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了。”他平静地说，若有所思。
“在想清楚这些事情之前，我可能要一次次拒绝你了。”她温柔地说。
“如果我能证明自己呢？”他最后问。
第二天，她和克拉克·塔里早早地就踏上了回洛杉矶的飞机，途中，有几辆黑色的车子一直悄无声息地跟着，路上再没有敢骚扰他们的人。
与此同时，演艺界人士空前团结地开始了对她的维护，其中很多仗义执言的人她甚至都没有见过：约翰·c·赖利当面斥责了一个传播伊斯特“丑闻”的工作人员，戴安·基顿动情地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她所了解的伊斯特·德比基——礼貌、友好、正直、极富才华，马龙·白兰度则在《综艺》杂志对他的专访中隐晦地发表了看法，“要想真正了解一位导演的为人，与其听信胡编乱造的报道，为什么不从她的作品中找找答案呢？”，传言即将和伊斯特·德比基合作电影的杰克·尼科尔森对着一个追问他意见的狗仔竖了中指，而在被记者团团围困时，少年巨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面无表情地回应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和她合作的经历是我最愉快的拍摄体验之一，她领导的剧组是我所知道的最严肃专业的一个”。
最终，这场闹剧的最终定论在弗朗西斯·科波拉接受的电视采访中被给出——“我认为无根据地攻击一位名声清白的导演是不合适的，对待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人，观众应该更严谨宽容一些”。
尼拉麦克斯公关部成员的巧手在她遇袭的新闻（一张克拉克·塔里满脸是血的照片从奥普拉秀节目组内部泄露出来）、同行们对她高度的赞誉和《芝加哥》即将上映的消息间穿针引线，全国的评论者在谈论这件事时一再地强调着这样一句话：“年轻女性导演对花花世界的反思在这部电影里淋漓尽致！她也因此而招来了差点杀死她的袭击！这绝对是年度必看作品！”
一场堪称范例的宣传发行就如此引起了全球观众的热切期盼，软弱而平淡的创作故事是引不起观众兴趣的，但血迹、凶器、被击碎的美可以。
在澳大利亚，国民们作为同乡成了她狂热的信仰者，在日本，发行方加加通讯娱乐公司打出了“天降的电影天才不惜赌上名誉与生命之作”的宣传口号，在挪威，冰天雪地里影迷们裹着被子排队购票。这样疯狂的场景是只能在儿童故事《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抢购藏有亿万巨奖的巧克力时才能想象到的。
任何一点有关《芝加哥》的边角料都成为了打开一个新世界的象征，就在这时，尼拉麦克斯公司更是宣布了一项重磅消息：《芝加哥》和伊斯特·德比基的其他电影一样，都不会发行光碟，在上映期结束后所有的胶片拷贝将会被封存在尼拉麦克斯位于加州的仓库中，以固定的时间在与尼拉麦克斯有合作关系的艺术影院巡回放映。
这是从未有过的经营方式，众所周知，电影公司一大半的收入都来源于光碟发行和家庭影院的版权。能这样做，说明伊斯特·德比基的电影所能带来的盈利已经不需要这一部分收入作为支撑了，单单是她的名字就足以吸引观众走到电影院去付钱观看。这也意味着，除了被索尼公司买下的游戏开发权为观众们带来的几丝希望之外，这些影片不太可能再在银幕之外被看到了。
1988年11月23日，他们得到了道德审查会颁发给《芝加哥》的许可证。
1988年12月16日，《芝加哥》在纽约预演，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马库斯·范多伦对这部电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部让人难以忘怀的影片，镜头极其聪明迷人，鲍勃·福斯风味的舞蹈被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同时又不可思议地带上了单单属于伊斯特·德比基风格的烙印——品味独特的音乐，明丽完美的色彩，名画般的构图，极富戏剧张力的场面调度，震撼人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二十六岁的导演如何在完美地把音乐剧和电影各自独有的特质结合起来，最终完成了属于我们这个世代非古典亦非超现实的独特肌理”。
专业影评人苏珊·丽兰从预演现场走出时对围拢过来的记者们这样说：“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首律动诗，身体的每一处肌肉都在向观众传达微妙的信息，我想象不出导演是怎么做到的。除此之外，它又不仅仅是浮于喧哗表面的二级片，事实上，影片对女性生活的探讨深度让我震惊，导演不仅仅是个悲观主义者，还是宿命论者，更是存在主义者。”
12月25日，《芝加哥》全面上映，两天内取得了超过五千万美元的票房，并且这一数字的增长速度还在上升。
12月26日，《时代》杂志撰文写道：“二十六岁的导演、编剧伊斯特·德比基再一次表现出了超凡脱俗的能力，全片挑不出一点瑕疵，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是好莱坞又一位可以被写入电影史的导演。”
自此，在她从影八年后，王者的手杖被她牢牢握在了手心里。