了办公室，交代了苗副官晚上需要完成的工作，又嘱咐他打电话到公馆，吩咐仆役把壁炉烧得暖和些。
他下了楼，坐进汽车后座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颗痣。那是一颗生在腰间如绸缎般光滑皮肤上的痣。他忘了那颗痣是属于女电影明星的还是接线员的了。但绝不会属于他手下那些美貌的女特工们的。不过，很快他就会知道了。
那天夜里十二点多，“老板”被床头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恼怒地抓起话筒。
“噢，是苗副官啊。”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他握着话筒坐起身来，头脑看上去也清醒了许多。对方说了大约两分钟的话。“老板”低头看了看，李桃只是翻了个身，她此刻睡得正沉。
“豹子岭那边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李建勋那里。顾知非正在牢牢盯着他。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他商量着来嘛……对对，这件事他跟我汇报过了，是我同意将《巴蜀日报》编辑部的人手撤下来一半的……不要怕，我还巴不得那个高桥松去查问一下彭巨峰呢。‘更夫’当年做的那件事完全是真的，不怕他查……”
老板的声音很轻。但他并没有看到，睡在身侧的李桃尽管发出轻微的鼾声但正在慢慢地睁开眼睛。她努力地、默默地把听到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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